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与“君子远庖厨”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老子的 《道德经》没有过多的阐述，只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自然表现，知其材，用其技，度其寸，成其鲜。简单而深邃的阐释，充分肯定客观事物的重要性，“小鲜”即为客观事物，五味调和要恰到好处，烹饪手法顺序应早做规划，根据客观事物清楚判断火候、手法以及作料。治国为政如掌勺烹小鲜，多挠则费，治国为政不夹带自己的要求和喜好，少了私心杂念的萦绕，没了政绩功过的得失顾虑，更具客观要求去做，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国情为客观事物的基本面，就如烹制小仙的灶具、食材，民之所思所想为整个烹制过程的客观要求，不夹杂自己的口味偏好，完全按照烹饪过程的客观要求，就会成就一盘大菜。

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合今时今日的社会，用金钱衡量着的一切，让道德追求离人们越来越远，笑贫不笑娼成为社会认知。无为而治的文景盛宴不会再现，而人们休养生息，国家和谐发展的诉求日益高涨，国情的清醒认识是为政者基本要求，国内小环境、国际大环境的清楚判断是为政者烹鲜时对基本物件如锅碗瓢盆的了解；国家经济科学持续发展、政治改革渐进式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法治等得到彰显，百姓富裕、幸福、安康得以实现就是对这盘大菜的出锅要求。连接这两点的就是烹饪者的手法和技巧，知其材，用其技，度其寸，成其鲜，掌勺者顺天时，知锅碗瓢盆，解酱醋油盐，明荤素搭配，精汆炸熘炒；应地利，燃三味真火，技五味调和，度寸长尺短，决出锅早晚；成人和，国持续发展，市风清气正，家富裕安康，众和谐相处。

“治大国若烹小鲜”用词练达，微言大义，寓意深刻，点到为止，从而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语句蕴含的深意只能靠我们在了解成句时代的客观性，再去作深度的思辨。思辨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清晰度完全可反映出我们思辨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度和广度体现着顺应客观实际，大道无为的顿悟。仅将“治大国若烹小鲜”理解简单构思，那就是对老子缜密思辨的践踏。老子讲的这句话以及对这说辞的论述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乾隆为历代帝王长寿之星，执政六十，监政三年。他的辉煌离不开康熙的积累，离不开雍正为其肃清污秽而强有力运转的人才班子，体制健全，物质丰盈，民意所向，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样的情况下才会烹出国之鲜。到宣统年间早已锅碗瓢盆残，柴米油盐缺，此时即便有能烹鲜之厨，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余秋雨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一个“烹”字，衔接了国情到事情的最后结果，动态了治国者一种亲历亲为的执政理念，将参与其中按照民意反映的客观要求处理政事，以及成功后执政者那种“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的享受。一字代过将这一过程论述那样的简单、轻松，简单得像烹制一道鲜美可口的佳肴那样轻松、那样从容。

“君子远庖厨”儒学大家孟子如是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论调也难以在现实社会站住脚。更有甚者，这成了不愿做“小人”的“君子”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挡箭牌。这是孟子在他生存时代呼吁王道仁政的口号，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唤醒执政者“不忍”的仁慈之心，这样儒学的王道仁政才有立锥之地！

君，原指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俗称君主。君子，原本是国君之子的意思。根据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国君之子（嫡长子）从小就要进行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所以自然成为个人修养上的楷模。后来，君子一词便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问修养极高之人的统称。“君子远庖厨”为唤醒“不忍”之心，施行王道仁政。有些偏颇的将君子和庖厨隔开，实为不妥！春秋战国帝王更替，餐肉饮血为寻常事，戎马千里，得一城池而远离庖厨，定为君王不纳，孔孟之学在其生存年代多不为执政者采纳，只为士子激辩之词。

“君子远庖厨”为唤醒不认仁心，施王道仁政。然而为政者远离国情，外夷滋扰频繁，内政庞杂纷乱，民怨沸腾，食难饱腹。忍他让他，最后灭亡的只有自己。

“君子不器”，应有“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态度，不敢懈怠，不敢马虎，夙夜在公、勤勉工作。立足群众，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尊重客观事实，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放下“君子远庖厨”的虚伪，用勤勉实干的精神参与烹国之鲜，循序渐进，立足客观实际，解决各方面问题，了解人民想干那些事情，用贴近人民的工作方法，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得一些人民想要的结果，留一句身后简单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