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秋白

初识瞿秋白是在中学时代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时候 ，那时的了解只知道瞿秋白是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走近瞿秋白，仰视这位革命的先者则是在这晚秋的深夜拜读了徐海蛟先生的《秋白，1935》，文章详细叙述了瞿秋白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到6月18日从容就义的短短4个月的日子。走进瞿秋白，去感悟领略他的人生则是在拜读秋白同志《多余的话》之后。品读《多余的话》，遥想那种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岁月，感受的绝不是革命者的退却，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解剖，对信仰的坚定。正是这字字句句真实的解剖，客观的否定之否定，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初，被后人定为叛徒，墓地被红卫兵破毁。生者愤然，而逝者坦然。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慷慨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走向永生，但他却偏要以笔为刀，来解剖自己，以书生之意气，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历史的长河冲刷，一度让自己长时间背负了叛徒的罪名。即便如此，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不会有太多计较，因为一生潇洒坦荡，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前尚且谈笑风生又何必在意这随风而去的流言蜚语。

一篇《多余的话》，初读黯然愤然，再读肃然。反复诵读又反复的感动。窗外的万家灯火已渐次熄灭，乐安小城也将慢慢的沉睡。在这个寂静的深夜，也唯有这个纯净的深夜，才可去怀想秋白，去感念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儒雅潇洒的勇士，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

一个纯粹的人。秋白先生至死仍无限思恋着他的母亲、爱人、“女儿”（妻子杨之华与前夫之女）、这个美丽的世界和大自然的万物。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对每一次爱情他都倾情付出。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第二位妻子杨之华，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与浙江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引诱，堕落了。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着学校暑假，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可见秋白先生的魅力之大。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沈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可见秋白先生坦荡的胸怀和冲破世俗、追求真爱的勇气。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赠给之华。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杨之华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为接济贫困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当中是唯一例外……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秋白牺牲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抱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一个儒雅潇洒的勇士。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纠正了之前三种不准确的译文，他一边弹琴，一边吟唱，如法文”国际“一词的译音“英德纳雄纳尔”，经他音译后这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郑振铎曾为求他一印而请鲁迅帮忙；他和妻子去鲁迅家做客，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却把床让给他们夫妻。在刑讯逼供面前,他始终安静地坐在审讯室里,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国民党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中共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国民党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松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话:“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但事情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好几个人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那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那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那个暮春时节,瞿秋白得到了片刻休憩。他在既为书房也为囚室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连国民党的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印章和寻求药方，只要大家开口,除了谈政治,瞿秋白都一一应承下来,一方一方为他们治印,一幅一幅地写好书法送给他们。那些国民党的官兵们也对这个“共匪头目”钦佩有加,将瞿秋白的作品悄悄收藏了。”他抱定必死之心，坦然写下《多余的话》，把曾经拥有的浪漫、热情、执着，以及苦闷、困惑和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尽诉其中，平和中透浸出刚毅，无奈中凸显着坚强。在文章的最后，先生这样写道：“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先生在牺牲前想到还是捐献遗体（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文学和中国的豆腐，可见先生是何等的博爱洒脱。

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秋白同志在“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以书生之稚肩挑起革命之重担，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和秋收暴动，最早实现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但书生哪里会是政客的对手？!王明在长征时又借口有病把他抛在即将沦陷的瑞金，最终被俘。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的革命领导人，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 6月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十六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萧杀之气。早晨八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挥洒自如，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这时，宋希濂和三十六师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先后走到堂屋里来。三十六师煞有介事地举行了军法开庭宣判。九时二十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他坦然正其衣履，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匪兵刀枪密布环绕之下，缓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或许，枪声响起，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正是瞿秋白的内心所归！每每想到此处，我都会热泪盈眶。一个真正大无畏的革命家，在这个繁花似锦的暮春，就这样在潇洒儒雅的举手投足间走完了他那充满挫折与光华的短暂人生，走向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