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伴我走边关

今天不经意间发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本旧日记本，日记本的斑驳记录着沧桑的岁月故事，谁说日记不重要？尤其是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显得是多么重要。待打开日记本发现，这是1986年我随部队驻扎在广西边关所记下的日记，字里行间涌动着一个懵懂青年的渴望，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执著。历历在目，往事牵心。

看着一页页、一段段、一字字的笔迹是多么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虽说稍稍退了些色彩，但不退和增进的是感情色彩，似乎更浓了，浓得化不开，浓得有时让我眼睛潮湿。

“清晨，我被一阵阵隆隆的车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天已大亮。今天又是一个晴朗朗的好天气。远处山上的云雾沿着山谷轻悠悠地漂浮着，不断变幻出各种奇妙的形状，被云雾洗刷过的树林，散发出清新湿润的气息。我望着远山，不禁想起了刚来广西时的情景：还是在火车上，大家都在描绘着营房的形状。当时我根据广西的地形描绘出了：倚山、傍水的营房。啊，到了，在大山的怀抱里，在青松的护卫中有一个大院，这就是我们的连队。”这是我刚到广西崇左驻军部队营房不几天写的一段日记。现在读来，带来了美好的回味，我随着日记遥想当年，心早插上了翅膀，已飞回到部队。

“营房南边的公路上。车辆穿梭，昼夜不停。有东风、解放、北京、小江北，还有拖拉机、马车、自行车……特别到了收甘蔗的旺季，车辆更是川流不息，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再加上老百姓在山上打石头放炮，他们早不放，晚不放，正当你午休睡得正香的时候，一炮就把你震醒，再也睡不着了。”这一段写了部队的恶劣的环境，背面靠着大山，山上除了树什么也没有，不，有很多毒蛇出没，平时敢擅自去爬山的，有山也只能远看；前面就是一条交通要道，来往车辆频繁，要去对面就要等好长时间；公路的前面就是左江的支流，阻隔了行路。当年我所在的部队就是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铺设通往友谊关等边关的通信线路，以备战时用。

“这里生活艰苦，四五十岁的妇女就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三人一伙，五人一帮，到处转着找破烂儿，回去卖，就连几张破旧报纸也当成宝贝，一点点积攒成捆，便可收入几角钱。她们还每天分布在部队营区内，等待着剩菜、剩饭，也好饱餐一顿。她们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得到的食物基本平均分配，保持着这种贫穷友好关系。”在写这段日记的时候，我还担任连队文书，我深知她们这里贫穷落后，也了解她们内心的苦楚，也很怜悯她们，想帮助她们。可我当时每月只有十几元的津贴，也无能为力，我也不能违反规定拿着部队的饭菜给予她们。也就每天不忍看而看着她们来捡取部队所剩的饭菜，习以为常，已成习惯。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出门是山，抬头是山。皮肤变黑了，手变粗糙了，人也瘦多了。家人几次来信让他寄张照片回家，他始终不敢寄，他怕爸爸、妈妈见他这付模样，伤心落泪。”这是我写的一个入伍不久踌躇满志的四川兵的一段日记，现在读来，我隐隐感到了部队在锻造他的刚强，士兵在经受严峻的考验，父母在家里望眼欲穿。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吗？在电缆沟和战士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高兴又焦急。有多少聪慧的头脑在为连队想事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这是我刚从连队文书到班里当班长时写的一段日记。当时直感到跟班里战士在一起就是不一样，会感受到过去感受不到的一种新鲜的东西。其实，这不正是一个写作者所需要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吗？这样才能写出真情实感，写出战士的真性情。

“一九八四年十月，小余告别了父母亲，告别了温暖的家庭，一路欢声笑语，来到了部队。兵的生活开始了，小余的心里喷发着青春的烈焰……”这篇短小的日记，我是在酝酿着写好日记中的“小余”的故事。小余叫余昌平，北京市郊兵，入伍前有着优裕的家庭生活，本人有着稳定的工作，却毅然选择当兵。并且一直在部队默默无闻地积极工作，到了广西边关的艰苦环境中，他依然故我，赢得了官兵的称赞。采访他的时候，他很谦虚，什么都不肯说，也就没有成功。虽说采访没有成功，但看了这段短小的日记后，勾起了我对这名城市兵加倍的尊重。

“一曲《十五的月亮》，唱沸了边关、军营，唱热了城镇、乡村……在月亮的连结下，家乡与边关拉近了距离，军与民缩短了间隔，夫与妻加深了理解……”每每看到这段日记，我就会回想起我在广西边关的夜晚。真有诗仙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一股思乡的情绪阵阵袭来，这是远离家乡几千里之外驻守边关的独有乡愁。那时候，我常常面向故乡，仰望月亮，我把它当成家乡的月亮，我想托月亮给父母双亲捎个话：儿在边关守国防，不能尽孝多原谅！

“电报也算得上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科学成就了，它的问世，无疑是近代社会的一大喜事，可到了连队这里，却不知它怎么同‘病重’‘病危’‘病故’这些晦气的词汇有了不解之缘。尤其是什么节假、年终、工作艰苦、战士想家这些时候来和当兵的过不去。当然，也很难说这里没假。目前，这个单独在此施工的连队，在这种微妙得不能再微妙的微微妙时期，来几封电报，不是太正常了吗？”在广西边关的一年时间里，部队执行艰巨的任务，我大多时间当文书，经常见着通信员取信的时候取着电报，有时一封，有时两封、三封，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收到五封电报，有的写着“父病重，速归”，有的写着“母病危，速回”，有的甚而写着“父病故，速归”。每当接到电报，通信员宁肯先不发信，也要把电报先送到连长、指导员手中。只要见着通信员屁颠屁颠跑的时候，大多是给连长、指导员送电报。连长、指导员接到电报，一个挓挲手，一个来回走。连队任务这么艰巨，又来了这么多电报，这可怎么办？谁的是真的，谁的是假的？真假难辨。假若放走了一个，都攀比，“闹病号”“压床板”，不出勤；假如都放走了，艰巨的任务谁来完？所以，那时部队的电报就成了连长的心事和指导员的头痛事，也成了我难以忘记的往事。

这个日记本伴我在部队，回家乡，走过了三十多年历程。多么熟悉的笔迹，多么亲切的往事。一段段日记，流淌过一段段沧桑的岁月，凝聚着一次次浓厚的深情，记载着一件件不凡的往事。感谢日记，让我回到从前；感谢日记，让我把历历往事铭记到永远……

乔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