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数据背后的警示意义

负面数据背后的警示意义

日前，笔者拜读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在其人民网个人专栏上发表的一组评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正负两个方面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并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资源配置、国民收入分配、社会贫富格局、现实民生状况等方面，仍然存在若干不容乐观的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援引大量令人震惊的数据，对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具体剖析，并献计献策地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在那些无言的数据背后，却包涵着值得人们反思乃至值得引起国家领导层重视的警示意义。

笔者为便于对若干负面数据背后的警示意义谈一些不成熟的个人看法，故首先有必要将孙先生文中援引的一部分相关的主要数据转录如下：

——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了7。8%，从业人员仅增加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

——1978年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缩小为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大是50年来前所未有的。从国民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额来看，1999年末占全国人口将近65%的农户的储蓄馀额不及城市居民储蓄馀额的五分之一。

——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

——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据有的学者的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

——2000年我国6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４０％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事实很明显，通过这样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而且会扩大。

——1995~2002年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进一步达到90%左右。在这背后的就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而且，在这缓慢增长的消费中，政府的消费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在我国，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为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

——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仅卖地收入就高达2。7万亿元，增幅超70%。而2002年之前，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

——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按世界银行2009年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社会保险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据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明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仅为3%、2。9%、2%。

——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务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只有当地房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这些地方得到一套经济适用房，相当于得到上百万元的财富。此外，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的一个方面，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

——有统计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内，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与此同时，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内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人民币。

以上笔者转引的各类数据所揭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有待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解决的若干问题，无须我一一加以评述了，因为这些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已经把相应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了。然而，我们拟可将上述数据揭示的所有问题概括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没有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我国职工的工资总额竟不足GDP总量的20%（发达国家都在50%以上），而且非改善享受型的家庭固定开支逐年增加，外加通胀、楼市、股市的负面影响，民众不堪重负甚至入不敷出。特别是随着通胀的不断加剧，增长缓慢的工资迅速贬值，老百姓购买力逐年下滑。（比如10年前，10元钱能买10斤大米，或4斤猪肉。两年前能买5斤大米，或一斤猪肉。现在10元钱只能买3个苹果，半斤猪肉，或几颗大葱）；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政府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公开、非公开的个人收入，却始终保持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甚至超过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核心问题是：国富官富，老百姓相对贫穷。

此外，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上述若干数据所包涵的警示意义。说实在话，在孙立平先生的文章中看到那些令人震惊的，反映改革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呈现的若干负面效应的数据，作为一名爱党、爱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老年人，我真的感到十分地痛心和遗憾。因为这些也同样让中国老百姓感到失望的负面效应，是本不该在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这些负面效应从反面向我们发出了警示：无论中国改革开放到什么程度，无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是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人民拥护、赞成、支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为少数人发家致富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改革攻坚深化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否则，将难以化解我国经济社会日益激化的接近临界点的诸多矛盾。否则，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而言之，任何旗号和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人心所向，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坚持吴邦国委员长严正声明的“五个不搞”，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我们就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克服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