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大脚母亲的巧手

我的父亲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但有一双大脚，穿42码的鞋。这双大脚坚强有力，陪伴母亲走过了风风雨雨80年的历程。而母亲却是一双小脚，年幼时因裹了脚，脚趾头变了形，只能穿32码左右的鞋子，在商店都买不到适合她穿的鞋子，只能自己做。母亲从小便练成了一双会做女工的巧手。

父母的婚姻是娃娃亲，他们的婚缘是由父亲的姑妈，即母亲的伯母做的媒，说是亲上加亲。据母亲回忆说，伯母给她做介绍时问她：“你要找个识字的婆妈，还是找个不识字的？”母亲回答说：“找个识字的，能教我读书认字。”可婆婆并未教她认半个字。因我的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有文化，懂医药，会看病。在伯母的撮合下，双方家长就交换了孩子的生庚八字。订婚时母亲7岁，父亲3岁半，一纸契约便将两个孩童的命运绑定，风雨同舟携手80年，彼此成为生活中不可缺的依赖。

母亲常给我们提起，年轻时父亲长得很英俊，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着她做的粗布衣和鞋子，给人放过牛，做长工打短工，给人抬过轿子，当过邮差。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如上海、河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修桥铺路，过着顛沛流离的生活。修粤汉铁路、衡保公路，他从事过测量，挑过土方，流下了汗水，吃了不少苦。

解放前父母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在1945年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实施细菌战。我的母亲、奶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得了鼠疫“打摆子”。只有母亲幸存下来。那场战争夺去了我家四条人命，日本鬼子留下的战争罪恶让人没耻不忘。

当时父亲在广州钢梁厂工作，得知家里噩耗，赶回来，看到家里房屋被毁，家具被烧，遍地瓦砾，妻子病得骨瘦如材，大弟被抓去当壮丁，其母亲和三个孩子都死于瘧疾，同时失去四位亲人，是灭顶之灾。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温饱的日子，击垮了才20多岁父亲的身体，一病好几年。据母亲说，解放前夕她怀了一个孩子，由于身体不好，1950年初孩子生下来是死胎。

旧社会留给父母的创伤荫影，在他们一生的内心世界里一直没有抹去。特别是母亲年老时表现犹为强烈。在她80岁生日时，儿女和亲朋好友都来为她祝寿，是个令她高兴的日子。头天下午我回到娘家，进屋时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流泪。我问她为何伤心？她说:“想念走日本时死去的儿子和女儿。”按理说现在已是儿孙满堂的她，享清福的时候。逝去的儿女离开她已有50多年，光荫足以覆盖她内心的伤口，儿孙膝下寻欢可弥补她心灵的伤痛，过去的烟云会慢慢淡忘，而柔弱的母亲还是不能释怀。

解放后，家里分得田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务工。陪着母亲在家务农。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36岁，乡下人称“捞尾锅水”， 是老来得子。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我出生时生得很快，来不及请接生婆，是她自己接的生，断脐带是用一块烂碗的瓷片在灯火上烧一烧割的。”这样也好，看来你的命贱，容易养好带。正如母亲所说，我的命确实很贱，但有父母陪伴，我快乐地成长。

我生下来就没有爷爷奶奶照看，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是父母把我抱在怀里，背在背上，坐在箩筐里挑大的。母亲还说：自从你有了弟弟，她照顾不过来，父亲就经常把我放到箩筐里挑来挑去，劳作时带在身边。

我记事的时候，对坐在父亲的箩筐里没有印象，也不知道坐在箩筐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比弟弟大两岁，记得小时候，母亲只抱弟弟，不抱我。父亲收工回家，看到父亲就会跑上前去，抱住那双大脚，要他背或骑到他肩上闹着玩。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次夜晚生病，不仅呕吐，还拉肚子发高烧，把父母吓坏了。当时外面刮风下雨还打着雷。记得父亲戴一个较大的纸斗笠，披一块旧油布，把我背在背上。母亲穿了一件粽树皮做的蓑衣，戴一个粽斗笠，撑把纸雨伞，跟在后面为我撑伞。手里还抓了一根棍子，用以平衡因脚小走路易跌倒。当时两人都打赤脚，深一脚浅一脚把我背到离家5里开外的园艺场诊所看病。回来时已快天亮，他们全身湿透，分不清是雨水、泥水还是汗水。

现在明白父亲的肩膀是一头挑着子女的安危和幸福，一头挑着家庭重担。一双大脚为家庭生计奔波劳累，一定磨破了母亲为他做的很多双鞋子。

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性格开朗的女性。不仅会一手女工针线活，而且还会给爱漂亮的妇女修脸修眉梳头。记得幼小时，有时过春节我和弟弟都会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和鞋子，串东家走西家。邻居的伯母大婶们便会对我们穿的衣服和鞋子的式样，缝制针脚的紧密品评一方。说衣服裁剪合身，针脚紧密一致，鞋子式样好看。你娘真能干，赞不绝口。我们听到这样夸母亲，心里乐滋滋的。回家告诉父母，他们笑眯了眼。

让我高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每当村上有嫁女的人家，就会请母亲为出嫁女修脸修眉梳头，母亲不等天亮就出去，忙活半天等新娘被新郎接走后才回来。手里提了块用红纸缠着一斤多点带骨的五花肉，说是新郞家给的回礼“绞脸肉。”那时家里穷，一个月也见不到肉。见有肉吃我并不想将肉的来历弄清楚，只盼着母亲快点把手中的肉，用豆豉辣椒蒸着吃，让我们解馋。

等我长大了一点，只要出嫁女家离我家近点，母亲要为新娘开脸修眉梳头时，逾节假日偶尔也会带上我，去看热闹。只见母亲给新娘开脸时，手里拿一把有花纹4寸来长、像梭标一样的薄铁柄称“绞脸刀”，用拇指按住在新娘的额角、眉骨、脸上扯来扯去。一边扯一边用很白的谷壳灰涂抹，扯完了，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白色绵线或丝线，一头咬在嘴里，绕成双节麻花状，套在两手指尖，灵巧地在新娘的脸上绞来绞去扯暗色角质皮和汗毛。完事再扑点香粉，新娘的脸顿时棱角分明，头发盘个髻或织两条辨子，系上红头绳或红绸，穿上新衣服显得婷婷玉立，鹤立鸡群。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了欣赏美。只要听说村上哪家嫁女或收媳妇，便会跟着大人跑去看热闹，对新娘子嫁妆多不多，漂不漂亮评头论足一方。

母亲也是一位很传统守旧、勤俭持家的妇女。活了87岁，年轻时后脑勺梳一个螺丝髻把子，年老时用皮筋扎个马尾巴，再用勾夹把马尾巴卷起扣在脑后。她穿的衣服一直是带肩连袖的旗袍式样，不愿穿开胸衫。由于她穿的衣服式样不但在商店没有卖，而且后来学艺的缝纫师傅，嫌做一件盘布扣带肩帮式样的服装费时费力，穿的人很少。大多学艺时不学做这种衣服的技术。在乡下当时请一个缝纫师傅做上门功夫，评价师傅手艺好坏的标准是一天能做多少件。做得件数多，说明师傅手艺好，请的人就多。做得少的说明师傅手艺差，请的人就少，没生意。能做带肩帮旗袍式样衣服的师傅方园好几里才有一个。请个能做带肩帮衣服的师傅不容易。在村上很多比母亲年纪大的妇女都改了装，穿开胸衫，髻把子改成了二条辨子或短发垂在肩上。只有母亲是一个老顽固，梳髻把头，穿旧式服装。这身打扮几十年都没改变。她有自己的理由，称开胸衫是“破肚子衣服”不好看。母亲眼力好时都是自己做衣服穿。她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白晳秀气，脸上没有斑点瑕疵，身材丰满，穿带肩帮布扣子衣服确实优雅。

记得小时候，父亲买了一块红蓝细格子布料送给母亲，我看她花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衣服缝好，穿到身上确实好看。当时我也吵着父亲买一块花布料让母亲给我做衣服。记得父亲当时哄着我说：“你的娘已有三年没添新衣服了，天天穿补丁衣服，快补不成器了。你现在长个，今年做了，明年穿不得，明年一定给你做件新衣服”。听父亲这么讲，我把小嘴嘟得老高，翘起厚嘴唇走开，口里不说，心里总惦记着明年的新衣服。

第二年父亲患了水肿病，家里饭都吃不饱，我自然没有穿到新衣服。得到的是洗得泛白的灰衣裤袖口和裤脚边添了一段新布。难怪平时耳濡目染，听父母和邻居讲，经常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挂在嘴边，大概就是哪个时代农民的生活写照。

因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母亲脚小，不能下水田干活或挑担子，只能做岸上干活，如从事晒谷或锄草之类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在家搞家务，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出工的机会少，挣的工分就少。劳动力少，年终分红就少。父母劳作一年下来，扣除全家人分的口粮钱，分红报酬在过了年后，剩下的只够在开春时为我和弟弟读书缴学费。平时生活的油盐柴米和添制衣服的零花钱，只能靠家庭副业收入弥补。养猪、养鸡、种好自留地是父母计算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项目。

父亲的水肿病好了后，见家里经济困难，便与母亲商量想着如何致富。在一个大热天夜里，母亲在灯下补衣服，父亲拿了把大蒲扇坐在母亲身边摇风驱蚊子。我做完作业凑了过去，想感受一下父亲的大蒲扇给母亲送去的凉风。“去！走开去！去睡觉！”父亲开口把我支开。热天乡下蚊子多，睡到床上翻来复去半天睡不觉。便竖起耳朵听父母在灯下窃窃私语。听见母亲叹口气说：“唉！只怪我一双小脚，不能出工挣工分。”父亲接着说：“你也够辛苦的，洗衣煮饭搞家务，喂猪喂鸡带孩子没气歇。”母亲接着说：“两个孩子在长个，接长的衣服明年怕不能穿了，要做新衣服了。”父亲接着说：“是啊，是要考虑了。”母亲说“没钱怎么办？”父亲说“我正想与你商量，我们可以多养一头猪。”母亲说：“多养一头猪没猪饲料怎么办？光喂草不行啊！”父亲说：“我想出办法了，周家坳有一个酒厂，谷酒糟要处理，可买些酒糟来喂猪。”不久父亲到信用社贷款，捉了二头猪仔回来，在家的后院新撘建一个猪舍。

似乎父母更忙了，半夜三点多钟，父亲就起床，推一辆独轮鸡公车，捎带两个大麻袋，一把大铁铲，赶20多里路，到周家坳酒厂买谷糟，回来吃早饭出集体工。间隔两天就要去一次。一年下来我突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不少，腰也弯了许多。母亲比以前也起得更早了，天不亮就挑担箢箕到河边割猪草。回来为我们做早饭吃。我也似乎懂事了，放学后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洗碗、扫地、上山砍柴、烧火煮饭，喂鸡、煮猪潲，也慢慢学会了洗衣服。在假期，也会跟着父亲到周家坳酒厂买谷糟，父亲推着独轮鸡公车，他在后面推，我用绳索系在车头拉车。有时也会与母亲一道去割猪草。父母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有了回报，那年我家卖掉二头肥猪，不但还清了账，全家四口人每人都添制了一套新衣服，请了一个上门的缝纫师傅在家做了三天衣。我不仅添制了一件新棉袄，父亲进城时，还在商店给我买了一条有动物图案的粉红色裙子，让我心里美美了好一阵。

同时明白一个道理，人只要勤劳肯干，吃苦耐劳，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愿付出就会有回报。从那以后，只要不上学读书，我就会帮父亲去拉独轮鸡公车。如进城卖菜、买煤、收人粪尿肥料，买谷糠喂猪喂鸡等。到了十二、三岁我也学会了推鸡公车，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城里给家里买煤、卖菜换油盐钱。十四岁时我学会了糊布帮、纳鞋底做布鞋、织简单式样的毛衣。

到1970年，生产队建起了集体猪场，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私自不能养猪了。母亲当了队上饲养员，父亲再也用不着半夜三更去周家坳酒厂买谷糟。出完集体工，把精力放在二分自留地上，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卖，贴补家用。

自1973年我参加了工作以后，弟弟也能出集体工挣工分。家庭经济有所好转，生活有了改善。但父母已经老了，满头青丝已变成稀疏得像麻线一样的白发，额角布满了像犁沟一样的皱纹。父亲还在出工，母亲仍在养猪，几年下来累得母亲的腰脊柱都变了形，伸不直腰。

1978年党的工作经济建设重点转移，农村经济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分田到户，生产队集体财产分解到人。父母分得一亩二分地，为种好责任田，父亲的那双大脚似乎更忙了，风雨无阻，一直向前！只是母亲不再养猪，与父亲一样为家务农事忙活。

弟弟成家后，母亲带孙子，父亲闲不住，还坚持在地里忙农活，帮衬儿子。三个孙子都长大了，儿子与儿媳不要老人去地里劳动，可父亲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在他83岁时7月伏天我回去看父母，见父亲拿把锄头在葡萄田里锄草，母亲拄一根拐杖提一壶开水，给父亲送茶水。那佝偻的身影似乎成了农田里一道风景！

我怔怔地望着二位耄耄老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心想，城里人这么大年纪早已赋闲在家，安享晚年。父亲80多岁了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是子女不孝吗？不是，我和弟弟对父母都很孝顺，瞻养父母衣食无忧，三病二痛及时送医院治疗，我在外地工作，也常回家看看，问寒问暧，也常接父母到家小住，可父母住不了几天就吵着回去说家里有事。是眷恋他的老屋？还是他们穷怕了，挂念那块责任田一亩二分地的生计？是他们一生的坎坷经历培养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呢？还是农村人的命运本身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

我的母亲活了87岁，父亲活了86岁，他们离我而去已有几年。愿父母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仍然风雨同舟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