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周公庙遐思——兼谈周公在中华一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原创】文/图：孙成岗

在洛阳市西工区，有两个富有历史厚重感与文化底蕴的地名——定鼎路和五贤街。这两条道路交叉口的东北隅，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庙宇，叫做周公庙。

现代的五贤街，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繁华，更无法捉摸到它字面中所蕴涵的文化气息，但坐落在这里的周公庙却依旧在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繁盛与霸气。

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明万历年间重建，清康熙年间大修。现在的山门是歇山重檐式建筑，龙形屋顶，飞檐两端饰以吻兽。重檐瑞兽下方挂着两个大红的灯笼。拱形正门两侧各有一扇耳门，耳门前有一些市民，三三两两，或站或坐，懒散地享受着冬日午后和暖的阳光，门口东西石狮两侧并不宽敞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方桌，日复一日地上演着古都特有的群众性传统文化娱乐项目——街头麻将。

正门上方黑匾金字，写着“周公庙”三个大字，这是洛阳本地书法家李松茂的手迹。山门内侧的两棵古槐树，虬[qiú]曲苍劲，黑黑的枝干上刻满了岁月的刀痕，从东西两侧拱卫着山门的重檐，伸展着悲怆的历史造型。

周公庙门前的杂乱似乎也象征了周公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尴尬，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是非非的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周公姓甚名谁，何许人也。

正如鲁迅不姓鲁，周公也不姓周。所谓周公，是周代的一个爵位名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该爵位的获得者，就是周王治理天下的辅佐者。今天我们所说的周公，通常是指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他姓姬名旦，也叫“叔旦”，是公元前1100年的人氏。他是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他不仅是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极为崇敬的古代人物，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如果说孔子是圣人，那么周公则是圣人的鼻祖，被称为“元圣”。中国古代很长一个时期，文庙里的主祀[sì]就是周公，孔子只是陪祀，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改为祭孔。

在洛阳实施的大遗址保护工程中，周公庙也沾了点光，2015年年底，靠近定鼎路一侧新建起朱红色的宫墙，一改它过去寒酸的形象，显得颇有气势。位于山门两侧的钟楼和鼓楼的楼阁也用油漆刷成了朱红色，给人焕然一新之感，但内部建筑几乎没有变化，门口依然是日复一日准时摆出的麻将桌和围成一圈的观战人群。

进入山门，东西两侧是新建的钟鼓楼，在中轴线上，有一块用铁棍围起来的空地，空地上残存的石鼓、石狮和几处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基石，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殿宇，这里就是“元圣殿”的遗址。当我们了解周公是中国最早的圣人之后，就不难理解“元圣”的含义了。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虽然也写过作文狠批“克己复礼”，但个中含义浑然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周公是比孔子更为厉害的“元圣”，理解了批孔的同时为什么要批周，但是把林彪与两位圣人放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批判，其中的逻辑关系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

据说“元圣殿”是歇山顶龙脊建筑，琉璃瓦覆面，殿内供奉着周公的石像和历代名臣的牌位，这些都与元圣殿的建筑一起不知何时悄然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遗址前方，有一单檐歇山式建筑，龙凤屋脊，青筒瓦件，琉璃剪边，飞檐起翘，伸展舒张，庄严稳重之中不失隽秀[jùn xiù]灵巧。殿宇的名称非常霸气，叫做“定鼎堂”。《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成王定鼎于郏鄏（jiá rǔ）（今洛阳）”，应该是取其意而名之。门楣匾额上的“定鼎堂”三字，据说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所书。

殿内供奉着周公、召公、毕公、伯禽、君陈五尊圣像，其中伯禽的塑像是明代大型彩绘雕塑，这在文物大省河南也是不可多见的文物之一。所供奉的五人都是西周时期响当当的人物，召公和毕公在当时是与周公地位相当的“享受正国级待遇”的政治家，伯禽是周公长子，周文王时期代父就封，为首任鲁国公，君陈是周公次子，是诸侯国周国的第二任君主。

殿堂内四周的墙壁上绘有大型壁画，展示了周公波澜壮阔的一生。《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yǎn]，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而墙上壁画的顺序有些随意，没有按照史书上的排列。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周公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无愧于圣人的称号。首先他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他协助武王，于盟津（今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讨伐商纣，于商郊牧野，以少胜多，击败纣王军队，把纣王逼上鹿台自焚而死。武王死后，管叔、蔡叔等有不臣之心，发动叛乱反叛周朝，他又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苦战三年，不仅平定了叛乱，而且收复了东方诸国，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其次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消灭纣王之后，他极力反对姜尚（又名姜子牙，人称“姜太公”）等人将殷人通通杀掉的主张，提出了给殷人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以争取殷民人心。为控制东方，他在洛水与伊水之间营造“成周洛邑”（今洛阳），令殷顽民（即殷人中的上流社会成员）居住，并派八师看管。周公是洛阳城的缔造者，没有周公，就没有洛阳城。

然而周公在政治上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其最大的成就，是他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使中国实现了大统。可以说没有周公，就没有统一的中国。周公规则的核心就是“制礼作乐[yuè]”。所谓“礼”就是政治制度与道德规范，通过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确立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乐”就是不同级别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时所能享受的不同规模的舞乐，通俗地讲，就是乐队的规模、演奏的乐曲必须与所享受的级别待遇保持一致，不能僭（jiàn）越。

“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区分尊卑贵贱、确立继承制度。殷商在王位继承方面既可以“传子”也可以“传弟”，两种制度并存，但无论是传子还是传弟，都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由于没有具体的典章对此加以规范，往往导致王室纷争，国家动荡。周公吸取了殷商的教训，确立了嫡长继承制度，使得支庶兄弟争夺王位失去了法理依据。

嫡长继承制后来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沿用，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权。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才有可能有效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和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比如西周实行“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政策，周天子就是天下大宗（即老大），姬姓诸侯就是小宗（小弟），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是老大，而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内的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弟，形成一个完整的宝塔形统治结构，比较稳定。

周公不仅是嫡长继承制的制定者，也是该制度的身体力行者。武王临终前有意把王位传给周公（也可能是试探），但周公涕泣不止，坚辞不受。武王死后，他坚持让年幼的成王继承大统，但当时国家初立，根基未稳，诸侯尚存外心，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年幼的成王根本无法应付。在这危难时刻，周公挺身而出，执政称王。七年后，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正轨时，周公又毅然让出王位，还政成王，并谢绝成王挽留，及时归隐。这种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周公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礼贤下士，尊重贤能，谦抑谨畏，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道德教育和勤政教育，同时也注意充分发挥“颂（即文学作品）”和“诰[gào]（即政府文告）”的作用来加强对平民的教化。消灭纣王之后，他发布文告要求殷顽民（上流社会）服从周人统治，指出殷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失德，上天才把天下大命交给我们小邦周人，如果你们能够顺从天命，好好改造，就会得到上天的怜悯，我还会任用你们，如果你们顽固到底，我就会继续把上天的惩罚降到你们身上。

周公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一系列思想，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后人把他尊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是孔子毕生的追求。周公特别重视“德”的作用。虽然他在教化平民和贵族时反复强调“天命”的存在，但他认为“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失“德”，“天命”就会转移，因此必须“明德”，天子也不例外。一方面天子代天行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如果天子失“德”，“天命”就会不保，所以天子的权力也要受到“德”的制约，不可为所欲为。“明德”的具体体现就是“保民”，所以民生问题就成为君主必须重视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出了定鼎堂再往里走就是“礼乐堂”，也叫“会忠祠”。也许是管理部门对究竟使用哪个名称感到迷惑，所以这一殿宇没有悬挂匾额。殿内有一尊周公的立像，西侧是一组仿制的编钟，象征着周公“制礼作乐[yuè]”，东侧则是其分封的诸侯人物群像。

最后一组建筑便是称为“先祖堂”的后殿和东、西廊房。“先祖堂”正中便是一尊周公的坐像。两侧是呈“内八字”形分布的黑色的看板，上面用大小不一的字体写着姬姓演化而来的108个现代姓氏。

“先祖堂”的东、西廊房为《周公史迹陈列》展室，展室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只在在墙壁上有一些介绍周公“营建洛邑”等生平事迹的图文资料，这与洛阳周公庙的历史地位和名声多少有些不协调。

周公虽然是三千多年前的人，但是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和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有形无形的影响。他提出的“礼乐”制度，不仅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更使中国保持了天下一统。如果没有他的“制礼作乐”，中国也许早就四分五裂了。他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证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在现代人看来这无疑是封建的糟粕，但其合理成分依然存在于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其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对政权继承人的正统性有着较高的要求。现代继承法的继承顺序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继承了它的一些法理基因。他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布的《酒诰》（周朝关于严格限制国民饮酒的通告）在今天的“八项规定”中也有所体现。周公的思想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性行为方式，他吸取殷王朝酒池肉林、男女滥情而招致灭亡的惨痛教训，严格禁止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即使婚后房事也应有所节制。所以中国人把夫妻行房称为“行周公之礼”。当然在这方面，现在有点“礼崩乐坏”的趋势，似乎需要一点“克已复礼”了。

周公“大行封建”时所产生的一些词汇，也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的国土在当时称为“天下”，上天派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天子”来管理这个“天下”，“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封给“诸侯”，“封”就是通过犁沟种树来划定疆界，疆界内的土地就叫“国”，封过之后，再任命“诸侯”担任管理这块土地也就是“国”的“君主”（亦称“国君”），这种任命就是“建”，合在一起，就叫做“封建”。受封诸侯可在自己“国”中再行“封”“建”，把土地分给卿大夫并授权他们管理，这些卿大夫管理的地区就叫做“家”。“天下”有很多“国”，“天子”居住的地方（现在叫“首都”）位于正中间，当时叫做“中国”。今天我们说“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有国才有家”，就是出自于此。

走出周公庙，门前的麻将之战似乎正酣。我回头看了看落满灰尘的周公庙山门，不禁觉得，周公在现代人心中的地位，与他的贡献和影响，似乎极不相配，是不是到了恢复周公应有地位的时候了呢？周公的思想，虽然有一些糟粕，但其合理的成分，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对传统文化任意阉割，从而阻断了一些传统文化基因的自然遗传，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

【原创】文/图：孙成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