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衙”与腐败

近年来，以土地置换，拉动经济为名，各地政府纷纷迁址建楼，其占地之广阔，设计之气派，用材之名贵让人惊叹；且各地相互攀比，竞相争“派”，已成愈演愈烈之势。笔者到过几个地方，有东部，有西部；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所见莫不如此。

政府迁址易地，本无可非议；但是追求奢华，恐怕就该另当别论了。

以西南某穷省为例，该省会市级行政中心迁往新区，大兴土木。一个地级行政中心，占地竟达数百亩，“衙楼”庞大，气势恢宏，造型别致，富丽堂皇。名贵石材，玻璃幕墙，园林广场，长廊雕塑及三星酒店，一应俱全。一期工程直接造价四个多亿，人均办公面积近百平方米，环境设施条件毫不逊于三星级宾馆。初来乍到者见之，犹如刘姥姥到了大观园。有人惊讶：这哪像衙门，分明是宾馆和公园。上行下效，该市几个区级行政中心也先后动工，挥金如土，奢靡破费，不过县级“衙门”，每个“中心”平均耗资也过亿元。

政府建楼所用乃纳税人之血汗钱，属公共资源；即便政府将原先楼宇以某种方式作资产置换，这置换的东西仍然是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取之于民”，应该是“用之于民”的，如国防、教育、科研、医疗、市政及其他，但在这里却被大量“用之于官”，用之于“豪衙”，不知其中的正当理由究竟是什么？

显然，毫无理由，至少是缺乏充分之理由，因为这是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占用。政府虽是行使权力的机构，但过度占用公共资源恐怕不是政府应有的权利。

曾见报载：我国某市市长访问美国城市西雅图，邀东道主回访，美方市长欲往，却为盘缠发愁，中方市长豪情万丈，当即承诺为对方中国之行买单。美方市长发愁，是因为公众不允许他随意动用公共资源，囊中拮据；中国市长慷慨，则是百姓对他的权利没有什么制约，大可在美国市长面前一展中国官员视钱财如粪土的大款气概，只是不知此举在美国市长心中留下什么印象，也不知能否为国争光。

中国经济增长虽快，因过去底子太薄，现在还不算富国，许多经济指标以人均论，在世界排名都比较靠后，公共资源极为有限。建造航母在国防建设上仍属奢想；科研、教学经费不足乃普遍现象，市政建设多靠国债甚至欠债支撑；还有农业发展、国企改造、医疗卫生等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无一不缺少资金。既如此，我们财政的钱为何还大量用于修建“官府豪衙”？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为何不能确定一个合理而严格的标准？对其使用为何不能实行公开运作和有效监督？

纵观海外，我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办公楼远不及我们地方“衙楼”豪华，这不知体现的是我们经济的发达还是法治的落后？

考证历史，我发现，在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方面，古代官员远不及当代官员潇洒，这不知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利用个人手中的权利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叫做“个人腐败”；难道利用机构的权利或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就不算腐败？

不合理地占用公众的东西，就是腐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形式。

利用机构的权利或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应该叫做“集体腐败”或“政策腐败”？

而今眼目下，对个人腐败可依法惩之，而对集体腐败或政策腐败却无良策治之。

个人腐败都是偷偷摸摸，暗箱操作；集体腐败或政策腐败却是大张旗鼓，理直气壮。

正因如此，可以说，公开的腐败对社会的危害更大，犹如强盗的危害甚于小偷。

也许有人说此言太过，但我相信历史会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