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树寻影

去年秋，读高中的儿子写了一篇反映小时候老家生活的作文，名字叫《枣树》，并刊登在《××报·副刊》上。我很想一睹儿子的“大作”，但至今也没能如愿。按说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我却久久地搁放不下：倒不是说儿子的一棵“枣树”荡起我多少浓浓的乡思，也没想漫步儿子的孩提找回自己的童年，只是想看看儿子笔下老家院中的枣树，与我心目中的那棵“枣树”有什么不同；抑或说，那棵历尽沧桑的枣树，在我们这两代人的意识空间里究竟留下如何不同的影子。

老家院中的那棵枣树，如果不是在我眼里，的确有过令人称羡的过去：径粗大约20公分，树身是弯的，在一米多高的地方水平伸长，树皮黝黑苍皱，枝干曲折错落，叶子浓绿茂密。枣树植于东屋窗前，再东一堵土墙，半截苔绿；西有三株洋槐，常有鹊驻；院南一片苇塘，多见水鸟飞落——这在艺术家那里，俨然是一种空间的美。再有四月萌芽撮撮，点缀庭院春色；六月叶底黄花，播出许多清香；秋后枣红，映衬勤劳的收获；腊月雪挂，兆示一个丰年又来——放到文人骚客那里，不知能发多大的感慨。猜想儿子的孩提，那树大概无非是玩耍时胯下的“独角兽”，游戏时掩身的“无影墙”；自己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花果树，别人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贡品的来源……当然，恐怕还有许多关于树的幻想，梦和故事。而在我，关于那树就远没有这么多的雅兴和浪漫，只是看着它年复一年地长高、长大、变弯，年复一年地发芽、开花、结枣，年复一年地守着那老院子、旧房子和一天三次的灶烟，伴着这些，是它那坎坷不易的经历和寄于全家人深浅不一的未了情愫……

那树是20世纪40年代末二哥在自家“祖田”挪来的，我一记事，它基本就是后来这个样子，只是矮一些，细一些，枝杈也没有后来这么多。我朦胧的记忆，开始于“大食堂”的尾巴。全家九口人，兄妹七个我最小，父亲和三个哥哥不在家。记得为了不至“插白旗”，要强的母亲拖着小脚、带着胃病到“大社”干活，在家总是两头不见太阳。我被整天整天地锁在院子里，伴着我的，除了阵阵“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号子，唯一就是院中的那棵枣树，印象中它的影子走得特别慢。为等母亲回家，我每天不知多少次登着缸茬儿爬上树，隔着墙头往远处看，一次次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直到漆黑，母亲才拖着满身的疲惫一歪一歪地朝家门走来。我最害怕的，是傍黑雷雨快来的时候：天阴得沉沉的，燕子在“门上亮”低吟着钻出钻进，蚂螂和蝙蝠满院乱飞，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地响，有时还听到房檐瓦、土墙皮脱落的声音。特别是一个闷雷传来，象似要摧毁整个世界：我害怕极了，赶紧象抓“救命草”，把那棵树抱得紧紧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记事就比较清楚了。那时，为了不至饿死，父亲和五个哥哥先后出去闯关东，家里只剩母亲、姐姐和我，但饥饿依然困扰全家。记得清楚的是，母亲和姐姐在干活收工时，总是拣回几块破白菜帮，或者几棵白萝卜缨、胡萝卜顶之类的东西挂在树上，切的红薯片、萝卜条也挂在树上，把树枝压得弯弯的，然后就用这些东西蒸窝窝、包团子，煮菜饭。最困难的时期，国家“救济”少得可怜，当我家把东房屋最后一块墙跟砖卖光之后，就只能到河里寻草籽，地里剜野菜，树上扒树皮、捋树叶。到了如此地步，那院中枣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大枣先被吃掉，然后是小的，然后是落地的，然后是叶子……

六三年以后，饥饿作为人们的最大威胁已经过去，我也开始会做一些事了——当然在清凉江，最先会和最拿手的还是逮鱼：扎猛子摸，下流网卡，用抬网抬，挡住埝淘什么都会。我每天穿着花条裤衩，赤脚光膀，和小伙伴们一块到河里滚爬。那时生活不好，在河里逮鱼饿得快，去时常摘一捧枣，逮鱼中间饿了吃；回来，母亲做不熟饭，也是先到树上摘枣充饥。当时逮来的鱼，尽管鲢子、鲫鱼、“船钉”、“记花”什么都有，但吃法只有两种：大的“清水煮”，小的“炮干锅”，再有吃不了的，就一串一串地挂在树上，晒成干，冬天用来充当全家的主要副食品。

这期间有一件事影响至今：六一年枣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曾“克隆”出一棵小枣树，到六四年，小树已长得亭亭玉立了。当时我缺渔具，就用那棵小枣树与苇塘对面外号叫“二葛芽儿”的人家换了一挂小抬网，这给我那时的“渔猎生活”带来很大方便。“二葛芽儿”把换去的小树栽在屋后，说也怪，长大后竟酷似我家的大树：树身一样的弯曲，粗细大小也差不多，主要枝干也有很多相似。几十年中，两棵枣树隔池相望，餐风宿露，无怨无悔地为各自家庭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以树为媒，我们这两家人也成了“世交”，多少年来，不仅保持逢年过节的礼尚往来，平常日子也互有照应。

七十年代前期，全国“农业学大寨”使黑龙港流域多数地方的粮食上了“纲要”，“吃”已不是主要问题，只是缺钱。那几年，作为家庭的一个经济来源，一到打枣季节，母亲总是每逢集日就拎着篮子去卖枣，两毛一斤，总共可卖50多斤，十多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整劳力二、三个月的工值）。这些钱，除留部分做我的学杂开销，其他的多用以称盐、打油、买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后来随着我下学务农和村办副业的上马，这种窘况就再也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大包干”，我也参加了工作，并娶妻生子，一个殷实的家庭格局逐步形成。然而这生活的巨变，对院中枣树的境遇来说并没意味着什么解脱，反而在以妻、儿为活动主体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又一不可或缺的角色：“实用鸡舍”——粮食多了，母亲每年都养十多只鸡。妻子听人说鸡在树上过夜生病少，下蛋多，就动员母亲拆掉地上的鸡舍，晚上把鸡赶上树。尽管这样鸡蛋每月多拾几十个，鸡生病也少了，可母亲并不情愿，说这样枣树受屈。“万用吊挂”——灭虫季节妻子把责任田收工后的农药瓶、农药桶、劳动服挂在树上，儿子放学回家常把书包挂在树上，春节时预备的鸡、鱼、下水等怕热的年货也挂在树上，种种吊挂，不一而足。“爆炸基地”——日子富裕了，每逢春节，家里都要买上几百元的鞭炮。从进腊月二十，儿子就把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鞭、“连珠炮”、“钻天雷”等等不间断地在树上燃放，树枝被迸得满天乱飞，直到正月二十五进入尾声。“空间工程”——家里责任田每年种四、五亩夏秋粮，收的几十袋粮食码在树下，难卖时几个月腾不利索；家里先后换过两台电视，天线都绑在树上，一刮风就摇得树身嘎吱嘎吱响；供母亲奶喝的两只山羊拴在树旁，儿子的免窝也挖在树底……

九O年，我们几口妻小都进了城，母亲没来，说离不了那个各处都熟的旧地方，更舍不下院中那棵在别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老枣树。是的，那院中的老枣树，是母亲多半生饱尝世事艰辛、拉扯儿女成家立业的见证，是全家人伴忧伴患、步履蹒跚走到今天过上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摆脱贫穷落后、步入富裕文明的见证，这不能不给母亲带来太多的依恋和寄托……我深深地理解母亲，一如理解那棵将其全部融于全家的院中枣树！

这几年，虽然家里不愁吃喝、穿用，但母亲对那树和树上的枣看得还是那么珍重：浇水、埋肥、精心看护自不用说，每当枣要红的时候，母亲就带上老花镜，用摘钩慢挑细拣、一个一个地往下摘。摘下之后，先涮制两瓶胆酒枣，再蒸熟一些尝鲜、吃稀罕，其他的晒干后，或留用蒸粘糕、沏枣水，或装包寄往远方的儿孙，或送给当家的晚辈和周围的孩子们吃……

2001年夏于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