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们

羑河纪实之三十

队长们

文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老家石林黑塔村生活时，当时村子称为红星大队，下有六个生产队，这样村里就有了六个生产队长。

队长们让社员们上工前分别到指定的地方集中，然后根据农事分派工作。聚集的地方或是队里的饲养院，或是村子的一处巷口，或是队长家门前不远的空地。队长换了，一般情况下集合的地方也换，总之得找一块地方让队里的人方便地集中。

农活不忙时，上工前老农民们就已集聚在队里指定的地方，等队长们指派活儿。农忙时，提前来的人就不够用了，队长们就常扯起喉咙喊人，好让更多的人来上工，每个队长喊人的方式不一样。不知何时，村里有一首歌谣在流传：

一队吔打钟，

二队吔上工，

三队吔当老爷，

四队吔出恭，

五队吔拿剪子，

六队吔翘尾巴。

疑是好事者根据现实编派的，同时“疑邻偷斧”的心理也在起作用，人们也觉着队长们确实越来越象儿歌中所唱的那样。

一队的钟其实是块破铁钟块吊在树上。上工时有钟声，也是一队的某些队员自豪的一件事。听说是当年大炼钢铁时，钟被砸碎了要炼铁，饶幸留下了那么一块。一队队长用顺手的家伙敲它，叮叮当当的声音常有所不同。有时队长用木棍子敲，但木棍子常被人们顺走，左找右找都找不见，于是队长就找能敲破钟块的东西，或一块石头，或一块砖头，踮起脚尖手伸着高高的在破铁钟块下敲打，可是钟下常被人们收拾的异常干净，队长找石头、砖头也不容易，用带来的锄头、镢头敲又容易力量过大，破铁块来回晃悠，人看着头也来回晃悠，敲第一声容易，敲第二声就不容易了。队长晃晕了头敲了一通后，人们才懒洋洋的从家里打着呵欠过来……。到后来，破铁钟块也不见了，于是一队队长也和别的队长一样靠吼让人们出工，但打钟的名号却传了下来，就是队长换了，根本没打过钟，可打钟的名号象狗皮膏药紧紧贴在身上。

按理说，一队的队长敲了钟，全村各队的人们都知道要出工了，该出来了，但是大多数不那么主动的社员，非要自家的队长也打出出工的信号才出来，随着一队队长的断断续续的敲钟声，各队队长的吼声也此起彼伏：

人们总觉的二队的队长吼的是“上工啦，上工啦！”

人们也觉的三队的队长叫的是“老少爷们出来吧！”

四队的队长喊的是“出工啦，出工啦！”有好事者认为喊的是“出恭啦！”出恭是文化人说上厕所的意思，但不能说乡下人就不懂不用。那些年月人们在地头上大呼隆干活，总想办法磨洋工，不时有人向队长请假，这个说家里有病人，需要回家看看，那个说家里孩子还在吃奶，需要回家喂奶，理由奇葩的是要回家大小便。队长说随便找个地方解决算了。他就说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人，不能拉野屎尿。队长说谁不知道你的小心眼，肥水不流公家田。你这是出工呀还是出恭呀？以后给我少喝稀饭，多流汗，这样你身上就不会有肥水啦。于是出恭的话就套到他头上来了。

五队队长其实也是靠吼让人们出工，说他拿剪子，是说他一天到晚老说要拿好社会主义的剪子，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尾巴剪掉。村里的人们说他才是村里最大的搞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人，因为五队办了个木器厂，有了活和来了电后，锯木机的刺耳声响的全村人都知道。有了这个小木器厂，五队的小日子是全村最好的。改革开放后，好多人家也学样，在自家院里按了锯木机。

传说六队队长有一次训斥队员说：你们，太阳都照着屁股上的尾巴了还不出工？人们哈哈大笑，于是得了个翘尾巴的称呼。有一种说法是，五队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说六队的人专心在自留地上下功夫，资本主义尾巴翘的高高的，我们得用社会主义的大剪子下功夫剪。其实那个生产队里的人们也都是在不多的自留地上下狠功夫，偏偏是六队躺者中枪，有苦也难说。

当生产队长不容易。村大队长主要考虑根正苗红和人脉，但生产队长就必须考虑他的综合能力，一是熟悉农事并都能拿下来，人们别想在农事上糊弄队长；二是为人正派，有一定组织能力，这样才能合理分配农事，大家才基本上服从安排；三是有一定文化或者记忆力好，能把安排的工作内容、人数、啥人在干、工作量写下来或能说的清清楚楚；四是能忍，队长其实是谁也得罪不起，成为生产队各种矛盾的焦点，只能忍，受了委屈还不能撂挑子，得继续指挥农业的生产。因此有些出身不好的人也能当上生产队长，或队里的小姓人家干队长。比如我们二队，李姓占绝大多数，但队长是由小姓白家人家担任。

说起来，其实人们并不愿意干队长，在那个年代农村生产队长是个高危职业，历届运动在农村是先拿队长开刀，不少队长因此带着这样那样的帽子。作为生产队长，可以比普通百姓早得知一些政策，给亲朋好友多上地的机会，但招工、参军、上学、批住宅地基等真正实惠的事其实是大队干部说了算。作为小姓的二队队长，二队的事其实是队里的大姓人家点了头才算。很多事，生产队长要承担各方面的指责，比如粮食产量，上面让多报，可以多抽粮；下面要少报，可以少纳粮。如实报产量，上头骂，下头也骂，最后报多少是各方面博弈的结果。还有人们常因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到队长家里要说清楚，家长里短的事本来就说不清楚，队长成了大家的出气筒，最后大家都忍了一肚子气，不欢而散，队长家的灯油白白耗半夜。因此，队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队长们都多次表示不想干了，但都在大队干部批评了之后又接着干。就是平时好说我们队为什么要小姓人家当队长的人，到了真的要更换队长时，又觉着还是不动好。比如我们二队的队长，人老实，懂农事，干活肯下功夫，家属也不占便宜，家里条件相当好，老人身体好，姐姐出嫁了，自己是家里的独苗，如果是一般人家找对象并不难，可是队长很晚才结婚，听说这还是女方家因为生辰八字对上了才同意的。

队长们与农民直接打交道，深知农民的心思，在土地实行承包制前，变形的做法已产生。比如说锄地里的草，每块地多大，锄草值几个工，在队里私下公开，让本队队员自愿报名，然后根据报名者的劳动态度及能力决定给多少地让他锄，草锄完后根据情况决定给多少工分。还有是想方设法扩大自留地，比如说，两个队经过商量，原有的菜地合并让一个队用，然后找一块地作为新开的菜地让另一个队用，这样两个队的菜地都扩大了，人均自留菜地的份量就多了一点点。胆子更大的队长以集体的名义办小加工厂。这样做，风险也大，运动一来队长首当其冲。

实行责任制后，队长转身成为村民组长，也是吃力不讨好的话。农村的土地纠纷、家庭琐事、邻里吵架、计生医疗、困难补助、劣货坑农、谷贱伤农等事特别多，过去好歹还有扣工分的手段，现在只能摆事实、讲道理，最后还是找村里真正管事的村干部，但很多事，村干部也无奈，于是把民意向上反映。

说实在话，在穷地方，现在没人愿意当村干部，何况村民小组长，有点能耐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出去打工了。但是村里总得有人担任村干部，小品上说，别拿村干部不当回事，豆包也是干粮，作为连豆包也算不上的队长即村民组长，恐怕只能是咸菜了，但在农村谁又能离开咸菜呢。谁要出老队长牌、队长牌咸菜，知识产权可得归作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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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