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今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那些尘封的往事，那些不可再返的时光，便在黑夜的掩护下，在这闷热而躁动的空气里，一幕接一幕地在我眼前浮现，我的小学时光早已离我远去了，如今的我，已倚靠在五十岁的门槛边，眺望人生的明天，清晰中不乏茫然；回首过往，发觉自己多么怀念小学时光，怀念那个懵懵懂懂的自己，便翻身起床，打开电脑，记下我那接受启蒙教育的岁月。

我的小学，是在我们村子里的小学度过的，在一排老式的房子里，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学校离家很近，不到半公里的路程。邻里四、五个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都在同一个班，每天清晨上学去，大家挨着门儿吆喝同学的名字，一路喊将过去。放学后，大家排成一队，男孩儿背着书包嘻嘻哈哈地笑着，女孩儿踢着石子叽叽喳喳地吵着，雀跃着洒下一路的欢笑。起风时我们随风旋转，下雪时我们随雪花飞舞。小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不间断地往来穿梭，不知不觉中，把故乡的红砖灰瓦、草木枯荣、人情冷暖尽收眼底。

当时，我们的小学老师，大多也只有小学文化，他们不当农民了，洗完脚穿上鞋之后，就来学校教我们。班主任曹老师就是他们的代表，她连汉语拚音也不会，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可曹老师教了我什么，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有点印象的是，她总认真地管着我们的午睡，谁要不老实，便会被她罚去在太阳下站着。

我的小学正赶上“文革”的尾巴，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游行、唱样板戏、运动一茬接一茬。在开学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由于我说错一句话，曹老师便马上汇报给她那当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诱，我六岁半就成了“喊反动口号”的人，也就在这种环境中，被稀里糊涂地成了“另类”。我父亲也受到牵连，多挨了几次审问，多挨了一次批斗，批斗会那天我身体发烧，因此躲过了那场劫难；本来就痨病伏身的父亲，经过这一场灾难，身体更是雪上加霜了，病床上，憔悴不堪的父亲望着他的妻子和子女，遗憾的泪水不停地从他的眼里涌出，并留下了他对儿女们的期望：“横草不跌，竖草不拣”。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我父亲的临终遗嘱。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施行“文字狱”的曹老师调回老家八百弓公社，班主任换成了跟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周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周老师多才多艺，画画得很好，字也写的特别好，他讲课生动活泼。他是语文老师，和蔼可亲，像兄长一样地关心着我们的学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帮我批改过的一些作文，而且他曾把我写的作文推荐出去，比如我写的作文《春天》，被送到公社中学去做范文。

在学校，我虽然不是一个乖巧的学生，却也忠厚老实，总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是把要背的课文背了。那时候，我们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从事劳动的时间却不少，我们除在老师的带领下种好学校的学农基地外，每年春夏两季，我们还要给附近的生产队插秧，由老师按年级分工，全体师生出动。除了劳动外，游行是我们每周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由于当时流行“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所以，我们放学后，还要给生产队看牛，有时帮家里给猪们找菜，从初春到深秋，地里有草的季节，每天早起，下午放学，我都要背着挎筐，到地里割草。时至今日，对于草，我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每在路边抑或工地，看到长势茂盛的草，就会喜不自禁，就会信手拔它一两束，捏在手里左右摆弄，心里感慨着：要是那时有这么多茂盛的草就好了！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日子，快乐倒是容易得到，下雨的时候，虽然我们玩的场地很泥泞，可挡不住我们游戏的兴致。即便玩完后泥巴满身的回家，被大人一顿臭骂，下次还是照玩不误。捉迷藏，踢毽子……所有千奇百怪的玩法，都能被大家发明，即使最简单的游戏，我们也玩得乐此不疲。夏天的夜晚，那更是快乐的时光，我常去农田抓黄鳝，在母亲欣慰的目光下，将成桶的黄鳝泡进木盆里放水，让它们吐净泥土。有时，我一手提着鱼篓，一手拿着鱼网，踏着河中捞鱼虾，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上等的食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也是我少年生活中少有的骄傲。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感到也是矮了一截，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便成了一名灰色儿童，当我欲与一些家庭成份好的孩子交往时，迎着的却是他们鄙夷的目光，让我感受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从那时开始，我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逐渐养成了我孤僻的性格。

随着“文革”的结束，家庭出身己经不是影响个人发展的因素。后来，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南县一中，再后来，我以较好的高考成绩，成了那年我们那个村子里唯一上了本科线的“天之骄子”，再再后来，我在广州成了家。回过头来，我的心头也充满感激，感激那荒凉的土地，以及那痛苦的启始，是它们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着、督促着我一路挺起自己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