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纪事

老房纪事

那座老房连同有关它的故事，早在三十多年前，就伴随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变成了一堆瓦砾，飘零成记忆的碎片了。然而，当我看到那座废墟上又重新耸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居民大楼时，我的那些记忆的碎片却又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幢我已居住了十年之久的老屋也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成鲜明的形象，并在我的生命中定格。

那座老房，我说它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那青砖青瓦里生外熟的建筑，那老式上下扇的窗户，那带中柱、里外屋、及火炕上的木板雕花门，都可说明它修建年代的久远；二是那老房的房基已深埋地下，老房周围的地面早已高出老房的地面，而和老房的窗台一平了，足可证明老房的年久日深；三是那老房早已没人住了，房上的瓦也脱落了许多，我想，一到雨天，一定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滴答；四是那老房纸糊的棚顶也早已是四下裂缝，百孔千疮了，不用说是刮大风，就是开门的动静和推门时的流动空气都会使屋内顿落尘雨，更不消说那一堆堆日久剥落的墙土和那早已关不严紧的窗牖与门扇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座老房的印象。

如此种种，足可证明那老房的“老”。可我说它“老”，不仅如此，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打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们家不知搬了多少次家，从来没有在一座房子里住太长时间，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也就一两年，而在那座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年！若不是那场地震，指不定我们在那座房子里住多久呢。因而，那座老屋留给我的记忆是永久的，也是深刻的。

记得那是1965年10月的一天，爸将一家老少八口带到了那座早被视为危房而弃置的破烂不堪的老房前，对妈说：“老少八口之家的住宅一时很难找到，政府也有困难，这房子是破了点儿，收拾收拾还能将就住。我已经跑了好多地方了，哪儿也没这儿宽绰，组织上说，这是报废房，不收房租。”

那年我十五岁，虽然我不懂太多的事儿，可我却知道妈妈是唯夫命是从的女人。爸爸走到哪里，妈就随到哪里，爸说东，妈从不说西。1960年，妈本来在城里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爸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改变落后村的穷困面貌，央求妈也一块去，妈二话没说，放弃了舍不得离开的工作岗位，跟爸去了农村。可回乡还不到二十天，爸又被组织上抽调到开原县搞社教去了。扔下妈带着其我们坚强地承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饥饿、困苦与贫病的挣扎。整整五年的颠簸，分飞的劳燕今天终于团聚了，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果然，妈看了看一脸疲惫的爸，又看了看一家老小，那年奶奶七十多岁，小妹才三岁。妈妈嘴里只吐出了两个字：“好吧！”

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收拾房子了。扯去了纸棚，清除了墙土，翻盘了火炕，修砌了炉灶，重新用报纸糊了纸棚和墙壁，洗刷了门窗，摆上了那口装着全家所有家当的大柜，还有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还别说，经过这么一收拾，那两间半下窖的破房还真的很像样子。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下了好几场雪，可我们住在这座半处于地下的房子里，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温暖，妈妈的脸上终于溢出了欢欣，爸爸的工作也更起劲了。

第二年，我初中就要毕业，我想考个中专早点儿毕业工作，好贴补家用。可妈坚持叫我考高中：“你能读到哪儿，妈就供到哪儿，妈绝不会让你受委屈，你考不上再说。”我正犹豫间，“史无前例”开始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破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同学们开始述说革命家史，比根红苗正，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我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而没有第一批成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向学习和工作都走在前边的我，一下子被排斥到革命的洪流之外，若不是因为爸爸是共产党员，我早被打入了“黑七类”。那天，我满怀着无辜遭难的委屈和疑窦，搅得全家人都没吃好饭。我对着奶奶、爸爸、妈妈，第一次大不敬地发泄了心中的愤懑：“我们有什么不是呀，要跟你们背黑锅，我没有革命家史而言，有剥削史也成啊，我可以反戈一击呀！”我哭着，闹着，将碗筷顿得叮当响，震得老房的土哗哗地掉在棚上。弟妹们也站在我一边，跟我一起哭诉着，因为他们也没第一批当上“红小兵”，也受到了莫名的影响。

面对我们的哭闹，奶奶流着泪，哽咽着不敢做声；爸爸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似有苦衷；不停地打着唉声；妈妈打着圆场：“老一辈的事我们也说不清，出身没得选呀，你们认命吧！”我和弟妹们哭了一回又一回，我们真的好恨啊。恨爷爷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只给我们留下个“富农成分”叫我们无辜受累。可爷爷早逝世五六年了，凭我对他的记忆，爷爷是个老庄家把式一个咸鸡蛋能吃三顿饭，走路遇着个绳头都捡起来，秋天别人一捆一捆往家削“甜杆”，而他只削给我两三根，弥留之际想吃块地瓜都没吃上……这个爷爷怎能恨得起来。恨奶奶吧，奶奶是富农婆，可奶奶平时给我们做饭，一下都舍不得打我们，宠得我们个个忘了爸爸的威严，面对她的眼泪，我又怎能恨得起来呢！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变得沉默了。老房的空气也开始压抑和沉闷起来了。而我和弟妹们始终也未能从奶奶、爸妈那里了解到爷爷的“剥削史”

它和老房的的历史一样，在我们心中一直是个谜。

这期间，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开始了。都说自己是“造反派”，而说对方是“保皇派”。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不知何去何从，生怕人家嫌弃我们得出身而连累人家“阶级阵线不清”。于是，我便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开始了我的“逍遥派”生活。每天照例到大街上或是某个战斗队去看大字报，看形势，以示“关心国家大事。剩下的时间，便是埋头看书。我很庆幸我在那段逍遥的日子里，将当时认为比较有名的中外名著一览无余，使我对文学有了很深的兴趣和认识。

1968年9月2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背着行李，欢天喜地地走出了那座抑郁沉闷了许久的老房。那天早上，妈含着泪为我准备行装，妹妹羡慕地看着我，围前围后，奶奶拄着手杖一直送我到大街口。大街上人山人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标语满街、满墙，到处都是。小城初中、高中的六界学生全都在这一天被送到了农村。欢送知青的大卡车在城市游行一圈便各奔前程了。走出老房的狂热和不知瞻念前程的我根本不知道，车队后面留下的是人们疑惑的目光，离别的泪水，无声的痛楚和锥心的牵挂。

那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前后只差六天，我们知青为了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谁也没敢回家。月圆之夜，男生故作镇静，女生躲在被窝里哭。那年，我才知道什么叫“想家”。忆起唐代诗人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我才真正与之产生了共鸣。我躲在被窝里思想着妈带我们收拾那座老房的情景，思想着晚上睡前与妹妹们比赛搜寻那些糊在棚顶和墙上的的书报的文章题目的快乐，思想着奶奶讲给我们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与家人同聚天伦的温馨和幸福，我也是那年才体会的。虽然那座老房很破，可我却总想那个家。

说来也巧，在我心头压抑了很久的那个谜，却在我插队的那个村子找到了答案，而且是在我根本不再想去寻找谜底的时候。

那年中秋，生产队的老贫农代表王大爷，把我们接到他家过节，当他得知我的老家就在前村的时候，他说：“哦，你爷爷是前村老刘家有名的好庄家把式，他跟我给咱村的赵庄头一块扛活二十年，腰都累弯了，人送外号‘刘二罗锅子’，你爷爷的那个富农是‘来伙儿’时跟别人沾的光。”听了他的话，我知道了爷爷的“剥削史”，王大爷分给我的那块月饼，我刚咬了一口便哽在喉头，再也没有下咽。我很后悔我那次在老房发疯似地哭闹，我终于清楚了爸爸那难言的苦衷，也明白了奶奶带泪的哽咽，更理解了妈妈让我们认命的无奈。对爷爷那佝偻的身影，终生辛苦的劳作，及弥留之际想吃红薯都未如愿的境况，产生了极大的悲悯，一任泪水顺着腮边流了下来，湿了衣衫……

国庆节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回到了那座下窖的但却温馨的老房。仅仅只有半月之隔，我仿佛离家好几年，妈说我好像是长大了，爸说我没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奶奶拉着我，笑容可掬的脸上还是掉下了泪。我偷偷地将爷爷的故事告诉了弟弟妹妹，他们同样也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从此，老房先前的那些不快立时不扫而飞。我们心甘情愿地背负爷爷留给我们的“富农”成分，不再委屈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真正委屈的是爷爷。我们实实在在地卸下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老房重又出现了我们姐妹们的欢声笑语。

如今，我们的身上及我的儿女们的身上都再也没有那种阶级的烙印了。老房的废墟上耸起了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居民大楼。人与人之间就如楼群之间的绿地、花坛和甬路，充满着清新与和谐。我知道，城市的现代化文明已经取代了老房的历史，然而，那座老房及其如烟往事，却依然矗立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