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们 ,凭 什 么 “反 对” 国 民 教 育

2013-01-04 17:56 | 作者:落崖惊风 | 散文吧首发

文/顾伟

国民教育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素质水准以及未来几十年关乎教育与下几代人的素养问题。当今中国大陆的素质教育普遍属于喊声大于实际行动;追根溯源仍然可以看出在过去数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应试体质,即一考订终生。在许多观察家的眼中,中国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仅在一部名叫《当代看素养与其背后所折射的教育》的纪录片里,诸位教育家都曾坦言:“我们如今教给学生的是什么?其实是一堆答案,而那些课本的答案几乎没用,甚至于你去研读某项专业;继续深入都会发现以往教学的课本所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用一堆毫无作用的试卷与大量精力完成的答案去决定一个人极其复杂且具有神性的一生本身就可耻。”另一位学者补充说。

关心香港事态的人不难发觉,最近几个月关于香港人集体抵制大陆所推行的国民教育时曾喊出惊人的论调:大陆的教育坑苦了孩子,在本质上属于奴化教育。他们渴望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非雷同而且毫无创新意识,不赞同所谓的现代观念“奴化”方针。我在网络上留意了关乎这个刚回归不久,在前一阵子还处于为回归而庆幸的都市。他们所倡导的大多属于开放式教育,但问题根本不出在教育的孰优孰劣上,其基础仍旧是国民待遇的问题:内陆居民称其享受“超国民待遇”;但香港人本身并不承认这点,反之诉苦。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7岁的香港青年小高随着移民的祖父母来到澳大利亚读书和工作,但每每遇到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他总强调自己是“香港人”;而遇到外国的同学时,他则更愿意称自己为“中国人”。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自由选择的答案,显然并不仅仅是这一位香港人的困惑。当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提出“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投资等方面,以自愿为原则,考虑给予港人以国民待遇”时,在两地引发了一场关于香港国民待遇、公民身份的讨论。

“非”国民待遇

虽然深圳河上的入境关口一如既往,但河两岸的人才、贸易双向交流却是畅通无阻。只是,偶见报端的演艺界、体育界等明星人物领取香港身份证,总不免引起人们的侧目。蔡冠深说,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识到,“一国“是香港回归后的新优势,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两制”不是鸿沟,而是包括“两制”之间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根据201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香港新生代对国家充满信心和自豪感。其中,96%的中小学生认同“我是中国人”,这是首次超越“我是香港人”的认同百分比,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最高点。尽管香港人护照的国籍一栏,明确标注的是“中国(香港特区)”,但香港人在内地接受的是“外国人礼遇”。无论是从身份管理,还是商业投资,香港的标准与内地民众的国民待遇迥异。一位熟悉两地商业事务和税务咨询的人士表示,香港在内地投资必须严格遵循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某些敏感行业如通信、传媒等则一直“大门紧闭”。他指出,即便是取消了“超国民待遇“的公司税,在个人税等方面香港人仍享有多方面的优惠,“个税中,4800元的标准费用扣除额远高于内地民众2000元的标准,而其他某些实报实销的项目仍然存在。”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源于改革开放初期,但在30年过后中国已经过了“以技术换市场”的阶段,“超国民待遇”的企业税制争议颇多。因此,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不过,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刘方认为,随着两地合作交往的深入,希望进入内地更广泛领域的香港商人如果能获得内地的身份,将在外商特权减少的情况下得到“均等化”的权利。而他特别提到,曾接触一批六七十岁老人,因为历史原因在内地工作多年,如今更希望回内地养老领取相应的退休金。“在内地的港人往往不能参与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在医疗、养老、工商、事业等领域欠缺保障机制。除投资等商业活动外,在内地工作港人的社会福利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蔡冠深如此表述自己的提案初衷,即促进香港人心回归。

多重公民身份

“原则上讲,国民待遇是个错误的命题,这是一个国家给外国人享受的权利。香港的问题是,如何从习惯的单一公民身份体系融到多重公民身份体系。”刘方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公民身份的多元性将是解决一国两制和两岸问题的前提。事实上,根据香港《文汇报》2月22日报道,政协委员蔡冠深此前曾提出“建议港人可以有选择申请内地身份证或护照”,但随即引起政商界的热议。而蔡冠深此后对记者强调,在正式提案中,建议是“以自愿为原则,考虑给予港人以国民待遇”。稍许变动的是从身份证向国民待遇的表述,不变的是有选择性与自愿原则。这其间的变与不变,正显现了某些讨论与争议。身份的转换,带来的是权利与待遇的赋予,义务又将如何承担呢?相应地,在港内地人是否也应该获得更多的“准入”政策呢?一位在内地生活9年的香港律师则表示,以香港人身份在内地工作生活,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仍可互相理解。“子女教育问题,买房问题等可能会让人有些烦恼,但香港护照出国出差方便”,他说,身边像他一样长期生活在内地的香港人越来越多,但朋友们“一般并没有特别理由和想法去申请内地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黄国建说,从他的接触和调查来看,目前放弃香港身份主要出自经商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拿了内地身份证,有权利当然也有义务。这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服兵役,参政议政等。具体说,若拿了内地身份证,很多时候你还是在香港生活,那么你以内地民众还是香港市民的身份在香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呢?这就是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大问题了。”至于内地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户口的不同及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可能是香港人身份改变融合后的又一潜在问题。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刘方更认为,“一国两制下”两地融合是必然趋势,两地公民权利也趋于均等化,以身份转换或是国民待遇的方式虽可以做出某些政策上的转变,但并不能从制度的根本上改变未来融合将出现的问题,“若允许身份上出现多元性的选择,应是不错的尝试。”

国民待遇是表现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合法;管理是否到位且关于民生以及各方面的根本。广义的国民待遇原则也可称为非歧视原则或无差别待遇原则。外资领域的国民待遇制度包含着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一是它首先要求实现相对于内国企业的非歧视待遇,即外国投资者所享受的法律上的待遇不得低于内国企业;二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则为实现相对于内国企业的无差别待遇,即内外资企业基本上实现地位平等、公平竞争。第一个层次关于非歧视性的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共识,这一精神同时在一些国家国内立法及诸多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而第二个层次关于无差别性的观点则很少有人专门论及,各国国内立法也颇为鲜见。换句话说,也就是使外国投资者在投资领域完全享受与内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不设置内外两套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地位平等、公平竞争。

无差别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产物。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起初并没有引起中国执政政府充分重视的香港反对国民教育联合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从街头抗议、到学生罢课、到轮换绝食,愈演愈烈,几万黑衣人黑着脸抗议,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外宣布,取消“德育和国民教育科”三年后开展的硬期限。特区政府的这一步退让,在香港回归后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香港人不认同国家概念的氛围将更加甚嚣尘上,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治理香港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这是本次“国民教育”党国不分带来的最坏后果。“国民教育”本意是希望加强后殖民地时期香港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少一点英国人撤离以后积垢难除的奴性。但从目前香港人的反应来看,适得其反。那么下一步,香港人将“反”到什么地步?在此之前,就连具有最强烈“反中”意识的香港“政治老棍”们,也不敢公开叫嚣“香港独立”,只能是在核心集会或情绪煽动场合,利用悲悯或呼天抢地的情绪暗示一下,连一个明确的“口号”都不能算。在香港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都与西方这些觊觎中国的颠覆高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俟时机成熟,“独立论”必将改头换面、有步骤有计划地浮现出来。下一个事件是什么,何时发生?有人在屏声静气地筹划;有人在耐心地等待。香港能不能独立?即使暂且不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但这次德育与国民教育的推行的失败,无疑给今后这个论调的正式出台点了一把火。

香港能不能独立,其实香港人想得太简单。以目前香港仍然是中国不可争议的一部分情况下,十几亿人的否决权和沉默的力量,足以让这个城邦里的几百万人的闹剧犹如蚍蜉般的无聊。香港能不能独立,还要看适当而适时的国民教育能不能继续在香港推广。不恰当和偏颇的国民教育当然会物极必反,但并不能证明“国民教育”的十恶不赦和共产国家的专属性。虽然“国民教育”目前在香港竟然成了“洗脑”的代名词,但正统而严谨的“国民教育”不仅具有历史正确性,而且具备世界各国普遍倡导的政治正确性。

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了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国家三要素理论可以如此概括: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种群(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并不只是供人居住的一片土地,它同样构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联系人民、使他们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最理想的领土边界当然是自然边界:高山大河。但在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的边界是条约边界。在19—20世纪,边界的神圣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了国家主权的载体。

所谓人民,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首先是指一个民族。在现代,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主权权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包括若干民族;可以是本国人,即通过血缘关系得到此地位的人,也可以是归化了的外国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时,并不失去本国人民的资格。合法的政治权力(政府),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个法人。国家意志因而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同。在国内事务中,它合法地管理着人民,公正地处理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作为中央权力处理与其他国内法人的关系。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权,单方面制订法律规范,是一个权力机构。以上欧洲学者对于国家的定义,符合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血缘上的一致性,证明了回归后的香港属于祖国的国际承认神圣性,更说明了香港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央权力政府的强制性。所以,香港人不仅绝无可能在“独立”上有任何非份企图,而且应该按照国际通行惯例,接受恰当和足够的国民教育,逐渐去除殖民地英奴思想,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种教育可能会有羞辱感,犹如城里人接受农村人的教诲;也可能会有“洗脑”恐惧症,毕竟近百年殖民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持续数代人的“洗脑”,现在强制把“被殖民欲”洗掉,灌输一些应该有的民族和国家观念,这种再“洗脑”是痛苦而且要挣扎一会儿的。

同样的“洗脑”在西方持续了很多年,天天在上演。每个移民要加入美国国籍,不仅必须基本的英语读、听、说和写的能力,还必须对美国历史、宪法、国家概况有一定的了解。审查入籍资格时移民官员以口试(面试)方式进行,入籍申请者要用英语回答有关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对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人物、政府组织机构与权利的了解,以及对美国宪法原则和重要修正案内容的了解(比如:第一任总统、现任总统的名字等)。加拿大入籍也有类似的苛刻条件,两国不仅都通过严格的“移民监”程序来考察外来移民有足够的居住时间,保持国家认同感,而且加拿大还要进行公民入籍考试,所有考题来自一本厚厚的《发现加拿大》,其中涉及加拿大历史、地理、科学、工农业、政治、政府和文化各方面的国民知识,不通读几遍并熟记这些知识点,几乎无可能过关。

这些通过面试和笔试的外来移民,最后要站在神圣的美国或加拿大国旗面前,右手放在胸前,庄严肃穆地高唱国歌并宣誓。难道我们不认为所有这些,就是一次彻底和标准的国“洗脑”程序吗?国民教育并不是“恶法”,也是民主社会必须强制执行的“国家法”、“民族法”。即使这次“抗教”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香港人仍然需要反思自己的国民归属性。

德育应该以宣扬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主。古训说:“做人德为上,做事德为先。”中华文华博大精深,“德”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老子《道德经》里,“德”接近于“道”。《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做人与处世时,要心胸开阔,立志高远,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这些传统“德育”文化,与当今世界主流价值观并行不悖。极为讽刺的是,中国政治首都北京出台的“北京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八字,强调的是个人道德和社会美德的和谐统一,政治和党化色彩几乎没有。而执政政府对自称“自由之都”的香港却采用“政治思想教育”极为浓厚的说教进行宣传,这其中的倒错让人匪夷所思。国民教育顾名思义,应该以“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为主。上下五千年、黄河文明史、孔孟尊儒学、灿烂文化篇、民族融合观,这些都是我们自傲于许多欧美现代国家的璀璨文化,我们有许多有趣的、睿智的、精彩的故事可以讲敘。回顾和学习这些历史,可以引领香港青年学生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德。推崇那些具有传统美德的人和事,激励他们更加自觉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从而增加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已经在香港公开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显然没有从这些角度出发,引发了反弹和越来越严重的纷乱。窃以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中央管理港澳事务的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此鲁莽的错误,让很多两岸三地许多学者和专家同感惊讶。

可以猜测的情况是,分管港澳事务的新任少壮领导希望以一个强有力的、坚决的措施彰显政绩,拿出一个好的成绩单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献礼,表明自己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领导班子新成员。而这次事件的持续发酵,恰好证明了“年轻人”毕竟还是嫩点,执政和管理经验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复杂度和深度关联性估计不足,政治稳重度和手法老练度还要进一步磨练。任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的治理政策,都要充分估计到三代以内香港人成长的环境与六十多年大陆民众的党国教育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对一党执政、对大陆人民惊人的富裕步伐、对六十年来大陆政体的沿革与变迁,远不能达到大陆民众的认识、接受与包容程度。严格地说来,笔者认为,要完全改变七十年殖民史留下的恋奴思想,仍然需要另一个七十年的时间。

事件的爆发,凸显中港双方都需要改变思路的急迫性。十八大之前,是我们做出这种改变的契机。虽然我们仍然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交到英明领袖或执政集团手中,但目前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良好局面,不可以出现党伐乱象和分崩离析,仍然需要强有力的执政政府来抵御外侮,狙击西方再次中断中华民族崛起的企图。实际上,近一年来,中国的政治宽容度在“润物细无声”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12年,必将是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一年。不知不觉中,网络、论坛、微博等众言论的开放和自由度已经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步。虽然各路精英的治国振华方略层出,但真假公敌和沽名钓誉之辈也纷纷趁机挂骂政府之羊肉卖自己的狗肉,这是林语堂所言中国人之劣根性,几千年来概不例外。就如台湾民主政体的发展一样,放开以后中国人的政治成熟度还需假以时日。但可以看到的是,政治走向清明、言禁逐渐放松,政府加强了对公众态度的关注和反应,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可喜变化。

香港抗议“国教”行动,中国大陆除了传统纸媒如常保持静默,微博和论坛上就有一些同情学生、支持市民、讥讽国民教育过于浓厚的政治性。不同声音得以多方展现,应该是大陆政治言论开明的一个例证。如何谨慎和有序地进行是执政政府下一步最大难题。大陆政府人员在与香港人的互动中,应该学习香港公务员的廉洁与尽职尽责;大陆企业可以学习现代化与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大陆民众要具备现代思维,对香港人厌憎蜂拥而至的大陆人的情绪抱以宽容和理解。一些偏激的香港市民以“不文明”的方式显示他们“很文明”,自有其地域特点和思维习惯。套用现任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四年前竞选时的口号:“Change,weneed!”,应该呼吁香港市民和大陆政府、民众都进行反思,双方都需要切实有效的换位思考。这种转换和互动,笔者认为,对中国执政政府而言相对更加困难。毕竟是一党执政,有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有艰巨复杂的外交纠纷、有言论进一步开放后带来的纷扰。但我们仍然需要转变才能带来进步和升华;才能在新形势下形成国家进步新思维。

9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万锦市的城市广场停车场上,一些香港移民冒着大参与了“反国教,撑香港大合照行动”。活动的邀请函有这样一句话,可供借鉴:“我们是一群身在多伦多的香港移民﹐没有受过国民教育﹐但一样爱中国,爱中国历史,爱中国文化,爱中国人民。正如我们热爱香港,热爱加拿大一样。”

回归前的香港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殖民教育,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忠于大英帝国的子民。因而,长期实行重英轻中政策,排斥甚至取消母语教育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以殖民教育取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教育。这种殖民教育的特点,表现在去政治化的和去国家化的“疏离”教育。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长期以来英国殖民者推行殖民主义的“疏离”教育、“无国籍”教育,淡化政治,淡化国家观念及民族意识,“蓄意地以社会代替国家,回避了国民及国民教育”。

在前几期的《新周刊》里的一篇《香港回归十年后的教育回归》如此说道:香港的高等教育正在卷土重来。

1997年之后,与内地的高度互动、互访和互通,使得香港迎来了自己的教育回归。论争和反思中,香港高校的开放性和活跃程度向上攀升。香港是什么?香港还是不是内地人眼中的文化沙漠?香港的大学处于全球高校版图上的什么战略位置?为什么对内地学子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

1927年1月,文学巨匠鲁迅应邀赴港演讲,一班文学青年针对当时香港文学艺术活动万籁无声的状况,向鲁迅先生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茅盾先生也曾经写道:用“醉生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分……因此,当我在1938年2月底来到香港时,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陈冠中说:“从上世纪初20年代的争论开始,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的话题就留存到现在,其实是根本就不对的。”教育专家杨东平:“现在已经不太有人提香港是文化沙漠了,这在以前是由于隔阂造成的,是内地人的一种傲慢。香港无论整体社会文明,还是大学内的校园学术氛围都是很好的。”贾樟柯最新筹拍的电影是要讲1940年代的香港,许多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在解放前夕回国报效,使得香港当时成为智力中转站和国恨家愁的情怀码头。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和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以粤语歌曲和粤语电影为主要代表的香港产品散播到世界各地,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引起了人们对香港文化的重新审视。但是有了商业和大众化的娱乐仍然被视作“文化沙漠”,将文化上的正统与之隔离开来。然而,香港文化造就了饶宗颐、李欧梵、金耀基、查良镛等当代大师,孕育了郎咸平、丁学良、董等一批具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也包容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龙应台等“异类”在香港的发挥。香港,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外部环境,对内地而言,它是自由港口,对西方而言,它有东方传统。因之,在香港,读大学大有“背靠东学、面向西学”的绝佳战略地位。在美国的学者薛涌语出惊人地说:“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担心。他说:“许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看看香港这些大学的师资,内地大学早已不能望其项背。”薛涌感慨地说:“大陆的精英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不好的,纷纷以去香港为首选。等学生素质提高了,香港的大学就会在各方面建立对内地一流大学的绝对优势。”1997年之后,与内地的高度互动、互访和互通,使得香港迎来了自己的教育回归。

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纽曼写了一本书——《大学的理念》。这本书里对大学的理念做出了概括,即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想的高级的保护力量。内地高校和香港高校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两种教育模式:香港高校遵循的是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才教育原则,其真正目标是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公民教育。“好学生的标准会不一样。”杨东平说,“内地的高考高分学生到了香港需要接受一次洗礼。”

依我看来,香港人士之所以集体亢奋抵制大陆亦是政府所提倡的教育,主要还是凭借自身教育的优越性——在大英帝国就培养出的开放与包容兼备;体育与德育共存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化与历史所证明的可行性。正如在《香港回归十年后的教育回归》中,那些作者所提到的“循序渐进、戒急用忍”才是目前对香港进行德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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