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读红楼（十五）-----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第四回，靠着贾门女婿林如海的推荐，走通了员外郎贾政的门路，补授了应天府的贾雨村，刚刚走马上任就有一件人命官司到了案下，这件案子引出了“护官符”，构成了“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故事。封建官僚审案本是戏曲、小说、以及现代的电影、电视中常见的情节，但在曹公笔下，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是一场官官相护、玩弄司法、草菅人命、官场腐败的艺术典型。其对封建政治的批判是《红楼梦》之前的时代所没有的。其深刻、生动、典型，其批判矛头的指向也远胜于《红楼梦》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被认为最具批判性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至今读来依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贾雨村无疑是这个“葫芦案”故事的主角，从《红楼梦》开端被作者借用以“假语村言”来敷演故事，到这“乱判葫芦案”的第四回，这个人物已经走完了从一个贫寒却颇有才华，梦想有所作为的青年才俊到官场腐吏、卑鄙小人的过程。在《红楼梦》的前三回中，贾雨村频频出场，作者借中秋赏月表现他的才华和志向；借“娇杏”表现他的情感、心机和他“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的“贵相”；借他与甄士隐不辞而别表现他“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无所顾忌的果断和无情。这些描写似无褒贬，却也让人看到了这个人物日后在官场通权达变、不择手段，即能阿谀奉承、更会落井下石的性格特征和蛛丝马迹。

倘若只是如此，这个人物也就只是一个扁平的浮雕，整个故事也就少了丰富、深刻与意味深长。在前三回中最让人记住贾雨村的还有他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出的“大仁大恶“、”应运、应劫“的正邪之论。这是《红楼梦》中一段重要的政论，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当冷子兴嘲笑宝玉抓周只抓些脂粉钗环，并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奇谈而断定宝玉将来必是色鬼无疑时，遭到了贾雨村“罕然厉色制止”。在随即的谈话中，贾雨村对儒家的善恶是非价值观提出异议，对贾宝玉的所作所为有所理解与同情，并得出了“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这一符合宝玉及作者自身的性格及最后结局的结论。此时的贾雨村尽管已有了一次官场挫折但依然还是一个恪守儒家格物致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的书生，还没有被官场的”潜规则“完全侵染。所以才会有甫一接案时的“大怒”、“岂有这样放屁的事”的愤慨与大骂。从这样一个给人以希望，让人眼前一亮的办案开端到他徇情枉法，以假作真，放过身负命案的薛蟠，草草结案为止，贾雨村已经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僚，走进了人世间最污秽肮脏的一面。作者接着写道“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两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然后“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他（门子）才罢“，这“急忙”二字活生生地表现出贾雨村已经对“护官符”的奥妙心领神会，死心塌地、迫不及待要进入这个权利的保护网了。这“到底“二字，正表明这个人物一旦接受官场的潜在规则，善良、公正之心已荡然无存，为了自身利益心狠手辣。

作者的笔是犀利的，就在第二回，这个站在官场的边缘，刚刚被官场的风浪湿了鞋的贾雨村尚能赞叹鄙视官场，坚持活出自我的许由、陶潜、阮籍、竹林七贤等人物。作者特意将许由列为贾雨村口中活出自我的第一人，他的“颍水洗耳”的故事把官场的龌龊传神到只是听到皇帝让自己做官的声音，自己的耳朵就已被污染，须得立刻用颍水洗耳才能得以清洁。而民间更是将故事加以夸张，说是许由洗了耳朵的水流到下游，一条牛正好喝了这水，结果死掉了。那时的官场在百姓的眼里竟如此污浊。这个“颍水洗耳”的故事表现的是许由拒绝官场，绝不与官场同流合污的坚决。可是又有几人会如许由？又有几人能自觉抵制官场的“潜规则”！眼下的贾雨村只一番奔走豪门的运作、一次官场上下际遇的对比、一张“护官符”、一个昧了良心的“葫芦案”，官场肮脏却魔力十足的网就将这个虽有野心却尚能明辨是非的青年收在了网下。在现实社会又有多少满怀壮志豪情的青年走上官场，只几个回合那挂在墙上隐喻做人一清二白的青苹果图，就成了对主人莫大的嘲讽；刚刚义正词严批判了前任的腐败自己就成了“前腐后继”者。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那个赫赫有名的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高育良，却在走上官场，当上汉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最终因腐败获刑18年。以致作者借反贪局长侯亮平的口感叹，高官是一个高危职业，他的老师要是没有走上官场该有多好！官场的潜在规则实在是在考验、腐化、掳掠着进入官场的每一个人。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行六名很普通的官员一天的住宿费，竟用去公款一万六千多。恰好那天晚间的新闻节目正播出一名山区贫困家庭的女孩因缴不起每周四十二元的生活费而不得不辍学。相比之下感叹不已，与每周四十二元学童的生活费相比，这一晚的住宿是何等昂贵！一万六千元，可以挽救多少穷困子弟免于失学！想来那些当事的官员面对着这一晚昂贵的住宿，并不一定人人都心安理得，没有一丝恻隐，但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公开反对。在享乐、比富、贪腐已成风气的官场，人人皆浊，尔独清，将会如面对门子“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的惊诧，不无窘态地发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的贾雨村，被众官员侧目而视，被认为“恃才侮上”，被列入另册，再难有在官场升迁发达的机会。官场是一个高危职业，而形成贪腐的潜在规则，结成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掩饰，俱有照应“的官场网络，则是国家与人民的灾难。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界充满着血与肮脏的东西。没有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利更是如此。

谁能来监督、制约权力呢？“护官符”所显示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显赫的地位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完全掌控在这些权贵手中，他们利用权力极尽巧取豪夺、为非作歹之能事，绝不可能监督、制约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权力，绝不可能自觉去维护官场的清廉。还有谁可能来监督、制约权力呢？在这个“葫芦案”的故事中，跪在阶下代替薛蟠成为被告的薛府家人，他们是薛蟠纵容下人打死冯渊的打手或见证人，也都清楚薛蟠早已携带家眷扬长赴京，可是面对着法律、面对着审判，他们也都与贾雨村一样，只想将这件人命官司糊涂了结，能使薛蟠逃脱法律的审判，正义之心荡然无存。这是因为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没有做为人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基础，他们只是薛府等权贵家族的附庸和奴仆，主子们掌握着对他们的生杀予夺的大权、生命攸关，命运攸关，谁还会将法律、正义放在心上。做为原告的死者冯渊家人，本应当坚持严惩凶手的主张，为死者伸冤。但是在权利面前，在贾雨村的徇情乱判面前，权衡现实的利益与正义，“拘拿凶犯，剪恶除凶”的主张也只沦为了“不过为的是钱”的卑微动机。至于那个向贾雨村使眼色，阻止他发签捉拿凶犯、拿出随身携带的“护官符”，并向贾雨村告之“一时触怒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的厉害关系、提出以“扶鸾请仙”的迷信之法迷惑众人又暗中调停促使贾雨村作成“葫芦案”的小沙弥门子则是当时社会所有市俗、市侩关系的集中写照。作者让一个曾经佛门，现为门子的小沙弥来呈现“护官符”，正说明官官相护，结亲成网已不是什么官场秘密，而已是司空见惯的规则。正是不能脱离人生依附的权贵们的奴仆、没有摆脱自身穷困的原告以及耐不得清凉景况、深怀心机、一心投机取巧的小沙弥等等，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实现民众对权利的监督，其结果只能是法律、权利完全失去公正，沦为权贵的附庸和帮凶。在这个贾雨村主持审判的“葫芦案”里，唆使豪奴打死冯渊的薛蟠逍遥法外；虽有罪却罪不至死的拐子被“按法处治”成了“葫芦案”中替罪的羔羊；作为贾雨村恩人之后，本应有机会脱离苦海与亲人团聚的英莲再一次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曾认为《红楼梦》起码要读五遍以上的毛泽东主席，十分看重这写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第四回，认为这是整部《红楼梦》的总纲。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论述，与他老人家在全中国解放前夕，提出要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将进入北京建立政权称为“进京赶考”、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以及解放初期重判张子善、刘青山，以及后来的许多旨在解决官场腐化问题的论述与运动是完全一致的。鲁迅曾说，从一本《红楼梦》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做为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卓绝才取得政权的政治家，从《红楼梦》中看到的正是保证官员清廉为政、保持政权不变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