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风云与祖国统一

（一）历史脉络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又是丝绸古道的枢纽，自古以来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在这里聚集融合。又因它地处偏远，与内地联系不便，就形成了新疆独特的多民族、多文化繁衍历史。新疆自汉代归属中原以后，因多种原因，管辖权几度易手，徘徊于多个强权之间，但又一次次的回归，最终回到祖国怀抱，是偶然的原因还是必然的结果？百度文集的一位学者型文友曾建议我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寻求历史的必然足迹。我虽不能胜任，但翻阅这段历史时心潮澎湃，有粗浅认识，仅供参考。

在这里先把历史上祖国对新疆的管辖和失控事件大致理出来，让我们看看历史的总体脉络。

1．公元前109年（2100多年前）汉朝将领赵破奴率军西进，攻破楼兰、姑师古国，进驻西域。这是西汉政权首次越过武威、酒泉古郡，进入新疆本土，将古版图的西域向西推进了1000多公里。公元102年，汉军挥师再进，攻破大宛（当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再度向西扩展2000余公里，勾勒出最早的西域版图疆域，统辖包括中亚一部在内的诸多西域古国。自此以后，开始修建绵延数千里的汉长城。

2．西汉末年，朝廷内乱，游弋在天山—阴山以北的匈奴部落伺机南下，重新占领西域。公元73年，东汉王朝建立，派大将窦固、耿忠沿天山北麓驱走匈奴，夺回伊吾、巴里坤古城；之后，班超进入天山南麓，夺回哈密、鄯善、尉犁、于阗、龟兹、莎车等重镇，西域再次归属中原管辖。

3．东汉末年，中原大乱，面临更朝之际（魏晋南北朝）。在这个历史时期，最初从中亚迁移过来的一批突厥人，他们逐渐发展成势，利用中原无暇顾及西域之际，夺走统治权。突厥人的兴起和发展是关注和争论较多的历史课题，因为这涉及到新疆多个民族的起源和演化。但不管怎样，东汉末年之前，西域坚实地归属中原管辖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否定。有学者认为突厥人的主体来源于鲜卑、柔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枝，他们早期都融入匈奴之中。公元552年以后，突厥人逐渐统一，成为北方强势民族。公元581年，突厥人攻击隋朝失败，引起内讧，分裂为东、西突厥两部，新疆归西突厥管辖。西突厥政权要平和的多，因丝绸古道的联系，它与中原关系密切。公元568年，北周武帝迎娶突厥可汗公主阿史娜为妻，可汗将一支300余人的歌舞乐队作为陪嫁送至长安，场面壮观。从此，胡族文化迅猛介入中原地区。公元605年，隋朝派御史出使西域，延续西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通商，和善相处直至唐朝。唐玄奘取经路过西域时曾被热情接待是历史史实。

4．公元639年，新即位的突厥首领翻脸反唐，攻占唐王朝设立的焉耆、哈密州郡。次年唐王朝出兵平叛，收回统辖权。此后在西域设立闻名遐迩西州、北庭、安西等都护府，管辖包括中亚一部在内的西域广大疆域。此时的唐王朝不光是派内地官吏来此设立府衙，还册封一批当地贵族为首领，管理手段日臻成熟。公元655年，西突厥内部又起内讧，王室成员那贺魯因不满唐王朝对乙庇射匮可汗的册封发动政变，公元657年叛乱被平定。唐王朝自此取消了对当地贵族的册封制度，所有统辖权归于都护府，以游牧为主而独行管辖权的突厥汗国自此消亡。叛军首领那贺魯被俘后被唐高宗收养于长安，养老送终——这一政治智慧对稳定西域有重要的作用。

5．唐朝末年，因安史之乱，西域又处在失控状态。此后一直到宋朝和明朝的500多年，西域之管辖权被蒙古人接替。蒙古人对西域的管辖算不算祖国对西域的掌控？我认为应该算。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历史时代，蒙古人建都在北京、忽必烈战胜它的篡位对手阿里不哥等都得益于内地的汉族贵族相助和参议。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他不但看到了农耕文化远远优于游牧文化，还看到了汉文化浩如烟海的辉煌和封建管理体制的效应，他几乎拿来就用，推而广之。忽必烈国号“大元”都取自于易经中的“乾元”之意。自此，他放弃了窝阔台汗的“和林”汗国中心，实际上已经自认自己成了中原王朝的继续。一些游牧贵族主张“弃农从牧”被他驳斥，同时还将内地的农工商贸人才通过丝绸之路扩散到西域，这其中还包括强行征迁的平民、战俘、囚犯、工匠、家属等，内地汉民为西域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元朝本身就是异族，它在取得政权后，版图之大，融合民族之多，前所未有。这一问题随着中原文化的交融而顺利解决，先进的中原文化就此加快了向周边交融的速度。在华夏文明史上，元朝的民族多元化交融是光彩熠熠的一笔。明朝建立时，虽推翻了中原地区的蒙古人统治，但西域一带仍然是蒙古人额鲁特、察合台部落的管辖区。到现在为止，新疆有50%以上的主要地名都是蒙语命名，包括现在的乌鲁木齐，可见蒙古人对西域发展的贡献。在蒙古人管理西域的时代，西域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义下，原分布在天山南北操突厥语系的零散部族和蒙古部落带来的回鹘人、回回、畏兀儿人、哈喇灰人、北方汉人完成了融合，早期的维吾尔人形成。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维吾尔人，而是在突厥语聚集区、突厥文化集中区形成了主体融合，主要发生在南疆、伊犁、哈密、吐鲁番等地，这种格局到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突厥人已经融合了回鹘、柔然、鲜卑和北方汉人，经历了数千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我们看到了西域复杂的民族交往、文化融合过程是不能一刀切出哪一块儿是谁、谁、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西域民族与文化的融合特征，这种现象在波罗的海周边国家非常普遍，发生在近代；而在我国，西域已经进行了千余年……

6．清朝初年，蒙古人的准噶尔部（隶属于额鲁特部）因草场迁居问题，经常侵犯到甘肃一带，与清政府发生摩擦。我们从影视剧中看到的康熙、雍正大帝曾屡次击败噶尔丹部的故事，那只是击退，蒙古人以顽强的斗志继续维持着西域的统治权。1757年（道光20年），清军将领兆愈率军西征，彻底击败噶尔丹，结束了蒙古人长达500余年的统治。西域与内地结束了割据式管理的时期，在新的王朝下完成大一统管理。1865年因沙俄策动又发生了以妥明、阿古柏为首的叛乱事件，1875年（光绪5年），清政府命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叛收复，新疆至此长久的回归内地管辖。

由上述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加上蒙古人的管理时期，西域其实一直在古中华帝国的管辖之中，除了宋朝。宋朝是一个“王者不王”的时代，国力军力非常孱弱，加上北方异军突起了许多列强：金、辽、西夏、西凉、蒙古等，它的实际管辖权已经退缩到了南方。西域如断线之风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其它时期的短暂骚乱，不久就被平息。这种现象有其必然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祖国对西域的重视和决心。我们注意到西汉王朝开始控制西域是发生在“张骞通西域”以后。在此之前，西域完全是陌生的，只有一些匈奴在这里出没。张骞通西域之后发现了西去的“国外之国”和通商之路，对汉王朝有极大的吸引力。越过甘肃酒泉郡以后，西域再西的地段有月氏、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外夷古镇，而广袤的新疆大地几乎是权力真空地带，仅有一些游牧部落，在这里建立政权真是迫在眉睫。另外，从政治上控制住西域等于断了匈奴的退路，一石数鸟。而事实也正是这样，西域的地方政权之弱小让西汉王朝用很小的代价就随了心愿。比如著名的楼兰古国，赵破奴率领700人就予以击斩。在这之后，西域就成了内地各王朝理所当然的份内家当，不容遗弃，不容旁落。如清朝——清王朝建立后数代君王不惜一国之力打通西域之路，收回西域主权。此事件影视剧、书刊多多，本文不再赘述。

2．政治文化的先进。我们现在把封建制度批驳的一塌糊涂，而在当时，相对于游牧部落，封建制度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游牧民族因生活方式所限，部落之间的协调是合约式的，尚带着奴隶社会的残余。贵族对于王者仅以朝贡来表示服从，因见面困难，平时的大小事务基本没有联系。特殊时期依靠聚会商议。因每个部落总体实力差别不大，很难形成绝对的权威，又天高皇帝远，经常发生互相割据、反目成仇的分裂事件。而封建式管理是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管辖非常的集中。互相之间不是合约关系，而是直接任命的等级制关系，一级对一级负责，责任层层划分，联系紧密，上级可以置下级于死地，管理十分有效。又因为吏治管理有严格的官场程序和文秘档案，封建管理留下的史料坚如基石，成为当代和后代评价官吏、总结经验的珍贵资料。而游牧文化所形成的史料大多为口头流传，失真很大。所以游牧民族一旦掌权后，马上会发现封建管理的优越性，比如元朝、清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盘接受。西汉王朝在西域建立起封建管理制度以后，尽管之后管理权几度易手，但封建制度至此进入西域，根深蒂固。

政治文化的先进还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融合与提携。唐太宗时期正处盛唐，但他居安思危，在处理唐王朝与地方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主张淡化种族差异，将其视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方政府的关系，无论何族，皆视为汉民。这一主张在北庭、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中得到体现，出台了很多地方自治、别于内地的政策，深得西域民心。该政策在后期的各个王朝皆得以延续。

3．农耕文化的领先。西域原是优良的牧场，当地居民以游牧为主，农业稀少而落后。中原的农耕文化及相关产业链进入西域以后，生产力发生了飞跃。由农耕文化带来的冶铁技术、建筑、农具兵器锻造技术、小商品加工技术、贸易、水利（如坎儿井、毛渠）等中原文化给这里带来了福音，这是各族人民所期盼的。这也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及对内地文化的向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蒙古人对西域的管辖时期仍可以看作是中原文化对西域的继续交往。

4．丝绸之路的联系。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还是一条政治通道、文化血脉。由政府派出的一批批官员、军队、匠人都依靠这条路维系着内地的联系。即使在权利失控时期，民间贸易依然沿着这条路传输者双方的文化血脉，影响着另一方。西域对中原的向往和依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信息与熏陶。

5．西域人民的盼望。相对于奴隶制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明显可见，封建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也被地方显贵青睐。一旦发生复辟式的叛逆，西域人民是反感的。游牧贵族形成的领地割据不但限制了水源、草地的公共使用，连商贸活动都成了问题，当地居民由此更加怀念统一政府管辖的农耕商贸文明。我们以班超平定西域为例——因事件的急迫，班超最初去鄯善王国时，仅带了包括仆人在内的36人——带36人去平定西域，在今天看来真是一个笑话。然而他所依靠的就是各王国对复辟的不满。迫于中原对西域的失控，许多王国是不得已而随从。班超去鄯善后用计谋抓捕了突厥使者，之后以王朝的身份带领当地军队逐渐扩展战绩，攻城拔寨，最终平定西域。班超年老返回中原时，当地居民热泪相送，最终有人抱住马腿痛哭不放。班超被感动至极，将儿子班勇留在西域继承父业（这种精忠报国的干部放在现在，肯定要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选）。这一现象在唐朝上设立都护府时期也可以见到，一些官吏离任时被当地百姓隆重相送。清末将领左宗棠收复西域时，许多当地居民拿起刀枪参加战斗，他们对黑暗时代的召回恨之入骨。西域人民盼望统一、渴望先进文化的愿望，是西域回归中原的强大动力。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由于中原文化一直熠熠生辉，始终是西域及边远邻国的效仿学习对象，加上历代各王朝对西域的重视，西域一次次的失而复得、又最终回归的历史事件，笔者认为是历史的必然。很难想象一个历史上依赖和熟悉了数千年的文化与政治管理体制，能不在被它相处许多世代的人身上留下文化基因。

（静等下集二、近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