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大脚母亲的巧手

2013-01-31 15:57 | 作者:喜闻乐见 | 散文吧首发

我的父亲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但有一双大脚,穿42码的鞋。这双大脚坚强有力,陪伴母亲走过了风风雨80年的历程。而母亲却是一双小脚,年幼时因裹了脚,脚趾头变了形,只能穿32码左右的鞋子,在商店都买不到适合她穿的鞋子,只能自己做。母亲从小便练成了一双会做女工的巧手。

父母婚姻是娃娃亲,他们的婚缘是由父亲的姑妈,即母亲的伯母做的媒,说是亲上加亲。据母亲回忆说,伯母给她做介绍时问她:“你要找个识字的婆妈,还是找个不识字的?”母亲回答说:“找个识字的,能教我读书认字。”可婆婆并未教她认半个字。因我的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有文化,懂医药,会看病。在伯母的撮合下,双方家长就交换了孩子的生庚八字。订婚时母亲7岁,父亲3岁半,一纸契约便将两个孩童的命运绑定,风雨同舟携手80年,彼此成为生活中不可缺的依赖

母亲常给我们提起,年轻时父亲长得很英俊,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着她做的粗布衣和鞋子,给人放过牛,做长工打工,给人抬过轿子,当过邮差。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如上海、河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修铺路,过着顛沛流离的生活。修粤汉铁路、衡保公路,他从事过测量,挑过土方,流下了汗水,吃了不少苦。

解放前父母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在1945年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实施细菌战。我的母亲、奶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得了鼠疫“打摆子”。只有母亲幸存下来。那场战争夺去了我家四条人命,日本鬼子留下的战争罪恶让人没耻不忘。

当时父亲在广州钢梁厂工作,得知家里噩耗,赶回来,看到家里房屋被毁,家具被烧,遍地瓦砾,妻子病得骨瘦如材,大弟被抓去当壮丁,其母亲和三个孩子都死于瘧疾,同时失去四位亲人,是灭顶之灾。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温饱的日子,击垮了才20多岁父亲的身体,一病好几年。据母亲说,解放前夕她怀了一个孩子,由于身体不好,1950年初孩子生下来是死胎。

旧社会留给父母的创伤荫影,在他们一生的内心世界里一直没有抹去。特别是母亲年老时表现犹为强烈。在她80岁生日时,儿女和亲朋好友都来为她祝寿,是个令她高兴的日子。头天下午我回到娘家,进屋时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流泪。我问她为何伤心?她说:“想念走日本时死去的儿子和女儿。”按理说现在已是儿孙满堂的她,享清福的时候。逝去的儿女离开她已有50多年,光荫足以覆盖她内心的伤口,儿孙膝下寻欢可弥补她心灵伤痛过去的烟云会慢慢淡忘,而柔弱的母亲还是不能释怀。

解放后,家里分得田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务工。陪着母亲在家务农。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36岁,乡下人称“捞尾锅水”, 是老来得子。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我出生时生得很快,来不及请接生婆,是她自己接的生,断脐带是用一块烂碗的瓷片在灯火上烧一烧割的。”这样也好,看来你的命贱,容易养好带。正如母亲所说,我的命确实很贱,但有父母陪伴,我快乐成长

我生下来就没有爷爷奶奶照看,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是父母把我抱在怀里,背在背上,坐在箩筐里挑大的。母亲还说:自从你有了弟弟,她照顾不过来,父亲就经常把我放到箩筐里挑来挑去,劳作时带在身边。

我记事的时候,对坐在父亲的箩筐里没有印象,也不知道坐在箩筐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比弟弟大两岁,记得小时候,母亲只抱弟弟,不抱我。父亲收工回家,看到父亲就会跑上前去,抱住那双大脚,要他背或骑到他肩上闹着玩。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次晚生病,不仅呕吐,还拉肚子发高烧,把父母吓坏了。当时外面刮风下雨还打着雷。记得父亲戴一个较大的纸斗笠,披一块旧油布,把我背在背上。母亲穿了一件粽树皮做的蓑衣,戴一个粽斗笠,撑把纸雨伞,跟在后面为我撑伞。手里还抓了一根棍子,用以平衡因脚小走路易跌倒。当时两人都打赤脚,深一脚浅一脚把我背到离家5里开外的园艺场诊所看病。回来时已快天亮,他们全身湿透,分不清是雨水、泥水还是汗水。

现在明白父亲的肩膀是一头挑着子女的安危和幸福,一头挑着家庭重担。一双大脚为家庭生计奔波劳累,一定磨破了母亲为他做的很多双鞋子。

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性格开朗的女性。不仅会一手女工针线活,而且还会给漂亮的妇女修脸修眉梳头。记得幼小时,有时过节我和弟弟都会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和鞋子,串东家走西家。邻居的伯母大婶们便会对我们穿的衣服和鞋子的式样,缝制针脚的紧密品评一方。说衣服裁剪合身,针脚紧密一致,鞋子式样好看。你娘真能干,赞不绝口。我们听到这样夸母亲,心里乐滋滋的。回家告诉父母,他们笑眯了眼。

让我高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每当村上有嫁女的人家,就会请母亲为出嫁女修脸修眉梳头,母亲不等天亮就出去,忙活半天等新娘被新郎接走后才回来。手里提了块用红纸缠着一斤多点带骨的五花肉,说是新郞家给的回礼“绞脸肉。”那时家里穷,一个月也见不到肉。见有肉吃我并不想将肉的来历弄清楚,只盼着母亲快点把手中的肉,用豆豉辣椒蒸着吃,让我们解馋。

等我长大了一点,只要出嫁女家离我家近点,母亲要为新娘开脸修眉梳头时,逾节假日偶尔也会带上我,去看热闹。只见母亲给新娘开脸时,手里拿一把有花纹4寸来长、像梭标一样的薄铁柄称“绞脸刀”,用拇指按住在新娘的额角、眉骨、脸上扯来扯去。一边扯一边用很白的谷壳灰涂抹,扯完了,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白色绵线或丝线,一头咬在嘴里,绕成双节麻花状,套在两手指尖,灵巧地在新娘的脸上绞来绞去扯暗色角质皮和汗毛。完事再扑点香粉,新娘的脸顿时棱角分明,头发盘个髻或织两条辨子,系上红头绳或红绸,穿上新衣服显得婷婷玉立,鹤立鸡群。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了欣赏美。只要听说村上哪家嫁女或收媳妇,便会跟着大人跑去看热闹,对新娘子嫁妆多不多,漂不漂亮评头论足一方。

母亲也是一位很传统守旧、勤俭持家的妇女。活了87岁,年轻时后脑勺梳一个螺丝髻把子,年老时用皮筋扎个马尾巴,再用勾夹把马尾巴卷起扣在脑后。她穿的衣服一直是带肩连袖的旗袍式样,不愿穿开胸衫。由于她穿的衣服式样不但在商店没有卖,而且后来学艺的缝纫师傅,嫌做一件盘布扣带肩帮式样的服装费时费力,穿的人很少。大多学艺时不学做这种衣服的技术。在乡下当时请一个缝纫师傅做上门功夫,评价师傅手艺好坏的标准是一天能做多少件。做得件数多,说明师傅手艺好,请的人就多。做得少的说明师傅手艺差,请的人就少,没生意。能做带肩帮旗袍式样衣服的师傅方园好几里才有一个。请个能做带肩帮衣服的师傅不容易。在村上很多比母亲年纪大的妇女都改了装,穿开胸衫,髻把子改成了二条辨子或短发垂在肩上。只有母亲是一个老顽固,梳髻把头,穿旧式服装。这身打扮几十年都没改变。她有自己的理由,称开胸衫是“破肚子衣服”不好看。母亲眼力好时都是自己做衣服穿。她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白晳秀气,脸上没有斑点瑕疵,身材丰满,穿带肩帮布扣子衣服确实优雅。

记得小时候,父亲买了一块红蓝细格子布料送给母亲,我看她花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衣服缝好,穿到身上确实好看。当时我也吵着父亲买一块花布料让母亲给我做衣服。记得父亲当时哄着我说:“你的娘已有三年没添新衣服了,天天穿补丁衣服,快补不成器了。你现在长个,今年做了,明年穿不得,明年一定给你做件新衣服”。听父亲这么讲,我把小嘴嘟得老高,翘起厚嘴唇走开,口里不说,心里总惦记着明年的新衣服。

第二年父亲患了水肿病,家里饭都吃不饱,我自然没有穿到新衣服。得到的是洗得泛白的灰衣裤袖口和裤脚边添了一段新布。难怪平时耳濡目染,听父母和邻居讲,经常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挂在嘴边,大概就是哪个时代农民的生活写照。

因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母亲脚小,不能下水田干活或挑担子,只能做岸上干活,如从事晒谷或锄草之类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在家搞家务,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出工的机会少,挣的工分就少。劳动力少,年终分红就少。父母劳作一年下来,扣除全家人分的口粮钱,分红报酬在过了年后,剩下的只够在开春时为我和弟弟读书缴学费。平时生活的油盐柴米和添制衣服的零花钱,只能靠家庭副业收入弥补。养猪、养鸡、种好自留地是父母计算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项目。

父亲的水肿病好了后,见家里经济困难,便与母亲商量想着如何致富。在一个大热天夜里,母亲在灯下补衣服,父亲拿了把大蒲扇坐在母亲身边摇风驱蚊子。我做完作业凑了过去,想感受一下父亲的大蒲扇给母亲送去的凉风。“去!走开去!去睡觉!”父亲开口把我支开。热天乡下蚊子多,睡到床上翻来复去半天睡不觉。便竖起耳朵听父母在灯下窃窃私语。听见母亲叹口气说:“唉!只怪我一双小脚,不能出工挣工分。”父亲接着说:“你也够辛苦的,洗衣煮饭搞家务,喂猪喂鸡带孩子没气歇。”母亲接着说:“两个孩子在长个,接长的衣服明年怕不能穿了,要做新衣服了。”父亲接着说:“是啊,是要考虑了。”母亲说“没钱怎么办?”父亲说“我正想与你商量,我们可以多养一头猪。”母亲说:“多养一头猪没猪饲料怎么办?光喂草不行啊!”父亲说:“我想出办法了,周家坳有一个酒厂,谷酒糟要处理,可买些酒糟来喂猪。”不久父亲到信用社贷款,捉了二头猪仔回来,在家的后院新撘建一个猪舍。

似乎父母更忙了,半夜三点多钟,父亲就起床,推一辆独轮鸡公车,捎带两个大麻袋,一把大铁铲,赶20多里路,到周家坳酒厂买谷糟,回来吃早饭出集体工。间隔两天就要去一次。一年下来我突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不少,腰也弯了许多。母亲比以前也起得更早了,天不亮就挑担箢箕到河边割猪草。回来为我们做早饭吃。我也似乎懂事了,放学后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洗碗、扫地、上山砍柴、烧火煮饭,喂鸡、煮猪潲,也慢慢学会了洗衣服。在假期,也会跟着父亲到周家坳酒厂买谷糟,父亲推着独轮鸡公车,他在后面推,我用绳索系在车头拉车。有时也会与母亲一道去割猪草。父母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有了回报,那年我家卖掉二头肥猪,不但还清了账,全家四口人每人都添制了一套新衣服,请了一个上门的缝纫师傅在家做了三天衣。我不仅添制了一件新棉袄,父亲进城时,还在商店给我买了一条有动物图案的粉红色裙子,让我心里美美了好一阵。

同时明白一个道理,人只要勤劳肯干,吃苦耐劳,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愿付出就会有回报。从那以后,只要不上学读书,我就会帮父亲去拉独轮鸡公车。如进城卖菜、买煤、收人粪尿肥料,买谷糠喂猪喂鸡等。到了十二、三岁我也学会了推鸡公车,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城里给家里买煤、卖菜换油盐钱。十四岁时我学会了糊布帮、纳鞋底做布鞋、织简单式样的毛衣。

到1970年,生产队建起了集体猪场,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私自不能养猪了。母亲当了队上饲养员,父亲再也用不着半夜三更去周家坳酒厂买谷糟。出完集体工,把精力放在二分自留地上,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卖,贴补家用。

自1973年我参加了工作以后,弟弟也能出集体工挣工分。家庭经济有所好转,生活有了改善。但父母已经老了,满头青丝已变成稀疏得像麻线一样的白发,额角布满了像犁沟一样的皱纹。父亲还在出工,母亲仍在养猪,几年下来累得母亲的腰脊柱都变了形,伸不直腰。

1978年党的工作经济建设重点转移,农村经济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分田到户,生产队集体财产分解到人。父母分得一亩二分地,为种好责任田,父亲的那双大脚似乎更忙了,风雨无阻,一直向前!只是母亲不再养猪,与父亲一样为家务农事忙活。

弟弟成家后,母亲带孙子,父亲闲不住,还坚持在地里忙农活,帮衬儿子。三个孙子都长大了,儿子与儿媳不要老人去地里劳动,可父亲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在他83岁时7月伏天我回去看父母,见父亲拿把锄头在葡萄田里锄草,母亲拄一根拐杖提一壶开水,给父亲送茶水。那佝偻的身影似乎成了农田里一道风景!

我怔怔地望着二位耄耄老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心想,城里人这么大年纪早已赋闲在家,安享晚年。父亲80多岁了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是子女不吗?不是,我和弟弟对父母都很孝顺,瞻养父母衣食无忧,三病二痛及时送医院治疗,我在外地工作,也常回家看看,问寒问暧,也常接父母到家小住,可父母住不了几天就吵着回去说家里有事。是眷恋他的老屋?还是他们穷怕了,挂念那块责任田一亩二分地的生计?是他们一生的坎坷经历培养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呢?还是农村人的命运本身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

我的母亲活了87岁,父亲活了86岁,他们离我而去已有几年。愿父母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仍然风雨同舟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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