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一睁眼，当我再次看到阳光的时候，实际上从窗户看到的已是下午了。
下午标准时间三点半，我实在不愿去看人才网了。这时，有一个小女孩在窗外不停呼喊邻家的玩伴，换做我小时候，我会直接去他家里找人。
一个小男孩哭哭啼啼地说：“我准备买车的一百块钱少了一块钱。”
“你不是买吃的了吗？”女孩说。
“可钱不够了啦？”
“可你还剩那么多钱，比我还多，你还有手机，我都没有！”
100--1等于多少，我熟悉1这个数字，但其后尾随的两个0让我甚是惊讶，就像两个秤砣直压在我的心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还在绕着这两个0转来转去，结果还是没转进去，三天后，我的通知书上数学成绩是99分，看着这两个重复组合的红色数字，我似乎才恍然开悟。那年夏天我7岁，准备读小学二年级。
我已不记得高温天气持续多久了，我租住在四平方的空间里，感觉到中间有两三次台风路过。在这个空间里我习惯只穿个短裤，旁晚开始，最折磨人的莫过于一个个清瘦的蚊子，常常让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两难。
又将近一个月没工作了，除了投简历打电话面试外，即使遇到最热的天气，我也习惯一个人一整天呆在小房间里。有时看点书，或者上网看看新闻。
有一段时间我夜里常常失眠，加上没工作，就睡到很晚，经常是枫来电话才无意间把我叫醒。偶尔，枫似乎也怀疑我没去上班，但我依然使尽浑身解数装作在上班，有时我说刚犯困在办公桌上趴了一会，有时我会说手头忙完了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下，编理由直到枫不再追究为止。
又到月初了，该交房租了。还是夏季好，租房里虽没有热水器，用冷水洗澡，虽冷，却也省电。
听说又近七夕了，但很久以来，我对节日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枫说，可以的话，陪她散散步，我说，只要天气允许的话就没问题。
其实，我关注的还是另一个问题，七夕后不久就是枫的生日。我从小没过过生日，我也没有参与过别人的生日活动，但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每过一个就会少一个。也许因为从小家境所限，我不喜欢把它公共化，但枫的生日于我毕竟是第一次。
去年的这个时候再稍前一点，每天依然像很多普通的日子一样度过。
一个闷热的晚上，无聊之间，很少聊QQ的我，经别人介绍，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出于无聊，也许兼而有之，我联系上了她，很快我就知道她是一个还在读本科的女生，我与枫的相识就这样静静地的开始了。
就在与枫相识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工作的低谷期，在福清一家中型电子公司里，以劳务派遣形式做人事工作，近一年时间，整天处理各种杂务琐事，有时半夜还要出去处理厂线员工纠纷，正常的作息时间被打乱，待遇也不好，一直准备换工作，恰好接了一个平潭私校面试的电话，便抽空去看了看。
平潭给我的第一印象同其他小城市没什么两样一群没有个性的城市成排成行，只是多了一点风在晃动。从接电话到面试签合同相隔不过一天时间。
打算去平潭的时候，有一大箱子书，太重，想送一些出去，便想到了枫。枫说，她也喜欢阅读，我便约枫来福清。
枫是一个下午下来的，八月份的天气还很热，我想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便带她走走，那晚没什么月色，事实上，第一次与枫走在一起，紧张之余别无什么景致，但那晚山上清风阵阵，确实凉快。枫是穿高跟凉鞋来的，所以只走了一段就下山了。
回来的路上人流稀少，看多了新闻上绑架打劫事件，平时虽不以为奇，此时却时刻紧张，左顾右盼，每次看两遍，确定周围没什么动静，暂时无威胁才又一步步向前走，一直到街上，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事后过了很久，我跟枫提起此段经历，枫笑着说我太警惕了。
我住在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里，附近都是工厂，没有好的宾馆，我只找到了一个小旅馆，大约六平方的空间，还带了卫生间，有一台老式14寸彩电，室内很热，好在有空调，窗外是一条街道，临街开着各式各样的低档餐饮店铺。将近十点，各个厂里的工人陆续下晚班了，我听到有很多四川人在说笑，还有很多贵州人、河南人的腔调，其他的口音就很难分辨了。
快十一点了，我准备回宿舍，但也不知为什么，一个人行动惯了，今天突然觉得还是有些什么不放心，走之前，我再三叮嘱枫睡觉前要关好门窗。
那晚，我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吃完午饭已是下午一点多了，我拿了些书给枫，没想到枫还专门给我带了一盒茶叶。到汽车站时，枫说让我先走，她不喜欢别人看着自己离开。
以前，我也想过将来从教的事，但也并没有细想，有一天，就是今天，我突然就成了一名教师。可是自己连一张教师资格证都没有。也许是出于一种侥幸，仅仅是和学校领导聊了聊天，彼此似乎感觉还好，于是就签了合同，仅仅就是一个简短的聊天，但事实证明，我这个匆忙之下的决定显得很愚蠢。
当我再次路过福州的汽车南站时，已是一年后的事了，连续几次，我总是习惯性地向着停车场里的大巴打探一番，并不是想看看有没有开往平潭的车，常常是不自觉的一望，也许是那个地方留下了许多去年等待时的无聊。
其实，我每次从那里上车，身后都有一个身影。但后来，我曾多次试图想象我与枫像情景剧里一样的分别场景，像通常诗文里流传的送别场景那样充满诗意，但都不成功，因为几次我在上车的瞬间回头时，发现枫其实并不在身后。
每个或大或小的城市，都免不了临时而拥挤的人群，我常常在与一个个车窗里的陌生眼神对视的那一刻，会突然间感觉到自己与一个城市的距离，那个时候我往往会选择换一个地方，至少心里是这样想的。
像大巴这样的交通工具，我讨厌它因空间小而充杂着各种临时的气味，但因它的灵活，我有时倒是也感激它，感激它给短途旅行带来的便捷，感激它像一个移动收容所一样，短时间里降低一个城市的流浪人口，使一个城市一次次回归到常态。渐渐地，我开始习惯大巴里的气味了。
我常常想，我只是个小人物，有的也只是一个小人物的想法，学习，工作，最好有一份称意的工作，如果遇到什么机会变成有钱人的话，不用去上班，做自己的事，然后像大多数人一样延续一个个普通的日子。事实上，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从我自己的角度上看，事实又往往并非如此，我是说就结果而言。但这并不是说，我超越了自己的某种想法，恰恰相反，就像做梦一样，我在自己的梦里多数时候就像站在一个个球上，来回在上面摇来晃去，周围没有观众，但我也没办法停下来，似乎四周并没有落脚的地方，都是悬空的，我也无力控制种种遭遇。很多时候，我总是像飘浮在生活表面的某种化学成分一样，跳来跳去，似乎就是这样。
我几次坐着通往福清或平潭的大巴，看着一路经过的山和山上的树，每次经过，看起来，似乎都无变化，一静一动，从古至今，不停地在重复转换。有时又会惊讶自己为什么就下车了，当坐在车里的时候，围着山的表面一圈又一圈转来转去，总是这样，山里面是什么，我永远都无法明白。
当我一次次想通过自己的实践解释日常生活时，我发现一个词也说不出。日常生活是什么，当我不断对比手表和打卡机上的时间时，我难以察觉的是，这种刻意的行为早已把自己抛到一个圆周上，来回摇晃、重复。好像昆德拉说的那样，“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的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的活力与精神。”
每次乘大巴，有时候刚落座，有时候是车刚刚开动，我其实还在找寻着一种自己与一个城市共同的地方，一个相似点的时候，枫的电话来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但我从她的哭声粗略推测，应该是在一个角落，一个人少的角落，那样才可能属于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进入一个城市了，至少是接近城市的一个角落了。也许因为不懂生活，我很难去安慰一个人，顺着枫的哭声，我设想着一个异乡人进入一个城市的的各种路径和即将作为一个哪怕是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但想象常常正如物体表面的纹路，你在看的时候也会被阻隔在其表面，但并不就是说纹路欺骗了你。
有同事说我是一个刺猬。他当然不是赞美我的温和，不过我倒是也接受他这样形容，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像契诃夫说的那个套子里的人，而是我在感觉中发现，我与那个套子里的人在动作上有惊人的相似，想到这里的时候，即使是回忆，我也会莫名地感到惊讶，原来，我的动作在百年之前，都已经被人重复了，我不是感到失望，而是因为我为自己这样想而感到奇怪。
还在福清的时候，我就已经习惯了时常搬家的生活，个别时候也是为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喜欢那种门对门的房间布局，但我的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我发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常常总是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然后，我又慢慢因为那种奇怪的呈现方式而来回变换自己的动作。我第三次搬家是在距上一次搬家将近两个月的时候，这次，我的租房绕过了门对门的布局，我最近的邻居与我的租房成拐角形式，不用开门相对了。
夏季接近尾声了，可以安全过一段时间了。
连续一个半月，我正常上下班，正常回家，正常关灯，正常睡觉。
我经常也习惯性地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
可有时也会遇到意外。
早晨，天阴，就在我出门的一刹那，我的眼镜镜片前闪现了一个点，在灰暗的光线中，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浑身不自在的东西，我连续三次转身。事后，我模拟同样的动作，我假设因为镜片与视网膜以及在匆忙出门的动作抖动之下，视觉对所见之物出现判断失误，也就是幻影。犹豫之后，我也正是在通过一个比较轻松的转身动作来核实那个假象，到第三次转身时，我基本确定那家伙的门上存在一个类似于猫眼的圆孔，但很奇怪，它的位置比通常所见的略显偏左，而且整栋楼里，其他都是木门，唯独这件是铁门，虽说是脱了漆，仔细观看，还是能分辨出来。此时，门里没有动静，我不敢多看，那扇门前似乎早已潜伏一个暗示，不准多看。
从今天开始，我在下楼的瞬间感觉楼梯陡了许多，走起来很费劲，上班第一次出现迟到，一下班就跑回家，第一时间关上门，近乎侦查式地检查每一个角落，焦虑并没有因此消失，因为我并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事物。然后我端坐在床头深呼吸，准备逐一检查自己近一个半月的言行，我把活动范围按估定在十米的直径范围内，事实上，假设拐角装猫眼的租房里有人在住的话，这个范围就早已经包括了另一个从未谋面的邻居。
我在仔细分辨我近一个半月来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范围内的嫌疑细节时，几次惊异的发现，我说胡话的习惯至少三次以上有走漏嫌疑，这个严重的问题使我一连两个多星期失眠，最可怕的是，我有说梦话的现象，这却是我无法进行审查的地方，而我的门是木门，下面还有很大的缝隙，讲话除非对着别人耳边低声说，否则如同站在门外聊天。我的不安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我开事感觉很难控制自己的表情。
半月里，我查阅了很多关于猫眼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最让我不安，据说有一种猫眼具有望远镜一样的探视功能，一个北方人曾通过猫眼观察楼道行人的表情，一天，一个一副面目憔悴的表情使他本能的感觉到那人鬼上身，于是拒绝开门，直到那人被一些奇怪的人抬走，于是成功躲过了鬼缠身。
那个猫眼正对着楼梯口，我上下楼的动作表情都在可视范围内，我又是一个伪装能力极差的人，以至于，我的很多计划久久不能实现。
综合总总迹象，我又发现逻辑推理有时也显得不可靠，我自己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那么猫眼后面的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即使他没听到我不希望他听到的话，或者说，他原本就是一个聋子，我的动作会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呢？如果他潜意识里预感到我的危险了呢？那么，无论怎么说，我很可能被怀疑了。但也有可能，就是我在上下楼时，猫眼后面的人不在，这个时候，我最希望那家伙向其他人一样上班，一样早出晚归，我在猫眼里出现的可能就大大降低了，或者是，他长期出差了，或者，她就是一个白天睡大觉晚上出门的人。或者，我又发现这些词都变得摇摆不定，没办法让人全心信任。
单纯靠想象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我想到了古人兵法里常言的攻守结合，毕竟，在这一点上，我多少是有经验的。猫眼人不宜太高大，也不宜太矮小，毕竟楼梯上下不方便，环境也并不好，中青年应该最接近，这样，我就无法直接进入而一探究竟。
十年前，我高中快毕业了，但我困惑不断，高考没把握，父母闹离婚，我还陷入三角恋之中，尤其是后者，长期使我大伤脑筋，为此，我不得不经营一个计划，思考良久，想出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我结合长期的观察经验，决定从对手有洁癖且好面子的弱点下手。很早以前，乡里就传扬巴豆的威力，我很容易就找了一些新鲜的巴豆，等了将近两个星期，现在是午饭时间，我的对手兴冲冲的端着一碗面条迎面走来，我们是邻居，我发现他刚进宿舍就出来了，我以自己梦中情人的身份传递虚假信息引蛇出洞，第一步成功。我顺利把碾成粉末的巴豆搅拌在面条里，第二步成功。下午是被全校称为魔鬼训练班英语老师的课，也就是我们班主任的课，我们没有人以任何理由请假，英语课第一节快下课时，教室里开始绵延一股奇怪的臭味，尽管没人嘀咕，但眼神交流已锁定了目标，大家心知肚明。事后，我的梦中人若即若离近乎折磨似的，使我的对手自动淡出我的视野。第三步成功，这也是个秘密。
同时，在父母闹离婚这件事上，我偏向于母亲，尽管我的母亲常被邻居指出在生活作风上大有问题，但我主意已定，下定决心在这件事上快速有效解决问题。我曾在看一本杂志的时候，看到，西瓜有毒，虫子不知道，一口下去很快就倒在西瓜瓤里，就像漫画上的以牙还牙，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父亲脾气暴躁，爱酗酒，酒后失态，虽没犯什么大错，一嘴脏话，吐得满地，臭味难以形容。我反感他在离婚上的主动出击，尤其是在我中考的关节点上。根据各方得来的生活经验，我发现，对于酒量差的人，各种酒参杂一起喝更易醉，我选择父亲最爱喝村里自酿的高纯度玉米酒，把握一定的量，我在里面兑了一些啤酒和黄酒，这是在他近于糊涂的情况下，我递给他的，对于他，玉米酒的气味无法抵抗，一饮而尽。
第二天早晨的事，是父亲在清醒的时候最不愿别人提起的。
大叔二叔，大舅二舅三舅，大姑二姑二姨三姨一排排围在一起，各自背着脸，面目狰狞，显得尴尬至极，这一刻，父亲对于自己的裸体和周围的女性红黄内衣根本无法解释，尽管他事前事后似乎没有任何出轨迹象。
父亲坐在村东头的草坪上，烈日下低着头，那一刻我的母亲也背过了身子。
自此，父母虽然一直不和，但再没有大吵大闹，奇怪的是，议论母亲的声音也日渐少了。
这样类似的例子不少，我担心想太多会干扰我此时的判断，在逻辑上也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根本就没有联系，所以我还是努力使这件事成为一个独立的私人事件，简单了结。
连续三天，我都早早回家，在猫眼前脚步轻重不一，装着接到秘密电话，故作惊愕言论，但，没有任何动静，引蛇行为基本失败。假定我在行为上没有破绽的话，可以说明那家伙是个极其冷静的对手，似乎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让我感到后怕。但另一方面，这种冷静也让我觉得有一点踏实，至少暂时没有看到自己被攻击的迹象。
我在下班的路上从公交车上听到一则新闻，最近谣言四起，造谣头目连连被抓，接着，各种媒体的边边角角挤满了各色吸人眼球的有关造谣头目的花边新闻和种种警示，我的神经也不免一阵紧张，公交车里人太多，我用余光逐个检查周围的每一个或真或假的面孔后，才稍稍轻松了一下，几天后我才基本确定，我不属于被警告的对象。
文明是个好东西，像对造谣者的抓捕一样，可以缓解一个社会的焦虑，只是这并不就是一个守恒的命题，文明有时倒更像是人类行为一个不自觉的副产品。
昨天厂里加班，快到租房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警车，我一向胆子很小，一听到警报声，便低着头在路边上慢慢走，直到周围都安静下来时，我才发现隔壁大门口围了一大圈人，我没有走进人群，因为很快大家议论的口径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命不值钱了！第二天我才知道，被抓的人跟我在同一个工厂同一条厂线做事，原则上是同事，听说是这家伙在酒桌上被同事开玩笑说带绿帽子了，这几天又与女朋友争吵不断，便以为是事实，酒量将近，大家还没注意，他半瓶白酒已下肚，摇摇晃晃摸去上厕所，正巧，一个厕所一个厕位，两个人同时挤进，没有发生争吵，只听到一阵轻重不一的脚步声过后，一个玻璃瓶被砸破，瞬间传出一声尖叫，店里一片玩骰子划拳碰杯叫好的声音立刻停住，顿时，厕所周围全是人，听说警察救护车很快到位，不过我的这位同事是在他的租房里被抓的。
这件事的发生与我无关，与很多人都无关，但它常常让我下班回租房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朝那个曾经出现过警车的地方望一望，有时我也会将这相邻的两栋楼进行对比，不过，相似的结构并没有让我看出来什么不同，一切同往常一样。
平时，我很少同枫联系。枫说我很冷漠。枫也说我有时像个木头，有时又非常敏感，还总结原因，说是因为生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和地区，基因非正常发育，发生突变，吃不胖，长不高，属于丛林法则中的被淘汰对象。我说这话部分合理，多少有点像。
为了保证我的每一个计划不受影响，我渐渐适应了非书面化日记书写方式，每天记在心里，枫和其他人就不会参与进来，我也习惯了这样。
又是所谓的劳动节。休假。早晨准备下楼时，我发现隔壁的猫眼似乎比先前看到的略大了一些。
我感觉好像真的有事要发生了。迄今为止，猫眼背后的那个人，除了可以些许猜想他很谨慎，很少外出外，整个形象还是不清楚，我还是没有对付他的办法。
又加班。
厂里还有很多人还在议论同事打人事件，听说因被打者脑部重度损伤造成残疾，打人同事被判刑。
下班后回到租房里，我下定决心，不能再等了，找个简单的理由，敲门或者直接进入，方法简单，有风险，需要一定的防范措施。我很快想到曾经在处理员工打架事件过程中没收的一把短军刀，灰黑色，可对折，已跟随我一年多，常用来削水果。
经过认真考虑，我佯装以交朋友的方式行动，备用话题为这段时间仍在热炒的各种谣言事件。刀藏袖中，轻轻敲门，连续三次，没人反应。又用力敲了一次，没有响动，猫眼太低，我趴在地上正准备从猫眼里探一探风声，不自觉地碰到了门边，门把手随着晃了一下，我侧了侧身子，攥紧了军刀，想了想，如果此人身高雄壮，我就说是有急事求助，比如怎么救我打架入狱的同事。如果我被用餐具或者别的什么威胁，我出于正当防卫，趁机用军刀将其制服，使其不能动弹。如果，一进门就被捂着头暴打一顿不能动弹，第一要想办法保存生命，古来英雄能屈能伸者不计其数，适当的时候可以编造任何谎言，求饶求情也是一种策略。
猫眼似乎被故意动过手脚，形状怪异，三角状，门又被我碰到了，门把手又摇了一下，拉开一条门缝，可以确定门没锁。我再次回顾了刚才的想法，又犹豫起来，想立刻返回。而一想如果门里的人看到了我刚才的举动时，综合我的种种迹象，晚上若对我宿舍发起攻击，我就成瓮中之鳖了。
不能犹豫了，无奈之下，我慢慢用力推开门，门慢慢打开，直到我发现门后无人，手里紧攥的军刀松弛下来，才感觉一阵浓浓的汗臭和食物腐烂的气味间杂而来。屋里一片狼藉，一个快散架木板床上仅有多半张凉席，里面还有一间厕所，有流水声，我悄悄走过去，手里的军刀慢慢向前伸，慢慢看到水龙头下方的洗漱池子里一片黄黄的水锈，厕所没有人。回过头，我再次检查，发现木桌上的泡面盒还有一点余热，屋子的门和厕所的门都开着，呈一条直线，除了凳子上几件没洗的衣服外，空空荡荡。
我不敢确定门外会不会冲进来一个人，我准备悄悄离开时，从身后传来一阵短促的笑声，我迅速转身望去，一个沙哑的喷嚏声从木床下面传来，我终于看到了木板床下伸出来一只脚，我俯下身子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的中等身高的瘦小男人躺在地板上，我本来有种想教训他的想法，他却不支一声，闭着眼睛微微笑了一下，随即转身躺着，那笑简单的像一块闲置的粗布，却又含蓄而深不可测，那一刻，我无话可说，我只想逃。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贸然闯入很不合适。
仅仅就在我站立的一小段时间里，床下接连传出了一阵阵呼噜声。我悄悄移动脚步，尽可能不发出声音，在出门的那一刻，我故意看了看那个猫眼，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后悔自己当时的这个冒犯的选择，我相信它就是一个猫眼，进门以后，可以推论确定只是一个普通的猫眼，太常见了，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而那个“猫眼”，我怎么都不相信，一个虫蛀的小洞？很久以前，经过小孩彩笔描画过，又有人用胶带粘过这个小洞，我脸贴着地面观察，胶袋上沾满灰尘，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当时眼见的就是如此，不过我还是不愿相信。
我悄悄地退出了这个房间，轻轻地关上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先打开门，好久没有敞开过门了，傍晚快落山的日光照进来，屋子里也显得空空荡荡。
这一天，就我的经历来说，与历史无缘，而就是因为这一天，它使我无法像以前一样去重复过去。无论怎样，要像昨天一样，去相信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但这样想，我总感觉有点别扭。
今天，天晴。房东电话通知涨租金，好在自己再过一星期就要转正了，我期待着工资卡上的数字有一个喜悦地变化，除交房租外，像枫说的那样改善一下物质生活，降低被现实剥离的可能。
今天，也天晴。晚上延迟半个小时下班，不算加班。下班前，我接到一份口头通知，明天开始放假。厂里正处于生产旺季，没人向我解释，我感到奇怪。犹豫之时，我发现主管办公室还亮着灯，我拿出了平时少有的勇气走过去，我远远看到主管的办公桌边一条猫尾巴在摇晃，办工桌本来很高，那条尾巴很长，上下左右来回晃动，是一种让人仰视的摇晃，摇晃的幅度有时略显夸大，然而，顺着猫尾巴发出的声音说明我的判断出现失误，此时我低着头，不过我可以确定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
办公室里很静，始终没人说话，我无法忍受，关键时刻，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镇定，我发现即使我的眼神在同事和主管两种不同类型的笑脸上飘来飘去，也不怯场。这时，S，我的女同事，手里抱着玩具黑猫，我前两天还同她开过玩笑。主管正双手交护在胸前，一脸松弛的横肉，似笑非笑，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没看过他的正面，房间里静悄悄，无人说话。
我一时难以接受明天放假这个结果，我等待着另一种可能。
就在我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他们同时笑出了声来。我对他们的笑仍是一知半解。
第二天，当我再次走进工厂，是为了办离职手续。路过厂线的时候，所有认识我的同事都竟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身上携带了什么怪味。这个时候，我看到迎面走来的S，身穿半透明的衬衫，紧身牛仔短裤，胖的合身，尽管步调有些做作，屁股一步三扭，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直到她走过我的身边，我才突然感觉到我一直在另一双眼睛的注视之下——我的主管就站在我的侧面，我第二次看到他的正面，他眼神疲倦但杀气激增，我无法直视。于是，我假装什么也没做，左顾右盼，趁机偷偷瞄了一下我的同事们，一个个都静悄悄地伏在厂线上忙左顾右，比平常显得勤奋，我顿时心生敬意。
三天后，我在附近的另一个工厂找了一份工作。同一天，我回到租房，发现拐角的门大开着，屋里像先前我看到的那样又臭又乱，只是地上的衣服不见了，床下的人和凉席也不见了。第二天，因为我付不上租金，房东电话里一番经济学大道理，弄的我灰溜溜搬了出去。
一人，一包行李，在大街上东张西望，我决定住厂里的集体宿舍。
我并不是不愿住集体宿舍，从我大学退学以来，我也住过很多次集体宿舍，但我依然反感工厂里集体宿舍里那种杂乱的腐败气味，从宿舍到卫生间，一地烟头，几盒桶面盒里浸泡着暗黄的纸巾，床上床下的汗臭味浓一阵淡一阵，卫生间的墙壁上印满了一圈圈泛黄的污渍。
走进被安排的员工宿舍，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其余五张床的摆设，几乎每张床在我打探个中摆设，一探主人形象时，都裹着相似的混杂气味阻止我的冒犯。我也无意打理各个床底下挤满的臭衣服臭袜子臭鞋和泛黄的卫生纸团，以及那些床单上不规则排列的的黄渍。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只想静静睡一觉。暂且如此。
有时，我非常反感自己随缘性的选择，正如超市里那些摆满货架的“买一送一”商品一样，我并不是在拿自己与现实交易，可我总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自主生产的能力。在接连没有休息日的半个月里，我越来越感觉到无法把握自己的行动，即使我每天都在一线组装产品。
我习惯了锁螺丝这个既简单也能展现灵活性的站位，因为行动速度快效率高，有时也得到同产线女同事的羡慕，但同宿舍的都一再有意提醒我，说我们只适合为他人锁螺丝，要时刻懂得克制自己的想法。他们说这样的话，我听得一点也不难受，但我不喜欢他们比我还故作的冷静。
我曾对枫说，我遇到她，有时像回乡了一样。她说我把她当村姑嘲弄，我说我不会说话，也不会修辞，彼此很安全，不用戒备。枫又提到她的木头论，还一个人一边傻傻的笑。
一个人每天十二个小时在同一条厂线同一个位置重复同一个动作，这个标准动作不具有特别的戏剧效果，我也无法同枫说清它的合理性和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枫不多追究，我也不多解释。大概是出于一种对声音的敏感，我结识了同一条厂线上的Y，一口四川方言，音质清丽，高低起伏，干脆利索，每个字掷地有声。但听时间长了，声音太干脆了，又觉得缺少一种韧性。
等到发第二个月工资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搬了出去，同宿舍的C一副审视的眼神，弄的我自觉像一个嫌疑犯一样，他很惊讶，似乎我另起炉灶，在搞第二条战线。我也不知为什么，只是回了C一个似是而非的假笑。
这次也是租了一间民房。只有两层，我住第二层，没有阳台，洗衣服要上楼顶。两层楼不算房东，共七个租户，除我一个，几乎都是拖家带口，大人小孩，红的白的内衣鞋袜挂满了房顶的衣杆。唯独一个角落单独挂着中年女性的大号蕾丝内衣内裤，颜色接近肉色，还有花边，对我，有一种静静的诱惑。直到我看到房东在收这些衣服时，那些内衣内裤才像一个个飘来飘去的符号有了被人认领的温暖归属。通过我连续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初步推断房东有两种处境，她要么离异，要么就是有特殊爱好的生活方式，我开始好奇这个年近四十的女人。当我看到她穿了一身紧身衣的时候，身材一点也没走样，不减厂线上那些十八九岁的女人，有一种来者不拒的爽快。我本能的保护欲瞬间想变成她怀里小猫，但同时也想成为她的门神，赶走所有对她有非份想法或不轨行为的人。
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我暂停了与Y的地下交往。通过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和人生经历，我还是详细构思了几个房东与租客的故事。我偶尔在下班上楼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感觉在与房东对视过程中获得一种让我内心冲动的暗示。我逐渐确信自己先前的感觉。当我逐个排除其余租客竞争的可能性时，我开始落实自己的行动。
但转变来得总是那么快。我发现房东屋里似乎常有其他男人的影子，我在附近的早市上挑选了一把可以随身隐藏的小型斧头，不过行动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我还不确定，是不是真有其他男人，或者有几个？接连三个晚上的听闻，我确定有一个男人，但感到奇怪的，这个男人走路时，脚步时轻时沉。老年人常说，凌晨四五点的时候人睡得很死，我决定在凌晨四点行动。不同于我当初袖里藏刀，准备对和我心仪的邻居寡妇媾和的父亲大义灭亲时被母亲劝阻了，这次临到行动时我自感犹豫了，当我听到从房东屋子里传来两种交错的喘息声时，我悄悄地把斧头放在了她的门口。
这一晚，夜静悄悄的过去了。接着，我连续睡了两天。
第三天下午，我接到厂线主任的电话：明天中午前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否则，将视为自离，给予直接除名。
在我办离职手续的当天，我在厂里巧遇了Y，她似乎有事在身，急匆匆走过去，不经意间转过身来，像是嘲弄一般告诉我：“我又要加工资了。”也是第一次，我刻意看了Y一眼，真想尝一尝她嘴唇上的口红。
又到了所谓的黄金周，我在街上闲逛了几个小时，抄来了十几个招工电话。因为有时间，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走走看看，原来周围的民租房真不少，还有一排排人来人往的餐馆和麻将铺。
快上楼了，房东的屋里有说有笑。门慢慢开了，房东搂着一个包工头摸样的男人出来了，又拉着一个老头进去了。这一刻我才突然读懂了一点她脸上的笑容。晚上是房东月底第一次提醒我交下一个月房租。我吞吞吐吐，她的脸色也有些变化，临走时，她发出的通知是：明天下午五点之前交清房租，否则就卷铺盖走人。
其实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整栋楼都还关着门的时候，我就带着行李箱下楼了。
房东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突然疑惑，她是这里的房东吗？
不过，此时，我最希望的还是尽快找一个住的地方。
需要吃饭，需要钱用，继续找工厂上班。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冬至，记得六年前的时候，我曾也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样在街头巷尾晃来晃去。那时，我初离故土，也没有做好进入一个城市的准备，我仅仅是想象一个北方乡村和一个南方城市有无存在某种关联，可以让我的脚步更从容一些，但听闻也罢，想象也罢，问题首先在于，我习惯了村里自由闲散的生活，不愁吃住。而这里，从机动到人力几乎每个动作都被标准化了，吃穿用度，处处贴着价格标签，我连水也不敢多喝。
一连面试了七家工厂，我才又找到一份一月只倒两班的工作，月休四天，包吃住。
照相、复印、体检完，我还剩18块钱。我庆幸这一次终于没有延续挨饿。
饥饿只有对存在饥饿的人，才够成重要问题。因为饥饿，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落实吃饭问题。饥饿感本不应是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的经验和记忆，但我从小到大确实一直都存在饥饿问题，读书阶段尤是，吃不饱，或者没钱买好吃的，常常吃不够，总感到饥饿。无论走到哪里，见了树上的水果就想摘，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经常晚上翻学校围墙出去搜寻食物，有时候偷水果，有时偷玉米，有时偷黄瓜西红柿，只要能生吃，见了就偷，经常被发现，被追打，好在多数时候都能幸运地跑掉了，不过有狗叫或狼叫的地方我们都不敢去。
我又有住的地方了，工厂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很多宿舍都没住满，跟往常一样。
我好像又找到了住高中宿舍一样的感觉，只是，那时只有接受，此刻还多少有住与不住的选择空间。记忆最深的还是每晚宿舍熄灯后，班上一群小混混聚集在我们宿舍，大谈江湖险恶和英雄传奇，不过，更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些各自或真或假的性体验。一段段如在眼前翻动的细节，像藤蔓一样攀上床沿，弥散在整个宿舍，缠绕在我的身体上，自那以后，似乎再也摆脱不掉了。在没钱吃饱饭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味那些让人好奇的细节，甚至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高中三年的饥饿感和无聊感。但因多方面的原因，直到高中毕业后多年，我才真正体验到他们所谓的精彩细节，只是与他们所说的感觉有些不一致。
其实，我对女性正如很多早熟的人一样，早有个人看法。
邻居的大芳和小芳，应是我最早接触的同龄人，尤其是大芳，高挑漂亮，每次看到她，就想拉回家做老婆。小芳眼睛水亮，不过身材矮小，希望她再长几年后再拉她来做老婆。我常常监视着弟弟和邻居几个野心勃勃的投机者的一举一动，时不时的伸张一下自己的领地范围。
至于有无拉过大芳小芳回家，实在是记不得了。要是没拉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莫大的后悔。我们家和大芳家境都差不多，属于贫农阶层，又是紧邻，从小一块玩，她们经常也少吃少穿。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听说她俩也外出了，那些年，外出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外出归来的人就是村里的明星，他们带回各种新奇的事物和信息。那时，我对山外世界的认识都是从外出归来者变换的衣服式样、鞋子和哼唱的流行歌曲猜测出来的。只是她们还太小，我不知道她们怎么也会出去。几天过去后，周围的人好像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虽然多年后，小芳变成大芳，两个大芳同时怀抱着小孩子回来了。虽然她们走后不久，她们的母亲就发疯了，但当她们两大带着两小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大叫大骂，也不像失而复得那样惊喜，而是“嘿嘿”地在一旁傻笑，嘴角口水直流，还是不停地傻笑，小芳正要用纸巾给她擦时，突然之间，她好像受惊的鸵鸟一样，转身就跑，跑到屋后的后梁上，朝着村口方向又大叫大骂起来，声音比往常要大一些，不过还是没人能听得懂。
也直到那时，才从大芳小芳嘴里半影子透露出来她们被卖的事，也是到那天我才知道，她们是跟亲戚走的。也是从那天我才懂得，饥饿是多么沉重，两个面包可以换两个人。我也想，如果碰到面包的是我，八成也会跟着去。无论是为了钱，还是面包，好像大人小孩都是经不起试探的，或者根本就不能试探。古往今来，这好像都是一个经不起触碰的底线。
好久没有这样轻松地睡觉了，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钻进被窝里，刚一睡着就做梦了。我好像一个人在教室看书，顿时，教室里的教科书上的文字图片都从纸上脱落下来，像受惊的蜂巢一样，蜜蜂全都涌过来，我一时惊惶，转身就向外跑，外面下着小雨，我只顾一个劲地在路上跑，汗流浃背。脚下泥浆难行，我总是跑不快。
远处好像有很多人，但我看不清楚。
热气从泥浆里喷出来，路上很多人，都不断地向前跑。
我感觉自己越跑，身体越重，越跑越累。
我似乎也看到了枫，但在密密麻麻的人流和文字图片裹挟中，我们看不清彼此，彼此也不能顾及。
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我顿时感觉自己像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清理的垃圾桶一样，那些被自己遗忘的琐碎，连同经年累月的污垢，顿时变成了山洪，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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