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民师生涯

2017-08-08 06:06 | 作者:千里马 | 散文吧首发

民师,是民办教师的简称,其前身为“文革”的耕读教师。之所以称之民办教师,性质还是农民,亦教亦农,吃的还是农业粮,靠工分吃饭,属于农业户口,待遇低;而公办教师吃商品粮,靠工资吃饭,属于非农业户口,待遇高。“文革”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制要缩,教育要革命”,全民扫除文盲,大办教育,集资办学,农村大队原来没学校的新建学校,有小学的加办带帽初中,有初中的办完全中学(初高中),基本形成每个生产队有村小班,每个大队有小学和初中,每个公社有高中,个别县有农业大学。这突如其来的教育大上快上,自1966年以来,短短几年,在校中小学生成十倍以上的数字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师普遍奇缺,要适应教育新形势,民办教师应运而生。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当过三年多民办教师的,现在回忆起来,往事如昨......

我当民办教师是在1975年,属于十年“文革”的后期,也是民师队伍正在突飞猛进发展时期。我在小学五年级,就有一位本大队刚毕业的女高中生教我们算术,到初一时教我们数学,不长时间她突击入党提干上调当领导走了,接续的仍是民师,除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英语、政治老师是公办外,其余如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劳动等课程都是民师,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已看到了老师“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神圣与辛苦,特别是“文革”把老师当“臭老九”批斗,批判“师道尊严”,教师的神圣光环早已失去,剩下的只有工作辛苦、待遇低,人们贬称“教圈子”,社会上很不尊重。而当我也身不由己进入这支队伍中时,是抱有痴心想的,即怀揣着被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去当民师的。在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当时,把学校当“避风港”,不过是少从事大集体体力劳动罢了。而高中毕业后,农村回乡知青选择有四条路,首选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当国家干部,那最低要有二年的社会实践经验;其次是当工人,吃商品粮,成为城市人,身份高尚;再之是当兵,混的好的话,可在部队上大学、提干,前途无量。这是都能走出去的,看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即使上述三条路都走不通,留在家乡,最后还是选择当大小队干部,有点实权,在社员们面前有面子,也可少干农活。有出息有门路的人谁也不去当民师。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暂时选择了当民师这条路,那就只好咬咬牙坚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里,主要叙述五件事:

第一件事:万事开头确实难,头三个月最难熬。

因为我是到自己刚初中毕业两年多的母校去教书,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认识自己,开始就怕站讲台,眼看台下的学生两腿就打哆嗦,说话语无伦次,拙嘴笨舌,见人就红脸。在这样的状况下,先是在初二毕业班当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混上一周,因学生不配合,自己毫无经验缺乏自信心而主动辞职。接着又换成小学五年级毕业班,学生年纪小一些,心里不怵,底气足了,信心有了,教课才慢慢克服惧怕心理,三尺讲台才练就口才,管理才逐步大胆起来,师生关系也渐渐建立起来,相互配合,管理逐步纳入了正规,教课也能应付自如,因此,三个月后,首次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和同行们的赞许,再干下去也就信心满满了。

第二件事:遭遇“75.8”特大洪水,面临学校新领导。

正当我刚入门道准备大干一场时,暑假中的8月5日至7日,我的家乡遭受了千年不遇 震惊世界的“75.8”特大洪水,村庄上所有的土坯房荡然无存,家中一贫如洗;而学校的十几间教室办公室和所有的水泥课桌木凳也房倒屋塌,砸得一塌糊涂,满目苍夷 ,惨不忍睹。全大队3000来人 600来户仅存砖房不足十间。按规定,每年的9月1日是学校秋季开学的日子,可我们的每个家庭水灾后在一片废墟上临时搭建了庵棚,吃穿住用一切全靠国家救灾八方救援,才勉强维持生活,而学校面临的也是重建,重建需要过程,即使建过渡房,也要推迟开学一个月。当年的灾区口号是:“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作为我们民办教师,党和政府及上级教育部门要求我们,要发扬舍小家救大家,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白天到学校扒砖块,清理废墟,晚才能回家干私活,有时还要开会学习,突出政治,武装思想。这时,公社学区调整了我校领导班子,老校长主任都调走,提拔原老民师兼总务孙克勤当校长,初二班主任语文老师崔老师兼任教导主任,公办小学教师刘管后勤兼总务会计。为了加强领导,党支部决定:贫管会主任张世宇进驻学校,也就是说,校委会的意见必须经党支部和贫管会同意方能实施,这样,从根本上是体现党支部管理学校,贫管会具体操作,业务上连我们每天每年级的课程表都要过问,政治上的把关鉴定更是主要的。

第三件事:伸张正义厄运临,打击报复遭批判。

自从贫管会主任进驻学校后,俨然是幕后校长,而孙克勤本身是民师,靠着跟支书一个村里住,工作汇报的勤,会巴结,善于欺上瞒下,狐假虎威,光当总务还嫌官小,就利用这次天灾,设计撵走原校领导,让支书支持他干,因他平时人品就不好,私心重,群众威信不高,怕大家通不过,就把公认的老黄牛且耿直正派的公办崔老师提起来协助他压众,再请贫管会坐阵,处处表现积极,思想过左,耀武扬威,经常夜晚召开40来人的全体教师会,组织政治学习,紧跟形势,搞得人都烦烦的,他就采取高压手段,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原以为可以服众,没想到不到半年,先是南北两个教学点的负责人和他斗,后是中心校的几位老师跟他斗,再后来我和一起当民师的同学李继涛在一次全体教师会上发言,伸张正义,给他善意提工作改进意见,他恼羞成怒,其他人跟他斗都能理解,因为他们都是老教师,同事时间长,而我们刚到校一年,也敢冒犯他,就分别向贫管会主任和支书告恶状,说我们密谋拆他的台,认定我们自恃教初中高年级骄傲,非将军支书亲自到校主持开我俩的批判会,打一儆百,要挟不去开批判会就辞职。支书无奈按他的意见专门开了我们的批判会,说我们调皮捣蛋,让我们在会上作检讨,我们不服,没有作,他就当场宣布,县教育局给我校的两名月补助6元的名额,原商定按贡献大小准备奖励给我们,结果作废,继而自作主张,奖给他本村的一名刚教半年的村小教师,和一位紧紧跟随他的原大队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后来许多老师发言为我们打抱不平,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俩还是强忍再忍,接受了他这次带有打击报复之嫌的胯下之辱。从此,接受锋芒初露的教训,忍辱负重,继续干好工作,以静制动。

第四件事:小学生路掐油菜花,其母再遭遇批判会。无独有偶。女民师郭心若,丈夫是部队军官,就因为孙校长抓到她的四年级女儿放学路上随意掐断个油菜花,抓其破坏庄稼的坏典型小题大作,她与孙争辩,被孙添油加醋反映到支书那里,结果,支书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再次组织全体教师会,像批判我俩一样,上纲上线狠狠批判郭老师,还勒令她写检查,做检讨,并停职反省,不让孩子上学。郭一气之下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丈夫,其丈夫专程写信告到公社和县委,经调查,情况属实,最后孙和支书都挨了批评,做了道歉,再不敢让郭停职和女儿停课。此事在全大队影响很大,反响强烈。由于孙仰仗支书和贫管会支持,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不出一年,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八面树敌,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眼看再这样下去会由一类学校蜕变为三类学校,到了1976年秋季开学,公社学区领导果断采取组织措施,立即拿掉孙的校长,降为小学三年级算术老师,并请来一位老资格的公办校长接任,还建议大队党支部把贫管会主任撤出进驻。经过一学期后的拨乱反正,由于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学校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而孙从此灰溜溜的,成了孤家寡人,闷闷不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他的许多糗事丑闻已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第五件事:卧薪尝胆齐奋发,双双有个好前程。

经历过这两次批判会,使我们头脑清醒了,过去通过努力教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现好就能像 本校走出去的李国军、赵心民师那样能上大学,看来太不结合实际 是幻想,在这帮人眼里,老百姓哪会有好事轮到你的头上?你没看,两位被推荐上大学的民师,哪里是个人表现好?背后不是都靠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父亲叔父的人际关系上的大学吗?就连学习成绩差我和李继涛很远的支书儿子,特大洪水后,不是走后门1975年10月就被招工到地区化肥厂了吗?有权有势就有好前程,似乎就是当今社会的铁律。今后靠推荐走出去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而我俩要走出这所学校,不再当民师,只有靠自己抢抓机遇,平时奋发努力,多积累,多磨难。“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1977年,我和李继涛等20多位民师都参加了首届恢复高考,1978年春,只有我被中专(师范)录取,后来继续努力,带职上大专、读中央党校本科,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从公办教师到股级、科级,最终成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李继涛当年虽没考取,次年底参军入伍多年,后在新密矿务局转干当检察官、郑煤集团处级武装部长,经过自己的不懈地努力也总算出了人头地。

当我和李继涛前年在郑聚会时,回忆起当年这一段不平凡的民师生活,特别是遭受那次不公平的待遇和批判时,无不感慨地说:“今天的进步离不开那两次刻骨铭心的批判会的刺激和激励,往往坏事变好事,逆境中更使人砥砺前进,锐意进取,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需要的是很多次的人生摔打磨炼,现在回首看,不是记恨,而是应该感谢当年的孙校长和支书,可能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亏心事,经过这几十年的生活沉淀,也早就该反思反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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