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阴阳”与“矛盾”相同吗？

八、“阴阳”与“矛盾”相同吗？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黑格尔哲学同中国哲学有相同之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说明他看问题只看了一个皮相，既没有弄明白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性理论之谬，更根本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最基本特点。在理论上，黑格尔哲学同中国古典哲学既有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更有着核心性本质上的重要不同之处。虽然，黑格尔认真地学习、研究了《易》经，盛赞“《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①，这对他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可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如同中国汉代以来的学者们一样，黑格尔也同样没有注意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画的组成原理进行研究。所以，他对《易》经最基本的核心性理论没有搞明白。中国古典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在於中国古典哲学在研究事物及其变化规律之中，首先将事物的性质用“阴”“阳”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再论以事物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道理，而不是象黑格尔那样笼统地使用“矛盾”一词。因为“阴”“阳”之间，其性虽然相异，但唯有这“阴”、“阳”性质相异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才是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己根、互为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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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因而保持其相对平衡的一种关係，而不存在什么“斗争性”。所以，《易》经立阴、阳相交之卦曰《泰》，立阴、阳不交之卦称《否》，反复申明：天地交，而万物生，上下交，而其志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便失邦而无国的道理。此中的“上、下”，指治国者和黎民百姓。“志通”者，言其因相互交流意见，作到了“道同志合”，因而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政通而人和。“邦”是指国家。“无邦”之所指，就是失国而不治。这也就是《黄帝经》等书所一再强调的治国者，一定要以民为本，要爱地亲民，要虚心倾听黎民百姓的意见，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心声。这，也是“五帝”时期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鼓励人民向各级官府多提批评时政意见的理论根据。阴阳相异不是“矛盾”。唯其相异，才能相通，唯其相反，方可相成。天地、上下、男女、雄雌、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昼夜、寒暖、买卖、嫁娶、公私、供需、正负、胜败、得失、生死、兴衰、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力制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等等，都是失彼则无此、失此则无彼的互依互动、互根互存关系。对此，我们不妨举以“公”与“私”这个大家都天天遇到，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正确认识和关係的处理为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什么叫做“私”？私就是个人的利益。一个人一生下来就长有一张嘴，就要吃食物，不吃食物就活不成；人人有一双耳朵，都爱听赞颂自己的话，而不爱听逆耳之言；每人都有一双眼睛，视美则喜，见丑则恶；人之有鼻，愿闻香而不愿闻臭；人有身体就需穿衣，冬欲暖，夏欲凉，当然也还要住房屋等等。一句话，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人都希望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这同为了生存，植物需要水、阳光、养分，动物需要食物一样，是一种人类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种本能性思想意识，而不是进入阶级社会才产生的观念。人类的私有欲望、私有观念，也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在与社会发展进步相同步的正确社会制度之下，这种人的私有欲望、私有观念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它会给人类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恩格斯因为同马克思一起建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主张消灭私有制，因而极端鄙视人类的私有欲望和私有观念，称其为“卑劣的贪欲”。但是，面对全世界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进步历史，他称认，正是人类的这种私有欲望和为了实现这种欲望的奋斗，推动了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他是这么说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①。

私与公，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观念性的表述用语：在一个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个人的利益就为私，全家人的共同利益即为公。对於一个社会集体组织中而言，如一个村、一个工厂等，某一家庭的利益就是私，这个村或工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即为公。若以一个国家而论，某一省、市的地方性利益即为私，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公。研究讨论问题的范围如果扩大到世界，那么，某一个国家的单独性利益就是私，而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公，是真正的“天下为公”。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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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文明发展进程越来越快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套与社会发展进步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为保证，人类的私有欲望和行为，便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災难，甚至毁灭人类自己——特别是进入原子能利用时代，这种危险性就越来越大；

什么叫做“公”？与私相对应而存在的，就是“公”。“公”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之中就包含有个人的利益，这就是公中有私。公共的利益是无数个人利益所构成，这就是私中有公。公与私是互根互依、相反相成的关係。治家、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不断地调整公私关係，使之平衡的过程。这种调整有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道德教育，要大力提倡“去私立公”、“一心为公”的好思想、好品德、好精神。因为私心与私有欲望是人类与生具来一种本能性思想行为，根本不可能消灭掉，不加强社会思想教育，蔚成一种良好的“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社会气氛，使之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社会公德，就会有很多的人们在私欲的诱惑下，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安和祸患。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度，很好地处理公私关係，使公与私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度”上，而不使其失偏、失衡。这便是依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要义。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之间，也同样是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的关係：德治讲教育，法治论制约；德治多体现在提倡和表扬，法治多体现为规范、制裁与惩罚；以德治国者，是启发人的良知，其作用是让人内省。以法治国者，就是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并有相应的法律规章等等，以强制的办法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德归内省，法为外制。一正一反，相反相成，目的都是一个，使社会得到和谐、有序的发展，使所有的人们都在一种科学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之下，作自由、平等、公平、有序的社会竞争，去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性的进步。这，便是“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对立统一。偏重德治忽视法治，或者偏重法治而忽视德治，都是错误的。中国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和应用存有失偏现象：学者论治国，有偏重于以德治国者，如孔子等人；有强调法治者，如商鞅之类。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儒法之争”。因此，治理国家，就要德治与法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道德教育毕竟又和法制有其不同之处：在道德教育中，要提倡“去私立公”，表彰一心为公的人。但法律上则要保护个人的私有权和利益，不能因提倡“去私立公”，而随意侵犯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更不能以某种不切实际、不符合唯物辨证哲学观点的主观愿望，美妙的理想，去制定政策、法律而行治国。那样，便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就会蔚成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因为，公与私的关係，亦即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之中的阴阳关係，它是互依互存的，需要保持相对平衡的关係，损公则害私，灭私则无公。

譬如，一个社会以道德的提倡代替政策和法律，为“公”而灭“私”，当“私”被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公”也就被消弱得接近於不存在了。一九五八年，中国曾经普遍地建立起“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将农民家中的所有粮食、农具、牲畜等等，全部收为集体所有。办起了“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到处办福利性的托儿所，养老院。在生产上建立起民兵师、团、连、突击队、铁姑娘排等。所有的经济开支，物质费用，都一律搞无偿调配。到处都盛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所有农民的劳动，都实行的是义务制，不计任何报酬。所有农民的吃用等生活消费，都实行供给制。如此，人们在劳动付出和经济收入上取消了度量标准，失去了“法度”，而以一种失去了具体标准的抽象“道德”、空洞的“理想”管理经济，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事实上执行了一种奖励懒汉、打击勤劳的政策。於是，就到处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到食堂里吃饭的人多，到田里干活的人少；发号施令、耍嘴皮子、跑腿打杂、斟茶递水的人多，干实事、出力气、到生产第一线的人少；装病休息的人多，真正吃药治疗的人少；粮食产量上报的数字很多，实际收到粮库中的很少；吹牛说谎的人多，到处都说粮食产量放了“卫星”，亩产数千斤、上万斤！我记得那年秋天《怀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其横栏黑体标题为“山三万！玉五千！”报道的内容是，山药（土豆）亩产三万斤，玉米亩产五千斤！其标题之所以文理不通者，实因字号太大，已难标明作物全称及计量单位了。而实事求是地敢於讲真话的人则太少了；这种情况又造成了一种大手大脚挥攉浪费的人多了，能够注意节约用物的人变少了的社会风气…… 结果，从第二年起，就全国闹饥荒，且一连三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将一九六零年的粮食产量同一九五七年作了一个对比：一九六零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3901亿斤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3280万担减少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油料作物产量3405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存栏数8227万头，比一九五七年的14590万头减少百分之五十六；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一九五七年的8382万头减少百分之十二点五。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其实，实际情况比薄一波先生所列举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在注重政绩的思想支配下，地方官古今都存有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一九六零年的统计数字，也难免层层参有水份。例如，张家口市与当时的全国各地相比，还不是情况最坏的，其市委主要领导人胡开明、葛启、解峰，因说真话曾被先后点名批判，并打成所谓“胡、葛、解反党集团”。但一九六零年底，全市猪隻存栏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二点八，鲜蛋下降百分之四十三点六。怀来县仅在一九六零年的一入冬，就因缺饲料而死亡耕畜三千五百多头……按国家人口数字统计，一九四九年的全国人口为541670000人，一九五七年是646530000人，一九五一年根本未曾出现饿死人的事，然在所谓“三年困难”之中，饿死人的事则普遍发生，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不少地方平均口粮供应降低到了每日每人三、四市两的水平，野外出现了被剥光的无皮树，人民普遍因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病，妇女多出现闭经现象，有的还导致子宫脱垂。如一九六零年，涿鹿县对十一万人进行的健康检查中，就有九万两千多人患有浮肿等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类疾病。蔚县由於将每人每日的口粮供应标准降低到三市两后，“人口非正常死亡更趋严重”，因此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共张家口市委发出《必须及时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①……

“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说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中国人谁心中都明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是治国的政策出现了错误。此后，当我们调整了政策，批评了“共产风”，制止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恢复了经济核算和评工计分的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养一定数量的家禽家畜，可以种一点自留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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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口市的史料，引自一九八七年版的《张家口地区大事记》。

农业生产很快就产量大增，国民经济生产得到了恢复。而当“文革”开始，批判所谓“工分挂帅”，“物质剌激”，推广大寨干一天活画一道只标明出勤、到年底评分的“经验”，重新收回自留地，不允许农民养鸡、养鸭、养兔，说那是甚么“资本主义尾巴”，要坚决割掉之后，紧接着，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又产生了滑坡，出现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①，实行市场经济，鼓励竞争，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很快就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会如此？道理很明白：公与私是互根互依的关係，而非“公私之相背”②。在治国上，以批私、斗私、灭私而制定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并实行之，将个人利益同集体、国家的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个人的劳动贡献同劳动所得完全脱钩，多劳动不能多得，少劳动并不少得，不劳动者也照样吃饭，甚至比劳动贡献大的人还吃得好，岂不就成了奖励懒惰、打击勤劳？如此，种地者不想着去多打粮，做工的不想去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质量，搞科学研究的没有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事商业的不思谋着去盈利，读书的不想考高分、上大学，认为“读书无用”…… 这样的社会还能进步？事实恰好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关於阴阳互根互依的哲理是正确的，“灭私”必伤公。灭掉了私，“公”便失根而无依，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公私互根、男女互根、治国者与人民大众互根、工业与农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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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② 《韩非子•五蠹》。

根…… 一切性质相异者互引、互渗、互补、互依，唯其相反而能相成，唯其相異而才相同，这才叫做“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中国的道理。

“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之间，从其总体关係上说，是相互排斥的，《睽》卦表现的就是同性相斥之理。但也不将此一类关系称之为“矛盾”。这是因为，同性事物之间，一般情况下，普遍表现为竞争关係。如植物之间的争光、争水、争肥，动物之间的争食、争偶、争生存地域，人类社会中的同行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资源争夺等等。竞争并非都是坏事，事物只有在竞争之中，才能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发展壮大，进化到高级程度。农民种田是不喜欢争水、争肥、争光性差的农作物品种的，道理也很简单：产量低。农民处理植物争水、争肥、争光的办法也很简单：一是用间苗之法，使植株之间保持相同距离，使其公平竞争；二是高低秆不同、成熟期早晚不同的农作物间作套种，分别依作物之需而浇水、施肥，使之争得有序，各得其所。治理国家也同样如此，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使各行各业及每一个公民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而不是反对竞争、制止竞争。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不科学，造成无序竞争或不公平竞争，那就要出乱子；国与国之间之所以发生战争，就是因为世界组织及国际公法还不健全，执行机构缺乏相应的权威与手段。同性事物在一强一弱、又无外力制约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强者战胜弱者、一个吃掉一个的革命性斗争，这就是《革》卦所表述的道理；同性事物正因为其性质相同，又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合为一体，如相同企业之间的合併，由此而对合併者的各方都有利，从而壮大自己的竞争能力。这又是《同人》卦所阐明的道理，“和为贵”哲学命题的提出。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矛盾”说，他认为凡在同一属下两个不同种属之间，就存在互相排斥、斗争、否定的关係，如颜色属下的“黑”与“白”，事实概念下的“是”与“非”，所有制观念下的“公”与“私”等等。而凡相同事物之间便不构成“矛盾”，不具有相互排斥、斗争、互相否定的性质。如“A”与“A”相对，必有一个是“非A”，只有“A”与“非A”之间才构成相互对立、排斥、斗争和互相否定的关係，这就是所谓“矛盾”。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他将事物相互区别而呈现对立的双方称作“对立面”，又说这种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矛盾性质——“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矛盾的非对抗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抗则是绝对的。这便是“有矛盾便有斗争”的观点。他还认为只有“矛盾”的斗争才能推动事物产生变化。黑格尔把“变”解释为对事物的“创造”或“消灭”。这，也就是“革命”性的斗争哲学的根源。

同性相斥，异性相引，同样是普遍地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中的普遍规律。更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相对性的客观规律，才又造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有序性。黑格尔没有认识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并加以正确的区分。而是混同起来，一概而论，将事物的不同称之为“矛盾”，凡事物相“矛盾”的关係之中都存在着斗争性，并以为它具有普遍性，只是认为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罢了。这种不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哲学，自然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黑格尔的学生。他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却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①。恩格斯谈到黑格尔辩证法时，多次使用“神圣”、“神秘”、“前所未闻”、“智慧的顶峰”以作形容。并亲昵地称黑格尔为“老头子”②。当杜林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自剽窃，黑格尔是个江湖骗子后，这就使恩格斯十分恼火，他说杜林才是“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③！这事实上是不合逻辑性的说法：赖以发展为哲学思想体系的，正是其哲学的最基本的核心，其思想理论体系既然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其赖以形成的核心如何会是正确的、唯物辨证的呢？换言之，一个以“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最唯物、绝对革命，成为哲学顶峰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如何又“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呢？唯其如此，以黑格尔哲学核心发展起来的学说，也就很难避免产生错误了。譬如，马、恩关於资本积累的分析、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两者的属性都是“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一种同性相斥的关係。而“公”与“私”则不是同性相斥关系。所以，由阶级斗争结合英国空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关於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和平均消费、人人都劳动、个个有饭吃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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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② 见《恩格斯致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37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2页。

以及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关於建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夜校、到美国办“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而推导出的消灭私有制、废除财产继承权、消除劳动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实行义务劳动制、消除货币、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所谓“理论”，就是错误的了。其之所以错误，就是将同性相斥、异性相引关係未加准确的区分而造成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差别，没有差别便没有任何事物，消灭一切差别的理论是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技术进步，都是研究、发现、掌握、利用一切客观自然规律，而不是去违背它，去同客观自然规律做斗争。战天斗地的口号，乃疯人之臆语，与大自然中所存在的自然规律做斗争，乃取祸之道。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毋逆天道， 则不失所守”①，“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②。治国而不明此哲学道理，同自然规律作斗争，就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由此而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大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不这样做就难免犯错误，不这样做而去机械地照搬某种“本本”，并将其当“圣经”念，就是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本本主义”。迷信“本本”，就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干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地受到一些教条主义者的干扰，提出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之类问题进行争论，就是很好的证明。不错，我们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对真理的探索，马克思学说并不是终极真理。我们所要坚持的是其正确的方面，并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修正和克服其错误的方面。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综上所析，中国古典哲学同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不等于西方哲学中的“矛盾”一词。所以，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是可以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名词、术语解释中国古典哲中的一些理论的，但却不能机械地照搬西方哲学去图解中国古典哲学。那样做的结果，就必然要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而看不到它博大精深的哲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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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

② 《黄帝经•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