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茂的回忆

阿茂是我童年最要好的伙伴，我俩同年出生，家又住在同一生产队，且长得娃娃脸又有点相像，经常听到大人们说：这两个小鬼长得一个样。我俩一起上学，一起捡猪粪、一起割猪草，一起掏鸟窝，一起……

我俩虽然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辈，可那个年代父辈们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雨已深深烙在了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童年正值我国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经常看到我爸爸指挥着民兵领着十几个人在生产队操场游行，围观的革命群众不时地举背高喊：打到反动派！打到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口号，那十几个游行的所谓坏分子个个头戴高尖帽，胸挂姓名牌，垂着脑袋边走边重复念着：“我有罪”、“我坦白”、“我该死”，而游行戴高帽的人当中我惊奇地发现有阿茂的爸爸。

阿茂的爸爸按当时的说法是读老书有文化的人，解放前他当过乡村会计，写有一笔好字和炼就一手娴熟的珠算，可就因为他曾经为国民党做过事就把他定性为“反革命”。我爸爸当时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全面掌握着这些坏分子游行示众的生杀大权。阿茂也羞于他爸爸是被游街的人而有意疏远了我，其他的“革命”童伴也提醒我不要跟阿茂玩了，要与他划清界线。可缺少阿茂的儿童游戏我总感觉不好玩，于是我仍我行我素独自去找阿茂玩，这令阿茂高兴不已，更使他爸爸喜出望外，因为我经常出入他家的举动他视着是对外发出的无声信号，即我跟“一把手”家关系不错，他家只要有什么好吃的阿茂爸就会让他把我叫去，阿茂也经常藏着东西偷偷带给我吃，象什么煮熟的新鲜带壳花生、红皮红薯、炒花生、煮鸡蛋等等，也许是我无意间常常流露了在大人们那里听到的生产队游行活动安排的信息，有好几次在生产队批斗坏分子的游行行列中不见有阿茂爸爸的踪影，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无意一个有心，精明的阿茂爸爸一到游行的头天晚上就卧床不起请假报告病了，所以第二天的游行批斗活动他就一次又一次地侥幸躲过去了。

好动贪玩，调皮捣蛋是男孩的天性。那时候的小学课本知识内容少得可怜，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一放学我们就三下五除二给做完了，然后要好的同学三帮四伙的各自玩开了，做游戏时阿茂永远是分在我的这边，因为阿茂个大劲足且比较灵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我们这边赢的多。儿时游戏的内容大体都差不多，如填方块，打方角，打弹子，打地老鼠，踢键子等等等等，游戏时，我们常常是衣服汗湿了，鞋子磨破了，有时还难免因肢体碰撞、跌倒而发生皮外伤事故，但我们感觉总没有累的时候，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后才高兴地解散回家。

阿茂的聪明才智在儿时玩伴里是出了名的，俗称我们的小“军师”，他出的鬼点子新奇而且实用。夏天一次到邻队偷瓜的经历仍让我难以忘怀，早听说邻队第四生产队西瓜多又甜，于是在一个上午放学后的中午我们五个玩伴悄悄的潜伏到了瓜地旁，本想趁看瓜地的伯伯午睡时下地摘几个大西瓜来吃，当我们在瓜地附近大草沟里左等右等时，就是不见看瓜伯伯回瓜棚休息。那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乡虽然四季分明，但冬天像冰窿冷得要死，夏天又像火笼热得要命，那天正好又是烈日炎炎的中午，躲藏在草沟的我们个个被烈日烤得又渴又饿，可那看瓜的伯伯像个不怕晒的机器一样一直在瓜地拔草、翻瓜，正当大家焦躁不安准备放弃时，小“军师”阿茂突然说：等会，我过去把他引开时你们赶快行动，记住，每人偷两个，不要搞多了，免得跑不动被抓着了。还真是的，就在阿茂离开约莫十分钟的时候，只见看瓜伯伯迅速地向瓜地另一头跑去，且边跑边骂吼着什么。说时迟那时快，剩下的我们四个飞身一下跃入瓜地，各自挑选能够抱得起的大西瓜撒腿就往回跑，也许由于慌乱，我和另一个伙伴在撤退回跑时都摔破了一个大西瓜，当我正要去补摘一个时，只听见其他伙伴在喊：“快点快点，抓来了抓来了”。我只好慌忙地抱起先前的战利品拼命地回撤了。当我们平安地返回安全地带享用胜利果实后，阿茂告诉了我们他使的计谋，原来他使用“调虎离山”的办法跑到瓜地的另一头在瓜棚旁把满沟的毛草点燃引来看瓜伯伯注意力的。

人算不如天算，本以为只要我们五个不说出去就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干了偷瓜的坏事，可第二天老师还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不但严肃地批评了我还让我在班上作了书面检讨。原来是我脖子上系的“红领巾”暴露了我们的罪行，因为在我们读书时的小学年代，颁发的红领巾是有配额的，当年我们生产队只有二十七名学生的小学分配到两个指标，颁发红领巾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成绩好，二是贫下中农出身。我们队除了一名女同学够评比条件获得一条红领巾外，另一个获得此荣誉的人就是我了，因为“红领巾”是少先队的名称，是革命的像征，是青年团的未来，当老师第一次给我系上时我是多么地兴奋不已，那激动的心情不亚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的革命军人，于是我和那一名女同学几乎是天天佩戴着它，不曾想干坏事时也不知道把它取下来，看瓜伯伯就是凭着红领巾的印象到学校找到老师来告状的。现在想起儿时偷瓜时的那份惊恐、刺激和兴奋的情景以及天真可爱的傻乎样子时，仍倍感好笑和亲切。

懵懂、纯真的童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家也随着我爸工作的升迁调动而搬到了总部，后来我念了高中读了大学，阿茂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就回家成为一名生产队劳动社员了，我与阿茂的联络从此也就慢慢地稀少了。

记得是1981年的暑假一天，阿茂突然来到我家，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就要参加工作的喜讯，是到县一个镇的粮管所上班。原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阿茂爸爸的历史不公正错案得到了平反，因其到了退休年龄且体弱多病，政府决定让他儿子阿茂接替他的工作。那天阿茂在我家吃了晚饭，为了恭喜和庆祝，我俩都喝了点小酒，看得出他心理不知有多美，当然，我和我全家都为他感到高兴。

与阿茂一别转眼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也许尘世琐事工作繁忙，我们各自为生计打拼忙碌而慢慢地断了音讯，只偶尔从他亲戚那儿打听到他的一点消息，听说他爸妈前几年均已过世，他回家乡打听我时才知道我早已来了海口，而他混得很不错，听说2000年便辞职下海了，经过几年的商海打拼如今发达了，在我们县城盖了洋楼，添了爱车，育有一双漂亮儿女。

“朋友啊朋友，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离开我，离开我···”，此刻歌手臧天朔的《朋友》时时萦绕在我的耳际···

所以，我一直相信“人做事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这句名言的，我们无论做事还是做人，把心放在中间，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常做好人，多行善事，因为上天永远是公平的。阿茂的幸福不正是上天对阿茂爸不公的绝好回报吗？

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祝阿茂一家幸福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