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性情的男子

作家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相伴一生，彼此相敬如宾。但那并不是他最爱的人。他爱恋至深而又难成眷属的泉州女子陈锦端，是他一生的痛。四九年之后，林语堂一家迁居海外，笔耕之余，常常作画自娱，但画中女子总是梳着一样的长发，女儿问父亲原因。父亲嘴角微颤，只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七十年代，风烛残年的林语堂，疾病缠身，只能依靠轮椅活动，很是悲凉。他在香港，偶然听说陈锦端在厦门，不禁老泪纵横，有些浑浊的老眼忽地一亮，高兴地说：我要去看她。一向通情达理的廖翠凤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林语堂听罢，颓然躺倒在轮椅上。不久，林语堂病逝，几年后，陈锦端也辞别人世。所有沉重的思念似乎都被时间化解，轻轻散落在了泥土里。

戏剧家杨小楼，京剧武生，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梅兰芳演虞姬，杨小楼唱霸王，名盛一时。抗日战争爆发，梅兰芳辗转去了香港，两人从此就再也不曾谋面。日军欣赏杨小楼的才情，几次三番要求他登台献唱，杨小楼躲无可躲，依旧凌然傲骨，他说，我演了半世的西楚霸王，终不能唱了一辈子忠孝节义，最后做了趋附小人。日军无奈，只好将其软禁，不久，抑郁而终。他生前笃信佛教，死后魂归道家，也算极乐。

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生戎马，却又知识渊博，酷爱读书消遣。美国记者安娜深深被这个中国的将军身上的魅力吸引，当时吴佩孚有十几万士兵，虎踞洛阳，雄霸一方。英雄最难过美人关，吴佩孚也曾暗暗喜欢这位来自美国的妙龄少女，可当安娜真正向他表达爱意的时候，吴佩孚却坚定地拒绝了。安娜伤心地问道，难道你不曾喜欢过？吴佩孚只说，自然爱到极致，然家有老妻，患难相扶几十载，吾心不忍。后来，安娜回到美国，多次写信给吴佩孚，吴佩孚念及妻子，便未作回应。一九三二年，吴佩孚到北平定居，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三九年逝世，国民政府行以国葬之礼。

毛泽东纵横一生，雄才大略。却晚年丧子，凄凄寥寥。生命中最后几年，毛泽东身体很差，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还要忧心家国生计，万钧之责系于一肩。他将卧室的窗帘由绿色改为红色，晚年的毛泽东不再如以往那样钟情于绿色，而是有些近乎疯狂地爱着红颜色东西。红色的窗帘，红色的地毯，红色的毛巾......老态龙钟的他总是喃喃自语地念着：“霞，霞，霞......”那红色该是霞的颜色，青春年少的颜色，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霞，是他首位妻子杨开慧的小名。那个人，在他心里藏了那么久，即使这样一个笑谈天下的人也不能免俗。七六年九月八日，毛主席逝世，尽管他那么相信他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北大校长，人口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因为《新人口论》被批斗为右派打击，随着文革和反右运动的深入，马寅初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但倔强的他依然本色不改。他坚信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迸出这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一九七九年，当时的马老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马老受尽屈辱，活了一百岁，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没有他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