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楼台（第六篇）
1999年教育收费改革 ，学校分三、六、九等，越是教学质量高的学校收费越高，这就意味着越是优秀学生交钱更多。我女儿那年正赶上小升初，市级重点校要交3300元，区级重点校要交3000元，一般重点2500元，这还得是考试分数符合所选校的录取标准，而且必需一次先交齐三年初中的全部学费。我原想手中仅有的数千元用于女儿大学费用，又考虑女儿学习成绩连年在全年级都名列前茅，就没选择交钱上重点。遂统一划分到某校，一箱情愿孩子只要肯努力，成绩应该不会差很多。万没想到各学校各班级所有差生聚到一起，教堂乱作一团，老师讲课即便坐前排都根本听不清，学生自由出入教室形似“文革”时期我们的上学环境。女儿苦闷万分，我和妻子更是一连数月寝食不安。好在此时我结识了一个朋友将女儿学籍自红桥调到和平某重点校，虽花光了积蓄还拉了帐，但心总算松了一口气。
自此学生初、高中收费愈演愈烈，还是原来的校舍，还是原校的老师，另外起个名字就是择校收费班。有的学校还留一、两个按国家标准收费的班级，而有的学校甚至很快全改成收费数千到数万赞助费的班。再后来又漫延到各种职专、成教、电教及各大学，考研、考博也由给钱变为交钱，甚至泱集小学、幼儿园，对外地生源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切钱说话。而那些市区重点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均成为高收费的最大获利单位，由于稀缺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的区别，许多家长为了儿女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不惜花重金进名校，竟有花几十万的。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私有经济的繁荣和个体经济的兴盛造就了一批批“富豪”，他们在城市站稳脚根后的标志行为就是住房和儿女教育上的日趋贵族化。而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垄断国企的职工也进入了收入暴增的快车道，这些人群的“不差钱”更直接催生了整个教育界的不良社会风气。许多家长不但在择校上不惜重金，甚至买十几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互相攀比着频频给课任老师红包、现金卡，一时间各类学校学生给老师送礼竟然成凤气，而家境困难不送礼的孩子在这种教师界败金的不良教学环境中受冷遇是必然的。
许多学校、老师还开办起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加强班、特长班，动辙数千数万。而90年代始学校的各种教学与辅导、参考资料也都跟凤长价，名目繁多的参考书根本用不上，但自上而下的认购指标学生不买绝对不行，一个学期下来都是不小的开支。每逢一届学生毕业，废品收购站都会收回大量的甚至都没翻过一页的崭新书刊。上级教育部门在开办小升初、中考、高考等各类补习班，突击班上也都盯准了学生家长的钱袋子，谁也不愿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后面，也就比着报特长班讨班主任喜欢。再后来又发展到“奥数”及各类学课的竞赛，其成绩甚至成为日后升学或进名校的硬性标准，孩子们都累得精疲力尽，家长们则一味的掏腰包。教师很快成了暴富群体，有的老师一年除了工资额外收入都数万甚至数十万。社会上的各种教育机构也似雨后春笋，许多在资质和教学质量上远远达不到标准，滥鱼充数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所谓的一加一精英模式，每小时数百甚至过千，报个班就几万甚至十几万，东拼西凑的老师根本谈不上教学质量，能善始善终不半道找不到人就万幸了，这种凤气至今还时有所闻。
大学扩招更是疯狂，原来两三个班的专业敢招十个或二十个班，教师质量参差不齐但收费标准却屡创新高。有的名幼名校竟能兼并几个或十几个差幼儿园差中小学，还是原来的校址和师资，换个校名立刻身价飞涨，收几万、十几万学费自不含糊，孩子家长更是烦人托翘趋之若鹜。
九十年代末，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及公务员群体，真正大学文化的微乎其微，因为当时的政治语境刚脱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宣传，知识分子刚在各行业由冷遇改为热捧。有学历的头几天还在看门，过两天兴许就是付厂长，是党员的兴许立刻成了党委委员甚至直接当书记。好象市区 、局、公司都有硬性指标，大学学历要占领导班子若干比例。一时间所有的成人大学、职业大学包扩电视大学、涵授大学全都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公务员群体和各级领导都转瞬间成了大专或大本生，反正每年一、二万的学费公家都给报销。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公务繁忙”的官员几乎不到校上课，甚至连考试都找人代笔。这种学历造假凤盛行多年，各类高校只管收钱给文凭，而各级领导人则凭此等学历平安落地官运亨通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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