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恩不言谢

《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位刺客，其中一位叫聂政。“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这位聂政因为杀了人，为避仇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山东），以杀狗为业。当时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过节，怕被害就逃亡了，为报复侠累，到处找杀手，齐人就向他介绍了聂政。《史记》记载：“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这是说，严仲子数次找到门上，备上酒菜，到聂政的母亲前喝酒，酒酣，严仲子奉上黄金百镒（一镒等于二十两）为聂政母祝寿。聂政惊奇礼物太重，坚决推辞。严仲子告诉聂政，我有大仇，到过很多诸侯国，在这里听说你是一位很重义气的人，所以来交朋友。聂政知道严仲子想报仇，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托。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安葬后，直到丧服期满，聂政说：唉呀！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拿着刀杀猪宰狗，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委屈身分和我结交。我待人家的情谊是太浅薄太微不足道了，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可以和他对我的恩情相抵，而严仲子献上百金为老母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件事说明他是特别了解我啊。贤德的人因感愤于一点小的仇恨，把我这个处于偏僻的穷困屠夫视为亲信，我怎么能一味地默不作声，就此完事了呢！况且以前来邀请我，我只是因为老母在世，才没有答应。而今老母享尽天年，我该要为了解我的人出力了。聂政到了濮阳，找到严仲子问明了情况，谢绝车骑人众，辞别严仲子只身去了。聂政他带着宝剑到韩国都城，韩国宰相侠累正好坐在堂上，持刀荷戟的护卫很多。聂政径直而入，冲上台阶刺杀侠累，侍从人员大乱。聂政高声大叫，被他击杀的有几十个人，为不连累别人，自杀而亡，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蒲松龄的《聊斋》有一篇《田七郎》的故事会，故事内容与聂政行刺有点雷同，蒲松龄大概熟读了刺客列传。《田七郎》的故事大概意思是一位叫武承休的富人，梦中先人让他去交结一个叫田七郎的人。武承休梦后四下寻找田七郎其人，得知相邻东村果有一叫田七郎的猎人，并登门拜访欲赠重金与田七郎结交，岂知田母毫不客气地拒绝武承休说：“老身仅此儿，不欲令事贵客！”武承休无奈只好离去。田母对儿子解释说：“我适睹公子有晦纹，必生奇祸。闻之：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

武承休谨遵先祖梦中教诲，认定田七郎是可交往之人，常登门赠与银两和食物，要求自己府中上下善待田七郎，田妻病逝也全仗武公子帮助才得以安葬；而田母教导儿子“受人钱财定当以物偿还，不能欠人家人情”；田七郎谨遵母命勤于上山打猎，盼早日抵清武公子赠送的钱财，一日搏杀一只猛虎，并抬虎送上武府，声言己还清钱物，两不相欠。但武承休不以为然，善待田七郎之心依旧，而田七郎上武府逐渐稀少。

田七郎为争猎豹，失手殴死人命，武承休大惊并四处奔走，用重金设法解救其出狱，救了田七郎一命；这位贤德的母亲才应允儿子与武承休交往，田母慨然曰：“子发肤受之武公子耳，非老身所得而爱惜者。但祝公子百年无灾患，即儿福。往则往耳，见武公子勿谢也！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此后，田七郎到武府如履家门，对武承休相赠的任何厚遇不再推辞，来者不拒，也从不言谢字。

后来武家的儿媳被仆人奸杀，又被仇家陷害，是田七郎杀了县官和仇人，为武家报了仇，自己也和聂政一样，不连累别人，自杀而死。

蒲松龄的《田七郎》，简直就是司马迁《刺客列传》的续篇，只不过《刺客列传》是传记、是历史，而《田七郎》只是故事。假如司马迁也把《刺客列传》写成故事，大概也会绘声绘色。《田七郎》里把田母描写成一位通情达理，深谙人情世故，告诫儿子：“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田母绝顶聪明，同时也是一位深明大义之人，深知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的道理。蒲松龄对世间道理的认识，对“义”的理解，都通过田母表达出来。《刺客列传》里聂政的母亲虽说没说什么话，但聂政的做法，却是和田母的话如出一辙，他们讲究的是“义”，聂政和田七郎所作所为、前因后果就是田母所说的“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

很多人都怀有感恩的心，我们的古人也提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人心底也是善良的，善良的人也往往受到很大的伤害。《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了蒯通和韩信的一段对话，当时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使全国的形势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这是说：“汉王给我的待遇很优厚，他的车子给我坐，他的衣裳给我穿，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坐人家车子的人，要分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裳的人，心里要想着人家的忧患，吃人家食物的人，要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不难看出，韩信是一位感恩戴德的人，正是这种感恩的心，使韩信不忍心背叛刘邦。韩信后来被吕后处死，韩信的死没人说是去“赴义”，临死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韩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聂政和田七郎按现代说法其实都是被买凶杀人，但古时的人怎么认识这种事情，不得而知，可古人讲究的是“义”，这点是很明确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应该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一种感恩思想，从聂政和田母以及韩信的话中就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自古以来，很多家境贫寒的人，一旦受到恩惠，无以报答，这就出现了“贫人报人以义”，这种“义”有时是生命代价。自古以来还出现了很多英雄救美的故事，一个弱女子，受了大恩，无力无钱报答，就会“以身相许”，这种现象至今绵延不绝，这样的故事重复了几千年，这既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一种延伸，也是感恩思想的一种表达，和男子汉的“义”相同，表达形式不同而已。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古往今来，义气是英雄男儿的写照，也是千古绝唱的佳话，义重于生。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必要时“舍生取义”。司马迁也称赞这种义：“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笔下的刺客以及田七郎的“义”千古传唱，大凡英雄人物，忠孝难以两全，他们皆义字当先。虽说义字当先，但这些刺客之前无不受到恩惠，这些恩惠虽说形式不同，刺客们归宿却都归在义上。也就是说先实施了恩惠，后有了“义”，这个恩惠也就是“情”，我们俗称“人情”。是“情”促生了“义”。“情”和“义”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义”的产生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位侠客、义士不会为一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去赴义。因此没有了情（恩惠），也就谈不上义了，这大概就是人之常情。如何处理好情和义，其实是两难的，人总不能受了恩惠而无情无义吧！田母的：“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振聋发聩，不能不让我们的三思；试想，我们受到了天大的恩惠，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礼物也没法酬谢这种“情”，金钱根本表达不了你的感激之情，那时又该怎么办？

大恩不是不谢，往往要用生命的代价去谢！大恩，怎一个谢字了得？！

20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