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贯

二 贯

二十年前的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和同村的同学二贯到乡政府去参军体检。因为村里仅一个名额，我俩在私下里便暗暗地争着，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平素散淡惯了的神情，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些与参军无关的话题。

“我喜欢穿绿上衣蓝裤子头戴国徽的那种兵。”二贯突然说。“那种兵是干什么的呀？”我好奇地问道。“那种兵是天安门广场上站岗的，天天都能见上邓小平，背的都是上了膛的真枪，谁在天安门上捣蛋，‘砰’就是一枪。”二贯说着右手有力地在空中画了一个弧线。我看着二贯额头上先一天干活时流下的汗迹和相距较远的一对细小的眼睛，心里有点发毛。“如果有一群人在那里捣蛋，哒哒哒、哒哒哒就端直给他们一梭子，一眨眼功夫就撂倒一大片。”随着舌头的连续震动，几只滚圆的虱子从二贯蓬乱卷曲的长满了虮子的头发上跌落下来。二贯顺手在半空中接住一只油光闪亮的虱子熟练地扔进裂开的大嘴里，咯嘣嘣咬嚼起采。我在心里佩服着二贯的见识，也佩服着二贯怎么就在自己的头发里养了那么多肥大的虱子和星星般密集的虮子。“坏蛋就像虱子一样，发现一个就应该立即被吃掉，否则，会长期害人的。”二贯说。我生来嘴笨，在学校常常是听的比说的多，由于不善言词，空闲时间常爱在已经用过了的笔记本上翻到背面胡乱地写些什么。二贯知道我说不过他，也知道我是他的忠实听众，因此，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了遮拦，知道的不知道的，见过的没见过的，熟悉的不熟悉的就一骨脑儿胡吹冒撂地全说给你听。“如果今天不是去体检而是比赛吹牛，二贯肯定会被选中，”我心里想。

乡政府的院子里挤满了体检的青年和围观的群众，几个穿白大褂的地方医生和几个穿绿军装的接兵的军官们频繁地出入着几间挂有体检门牌的房子，乡武装部的干事黑着脸大声吆喝着挤进院子里的闲杂人员。一时间，院子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我顺利地通过了外科、内科、耳鼻喉科一直到政审。这才有功夫去寻找二贯。我找遍了乡政府的角角落落仍未见其踪影，正纳闷着，只见一个小眼睛的瘦高个儿推搡着围堵的人群铁青着脸直奔血压室跑去。“二贯!”我羞怯地叫了一声。二贯连头都没回直接掀门进去了。我隔着测血压房屋窗上的玻璃，眼凑到一小孔上看到，二贯憋着腮帮子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医生在二贯黑瘦的胳膊上扎上绷带，用一根细管子连着橡皮球儿捏着给绷带里打气，等气体打鼓了绷带，医生又拧开橡皮球上的小螺丝，哧地一声将气放掉，又在橡皮球上捏了几下，很快又把绷带打得鼓圆，医生又将气放掉，两只眼死死盯着血压表上升降的水银。二贯的两只小眼紧张地观察着医生面部表情的变化，生怕有丁点闪失。医生取下扎在二贯臂上的绷带在一张表格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递给二贯。“血压还是高，今年走不了，明年再来吧。下一个!”医生说着朝门外喊着另外一个复查者。二贯手里拿着那张表格神情沮丧地走出了体检室。“还能不能再想点办法”我拉着二贯的手轻轻地说，“第一次测血压就打下来了，我到街上一酸菜面馆要了一老碗浆水喝下去又来复查，谁知道还是不行。”二贯无奈地说。“实在不行就明年再来体检，说不准明年的兵种还比今年的好呢!”我小声地说。“我这么好的身体怎么就连第二关都过不了，谁知道他们测血压的仪器有没有问题，我看有几个过了关的后生比我还黑还瘦，甚至比我都矮了一头的邻村的碎娃也体检过了，真是邪了门了。”二贯不服气地说。

冬天日短，看热闹的人和医生、军官们早已散去，乡政府不怎么大的院子里，此时显得异常空旷。回家的路上二贯什么话也没说，把两个眼窝揉地红红地肿胀，可我始终没听见他哭出来一声半句。

我离家去部队的那天早上，在送行的人中，我一眼看见了二贯。小眼睛湿湿地使劲朝我看，冻得青紫的厚嘴唇轻轻地蠕动着好像要给我说些什么，两只手在他并不厚实的青布棉衣里摸索着，像是在找东西也好像在暖手。良久，二贯猛地快步跑到我跟前将一颗硕大的苹果塞到我手里，飞也似地跑掉了。我看着二贯箭一样远去的背影，鼻根酸酸地，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

二十年里，部队将我锻造成一个顶呱呱的军人，岁月也耐着性子把二贯打磨成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有一年的七月份我回家探亲，火车吼叫着沿陇海线经八百里秦川西进，一颗激动的心儿早已在火车到达之前将老家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沟河岔口游了个遍。

数年未归故里，一夜之间从大都市来到久别的故乡，映人眼帘的依旧是简陋低矮破损斑驳的房舍，冲击耳膜的声声乡音，亲切地让人感动。想着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和眼前穷乡僻壤映衬下的一张张充满沧桑与亲切的脸，我的心情异常酸楚，几次竟忍不住要流下眼泪。“农村人不比城里人愚笨却比城里人真诚善良；城里人不比农村人聪明而视质朴穷困苦难为无知，真是荒唐地可笑，农村人和城里人真正的差别是‘见识’。”我心里愤愤地想。

第二天，我和弟弟拉着架子车到大弯里去拉割完后捆扎好的麦捆，在半路上遇见了二贯。原先瘦长的身子已经驼得像一张弓，布满皱纹的脸上被日头照晒得黑里透红，早先就不大的眼睛隐埋在松驰的皱纹里显得更加细小，右肩上扛着一根担麦捆的尖担，尖担上挽着两根用干草搓成的绳子，两只手心里布满了黄而厚的老茧，手背粗糙地像槐树的皮子，腿上穿了一件很短的辨不清颜色的裤子，赤着脚在干燥的面粉一样的浮土里噗噗地走着。我和弟弟跟随着二贯走了约一里的路程仍未见他转一次头，二贯分明感觉到他身后有谁在说话或走动，只是不肯转过来看一眼，只顾着走自己的路。

“他一定很累，用一根扁担要把所有的麦子都担到场上去，在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陇东高原上，多少年才能丰收一回呢？他担来的除了无奈和辛酸更多则应该是希望吧!”我心里默默地想着。

“老同学，快担完了吗?”我朝前面喊了一嗓子。“咦，咋是你呀!在大城市里呆着不好跑到农村受罪来了?”二贯踅过身很快地朝我们走了过来，脸上绽笑成一朵褐色的菊花。“你看看，我不抽烟，兜里竟忘了装盒儿烟，也不知道今天能碰到你，”我不好意思地说。“城里人抽的那纸烟没劲，还是我的旱烟过瘾。”二贯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片废纸，熟练地卷了一根粗壮的烟卷猛吸了几口，吐出一股浓烈的烟雾，呛得我直咳嗽。二贯歉意地用他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仔细地端祥了我好久。“还和当兵前一样样的，瞧，我都成老古董了。”二贯说着用一只大手抹了一下满是皱纹和胡茬儿的脸。“我也到大弯里担麦子和你们一路。”二贯高兴地说。农忙时节如虎口夺食，人家根本没功夫和你闲聊，再说我也不忍心浪费人家的时间，就那样匆忙一见而急急别去。

上中学时，我和二贯是同班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一周一次的打扫卫生常常是以组为单位的，同学们打扫卫生时最不爱去抬水，因为老家是严重的水溃泛地区，老百姓视水比油还金贵。离学校最近的一眼泉水，少说也有三华里，最糟糕的是去的不巧了就没水了，因为方圆泉水稀少，来这里挑水的人从早到晚不断头，运气好了兴许还能舀上一桶半桶的。每当轮到我们组打扫卫生，二贯准将抬水的差事给我俩揽来。抬水虽然路远了点，但却能走出校外看看庄稼地里的麦浪和满山遍野的油菜花苜蓿花，对学习了一天的人也是一种休息与放松，故亦乐在其中。我和二贯每次抬水去就像笼子里放飞的鸟儿一样快活，天南地北地走一路谝一路，高兴了还吼上几句秦腔或陇剧什么的，炫耀着家娃们纯正的童子音的魅力。二贯会画画，作文写得也不错。二贯说垂柳是淑女们的秀发，椿树是北方钢强的汉子，槐树是饱经磨难的老爷爷，白杨树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二贯说少女是一首诗，少妇是一篇散文，老奶奶是一段古老的歌谣。二贯说波涛汹涌的麦浪就是大海跌荡起伏的海浪，五颜六色万紫千红的花儿，就是都市里闪烁的霓虹灯，弯来拐去盘根错节的梯田就是梵高笔下的油画。二贯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石头虽不语它肯定是有思想的，一切真善美、假丑恶的东西都躲不过它的眼睛，它不说有它不说的理由。和二贯在一起，你只有听的份儿，想插一句话是很困难的事。我索性闭上嘴张开两只耳朵光听，二贯就说得更来劲了。

二十年里，第二次见到二贯时，正是2002年的春节。那是自1998年我转业后第一次回家过年。老家的风俗是正月初三过后才可以走亲戚访朋友的。同村有我的一个小姨，

小姨的儿子毛蛋自从我回到老家之后就三番五次地来叫我到他家去坐坐。听母亲说毛蛋这几年在兰州当建筑行业的包工头，成了村里的暴发户了，连城里人拥有的冰箱、洗衣机、

功放机、DVD、摩拖车、手机什么的都有了，据说毛蛋正寻思着要买一辆豪华中巴车跑客运呢。

还没进小姨家的门，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堂屋里有几个男人红着脸在大声地说话，小姨系着围裙端了一碟猪头肉从厨房出来，看见我来了又踅到厨房把肉放在案板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着匆匆地向我走来。

“都没酒量还爱逞个能，这不，全喝大了。毛蛋，你看谁来了?”小姨念叨着拉着我进了堂屋。“啊呀!表哥是你呀。”毛蛋说着唰地溜下炕来，慌忙中找不见自己的鞋，赤脚跳到堂屋门上向我伸过来一只粗大厚实的手。“额的神呀，是啥风把你给吹来了?”二贯醉得烂泥一样竟然还能认出我，软软地靠着屋墙圪蹴在炕角下舌头僵硬地说。“来来来，二贯，赶紧跟你老同学喝上几盅，十年等一回啊，真不容易。”村长收拾着炕桌上的酒盅，把手上的纸烟掐灭了随手夹在右边的耳朵后乐呵呵地说。“毛蛋，倒—倒—倒酒，我今—今天不陪老—老—老同学喝个痛—痛快—我就不是二贯了。”二贯结巴着说完后，栽倒在炕头上打起了很响的鼾声。“二贯心情不好，没喝几盅就醉了。”村长说。“不就是两个娃娃学费的事吗，我答应给他借的，还愁啥呢!”毛蛋闷声闷气地说。我望着干瘦瘫软的二贯，怎么也跟曾经的他都对不上号了。临走时，我把二贯窝在脖子底下的一条胳膊拉展了，我心里猜测着，分别二十年后，二贯想给我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