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自己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一次次怕迷失自己，又一次次渴望忘了自己。

在茫茫人海中，在清山绿水间，渴望彻底地将自己忘却，忘记自己姓是名谁，忘记自己衣着相貌，忘记自己家在何处，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忘记自己应负的责任，忘记自己应尽的义务，忘记自己活着为什么，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生命的载体，一种存在，像路边的草，像崖上的树，像一粒微尘，像一掬清泉，像风中舞着的叶，像水里游着的鱼——相忘乎江湖，回归于自然，享受单纯的生命的快乐。

这种感觉不可乎骤得。

总有丝丝缕缕的牵挂，总有密密匝匝的负累，总有重重叠叠的困扰，总有急急攘攘的纷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适应社会，就要被社会淘汰。这种游戏规则让人无奈，让人悲哀。多数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得到别人肯定、别人赞赏、别人高兴、别人满意，有时要不得己地掩饰自己的真性情、真思想、真面孔、真快乐。人之痛苦莫过于此——不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一切。

羡慕西方人的单纯、率真。在景点见到的外国游客，都是那样衣着简单，潇洒随意。他们不高兴就骂娘，就游行，就辞职，就裸奔——此举虽惊世骇俗，但实为最真的流露。人类的祖先本就是赤身裸体的爬行动物，一切动物——除去人以外，又有哪个是衣冠楚楚，冠冕堂皇？当然也没有衣冠禽兽。国外有许多裸体俱乐部，有的称“天体组织”，还有一些公共场合，如餐厅，也流行裸体。在这种场合，不论男女老幼，皆不着一丝，坦诚相见。我在网上看过一组照片，那帮老外精赤条条，环肥燕瘦，各有其态，神情怡然自得。这种场合很少有中国人参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包裹得严丝合缝。据说港台和内地一些开放的大城市也有裸体派对，但参加的人都严格保密，派对中还戴着面具，怕传出去无顏见人。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别，人家就不怕别人知道——我高兴我的，关别人何事？只要不影响别人的生活，他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人干涉。这才是最大的快乐。

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受条条框框限制太多，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比较负面的一面。各种礼义、礼法、礼教、礼数，让人不堪重负。现在日本、韩国在这方面表现尤甚。一些人看了韩剧和日剧后，感慨中国这个礼义之邦己名不符实，不如受我们影响的韩国、日本的传统文化保持得好。有些学者甚至杞人忧天地宣称在“80后、90后”身上己经很少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痕迹，在媒体上呼吁加强传统教育，好像不这样我们就要回归身着树叶、兽皮的野蛮时代。还有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大办“孔子学校”，要用孔孟之道教化蛮夷之人，说这样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对此我有不同意见。首先我不认为见人就点头哈腰地问好是礼义之邦的象征。就拿日本人来说，看看他们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连禽兽都不如，如果说这帮混蛋是礼义之邦的臣民，我们中国趁早摘了这顶帽子扔掉。其次是对“80后、90后”的评价，在这次对付藏独分子、保护奥运圣火、支援汶川灾区的行动中，“80后、90后”的表现让某些学者们哑口无言，瞠目结舌，“80后、90后”的爱国热情、民族情结丝毫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代人的表现，甚至还要强过我们——传统文化表现在哪里？如果说爱国热情、民族情结不算传统文化而见人就礼貌地问好算的话，那就是混账逻辑。其三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倒退到过去那种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我们曾经认为天朝帝国是地球的中心，其它化外之帮皆我附属，应该向我天朝纳贡称臣，结果这些化外之帮使我们遭受了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劫难；后来我们又想用共产主义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结果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发现我们自己正属于应被解救之列。现在我们又要用孔孟之道去影响西方人。孔孟之道是有精髓，但也有不少糟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明比各有所长，我们应该采取的是实用的拿来主义，而不是被传统文化包裹得像伊朗妇女的服装一样，只露出两个鼻孔和两只眼睛——这实在不能再被裹住，否则就要出人命，而我们如果还认为这种服装很美，乐在其中，那就更要命。我们应该把身心解放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汲取点西方文明的氧分。当然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还要很好地传承，不能全盘西化。用孔孟之道去增强软实力，不知道西方人买不买账。

我喜欢西方人的直来直去。我一向认为西方的政治家是可恶的，他们代表着资本家的利益，总是想攫取世界上一切的资源为自己所用，看见谁弱小就想欺负，并且经常一哄而上，耍不要脸，看看清末的八国联军和现在侵略伊拉克的多国部队，他们像苍蝇追腥逐臭般地追逐着利益，全不顾人家国民的死活。但西方的人民是可爱的，他们爱憎分明，直抒胸臆，没有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复杂的思维，有些行为在我们看来有些犯傻，但这种傻实在是傻得可爱。崔永元在实话实说中请过一位美国年轻人“大卫”做嘉宾，大卫在美国有着很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但他放弃这一切来到中国的贫困山区支教。他的行李很简单，一面中国国旗和几件随身衣物；他的目的很单纯，帮助这些贫穷的孩子，让他们受到最起码的教育。他到哪里都深受欢迎，因为他是真心对孩子们好。后来他到了一所大学，学校给了他每月1200元的工资，他非要让去下几百块钱，说一个月三四百元就己经足够——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十足的傻子。在节目现场，崔永元放了一段视频，是大卫教过的山里孩子流着泪喊着他的名字说想念他，希望他再回来教他们，这时，一直谈笑自如的大卫不敢再看，将脸深埋手中，身体在微微颤抖。崔永元说，看到大卫的事迹，他想起了一人中国人的名字——雷锋。

其实西方人很多都像大卫这样，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善良、多崇高，而是他们认定有意义的事就意无反顾地去做，很少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他们只需要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这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高了一个层次。我们有几个是在做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多数情况下是做着不太愿意做的事。生活的质量由此高下立判。大卫他们可能很傻，但傻得开心；我们很精明地谋着一份差事，但精明得可怜——连最基本的快乐都很少得到。

大卫在中国贫困山区支教的时候恐怕很少去想他究竟为什么要来，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抛弃人人羡慕的美国的环境和条件，来到中国的穷山区被人称作傻子，我想他在和孩子们用心灵交流的快乐中甚至会忘记自己是一个高鼻梁、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甚至会忘记自己一切的一切而只享受单纯的快乐，因为他己经完全融入其中。直到他看到崔永元为他播放的视频，直到他听崔永元说他是雷锋，他似乎又找回了自己——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得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忘了自己，纯粹地融入自然、社会、人生，追求最简单的快乐。

忘了自己，尔后在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脱胎换骨，去浊还清。

大卫做到了，我们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