东方红小学

2019-05-31 23:25 | 作者:微云疏雨 | 散文吧首发

“哎哟!”

我一声惊呼,上半身弹簧般缩回自己这一侧,差点碰倒摆放在课桌角落边的“东风墨水”。

图画课,画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身扎皮带、发齐耳,一手叉腰、一手拿枪。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图样,我们跟着临摹。那只驳壳枪难倒了我,图画本被橡皮擦擦得破了个小洞,一着急,手胳膊肘趴过三八线。

我侧过脸对同桌怒目而视,他瞪着眼也气咻咻看着我,像一只准备斗架的小公鸡。三八线本来就不公平,他一笔划下去,占去桌面的三分之一,我稍有逾越,他就高高扬起他的手猛地镦下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的手伸向那瓶“东风墨水”——今天他穿一件炫白的(非常白)的确良衬衫,新的,很有点洋洋得意。

风从窗外款款吹来,教室外蔬菜场的菜地,打了棚子的瓜、丝瓜,开着一朵朵嫩黄的花;再远一些,茅草丛生的土坡坡上,县机械厂的红砖围墙围成弧形的一线,隐隐约约,可听到“突突突”的机械声。

从东风小学转到东方红小学,我读二年级。倒不是东方红小学近,桃花坪就那么巴掌点大,从新街上街口走到老街上街尾,不用半个小时;但那时候居民严格按片区管理,居委会主任下面还有联组长,国事、家事,都有人管。搬到老街上,所属居委会便也不同。

管有管的好处,至少不像现在,小孩子上个幼儿园就要开始拼。东方红小学的前身乃国民政府创办的一所公立小学,1954年被确定为县重点,教学质量自不必说;校舍,几经调整合并,最后搬迁至城北已经停办的隆回师范校址内,四合院式的校园,绿树掩荫下的青砖教室楼,无论环境还是规模,在县境内都首屈一指。好在我们读书时没谁在乎这些,所以小孩子上学转学,不分阶级出身,大家一视同仁。

我被安排到19班。站在我们住的大杂院后面那坍塌的院墙上,可以看到学校前门粉墙黛瓦的围廊耳房和入口门洞,走过去,大概5分钟路程。当然,我不可能那么快就进校门。大杂院的烂墙根连着臭烘烘的公共厕所,过了这一段,青石板铺面的土炕炕路缓缓往上抬高,右侧一溜陡坡,长着结红黄小果子的枸杞树和打红色、紫色花朵的牵牛藤,陡坡下平敞的蔬菜地,浇灌用的浅溪游着小蝌蚪和饭饭鱼、溪边开满婷婷野菊花;土炕路的左侧,一间挨一间的居民住宅,沿途都有班上的同学。我们三五成群结伴上学,那些小花小蝌蚪的对小女生太吸引。走走停停、一路玩耍,听到上课钟声响起再进学校,也不会迟到。

但我迟到过一次。10分钟课间休息,我不知跑回家拿什么东西,上课的钟声响到第三下,本来已经穿过学校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偏偏被一个过路的乡里妇女拽住,她挑一担白菜上街卖,卖完,算不清收钱的总数对不对。我掰着手指头帮她算了两遍,报一个数脱身,跑上二楼教室,全班同学都扭过头来看。

老师罚我站着听课。我低着头,还在算那一把白菜一把白菜的加法。因为我担心报的数,会让那位乡里妇女回家挨一顿臭打。

也许,头痛数学,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语文课却是我最,这和老师有很大的关系。不记得是几年级,调来一位新班主任刘老师,教语文。他是第一位留在我少年印象中的老师:浓眉大眼宽额头,身材高大结实,走起路来兴冲冲带一阵风。他上课像讲故事,绘声绘色,听得我很是投入。有一堂课讲董存瑞炸碉堡,教室里鸦雀无声,我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此时下课钟响了,我“腾”地起身、脱口大呼:“同志们,冲呀!”,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捂住嘴巴,惊醒似的看着老师。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楞了下,跟着也笑了,说:“下课。”

作文,就是这时候喜欢上的,好像,还上过一次“全县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什么刊物。一次在教室外的走廊遇着刘老师,他摇头晃脑、手里拿着一本作文本口中念念有词很是得意。上课了,老师在讲台上念的竟是我写的作文《我们的小农场》,第一句我还记得:“我们的小农场,真美呀!”

但有的老师,就不欣赏这种调调。学校来了一批师范生实习,我们班分到一个代理班主任,小小的个子、小小的眼睛,头发直茬茬往上长。他教我们写作文,开头总要来一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动辄说“我们革命的小将”,学校成立***思想宣传队,专挑个子高大、发育成熟的女同学参加。有一次上语文课,不知什么事,他气得一拍讲台、满脸通红、小眼睛瞪得像两个玻璃弹子。下了课,教室后面的黑板、墙面,立马贴满“我们革命小将”撕作业本写的小字报。那时候小学生是练毛笔字的,字虽写得歪歪斜斜,措辞却几乎一样:“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开头,都写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知道这位代课老师有没有受到处置,当时学校进驻了工宣队的,我都被喊去问过一次话。那工宣队干部住在学校前门右侧的一间厢房,高高瘦瘦的人,弓着背、低着头,目光阴郁看着我问话:叫什么名字?爸在什么单位、干什么的?妈妈干什么的?我仰头看着那张菜色的脸上一张一合的嘴巴,心里面有一点害怕——我们年级有一位男同学,在厕所的墙壁上涂鸦,写了一句“打到***!”,被人举报说他写反动标语,大会、小会勒令站他起来挨斗。当他问到“你经常去打乒乓球么?你喜欢打乒乓球么?” 我人小心眼玲珑,想起有人举报班上某同学偷了学校一个乒乓球,看来这位工宣队急于抓典型,弄错人了!于是赶紧撇清:“我不打乒乓球!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其实,我喜欢打乒乓球,虽然打得不好。并且,上体育课打乒乓球,是老师经常安排的一个项目,进大门走不远,那栋土墙(砖墙?)青瓦的长棚,一溜摆了十几张乒乓球桌。

历史总是轮轮回回。时隔47年,现在我们同美国打起了贸易战,并且火药味越来越浓。72年,“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乒乓球在全国中小学内火得一塌糊涂,连我老妈,也叹了一口气说:“唉,你要是学会打球就好了,今后,也有条出路。”出路不是小学生考虑的问题,但一身帅气的球衣球裤、白色或蓝色的网球鞋,一清早从县文化宫跑过大井眼、细井眼、臼里康的那些身影;还有,开运动会,大白馒头的早餐,确实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也是那些校宣传队、县体校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袁同学,从外校调来东方红小学,乒乓球打得很好,人长的像电影《向阳院的故事》里小女孩花——短裙子、花衬衫,乌黑浓密的头发齐涮涮剪到耳根子下,一张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充满了阳光和朝气。那时候严格分男女界限,要不,该迷倒几多少年男生。

说到《向阳院的故事》,我想起货郎黄一朗(黄鼠狼?)教小孩子唱的儿歌来了:“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朗朗上口,几十年了我还记得;还有一首“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不读ABC,也当接班人。”的顺口溜,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读书无用”,黄一朗被标签为教唆青少年的大坏蛋,写顺口溜来搪塞老师和考试的学生,却被宣扬为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小将。

现在的人总说:“坏人变老了”。我们从小耳濡目染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小学生,那知道孰是孰非,好坏对错?这几十年风云变幻、道德观、价值观越发模糊不清,信仰缺失、阶级敌人更找不着北,老了,自己倒成别人眼里的“坏银”了。

前阵子回老家,我去了一趟东方红小学,站在朝南的大门口往里看,横竖几栋气派的教学大楼,呈凹字型环抱宽敞的操场,正逢暑期,孩子们有的在打篮球、有的在颠足球;走进去,连廊相接后面还有好几栋楼房,感觉,比以前扩宽了很多。现在的东方红小学,无论规模布局、设施环境,都堪称一流,但我的内心,却还是怅怅然的——那粉墙黛瓦的前门、围墙呢?那初繁花似雪、初青果盈枝的梨树呢?下课放学,咽着口水,也不抬头往上看,树上结的果子是公共财产,成熟了学校统一摘下来,分配到班级,老师,再发给同学们,每张课桌上,按大小均衡,放上2~3个,黄皮的个大皮厚,青皮的虽然小,但皮薄好吃;学校的食堂,在前门的左手边,走进去,穿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种菜的小园子,“我们的小农场”收获的花生、红薯,挑回来,老师让我们先送去学校的食堂,好像花生,也分到过一两次;还有,脚下站的操场,以前是黄泥巴硬土地。女同学篮球比赛,抱着球拼命往前跑,被前面的截住,十几人趴在地上抢成一堆。男同学站在场外看急了眼,喊道,留一个人站在篮球架下!果然,球滚到了我脚底下,捡起来——篮球网好高好高呀,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天上一丢,球进了!

这是我参加过唯一的一场篮球比赛,也是那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

回忆的色彩虽然暗淡发黄,但内容,却让人内心很是温暖。因为又改回秋季招生,我们这一届学生,小学读了5年半。参加了照毕业照,我却生病住了医院,阑尾炎,医疗事故手术动了两次,在医院住好长时间。手术那天,刘老师带班长等几个同学来看了我,以后,几乎隔天老师会来医院看望,再在班会课告知同学我的情况。好多年后,听班长说起此事,我感动不已。

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呵呵,也许有人会问:和同桌的架打了没?那次同学会,我问同桌:我们还打过一架,记得么?他说不记得了。

架肯定打了。那天正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上课,下午学校组织去县文化宫看演出,他穿了件炫白的的确良衣服,背上,有一串刺眼的蓝黑色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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