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巍：我的百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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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古稀，我依然天真得如同青少年时代一样，醉心于鲁迅的《故乡》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类描写儿童生活的文学作品。前者描写阶级鸿沟和贫富悬殊，如何使“紫色的圆脸，项带银圈”的儿时伙伴变成“脸色灰黄、布满皱纹”的中年陌生人；后者揭露刻板的儒学教育怎样扼杀着儿童的自然天性，幼小的生命怎样在扼杀中挣扎、在鲜活的大自然和幻想中去追求生命的真谛。

遥想自己丰富多彩的童年童趣，反观今天儿孙辈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不禁感慨万千：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似曾相识！

可爱而又可怜的他（她）们，从幼儿园到中小学，既要拼命地在名目繁多的课本、教参、“题海”、测验、考试中去力争“升学率”的上游，又要参加形形色色的“尖子班”、“奥数班”、“素质班”以及个别老师开办的校外“补习班”中去消耗掉业余的时间；既要在开放性的全民英语热中朗读ABCD，又要在复古潮中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缺少艺术细胞的娃娃们还得去学习弹钢琴、拉提琴、学绘画……

几乎所有的，不成熟的教育改革、教育思潮、教学方法都拿孩子们当试验品，在盲目的实践中去检验“真理”；几乎所有的学校、老师、家长都寄希望于孩子们早日成龙成风。

肩负重压，禁锢在钢筋水泥大楼里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渴望归还属于他们自己的童年。稍有空余，他们就不停顿地敲击着键盘，在电脑游戏和聊天中，顽强而无奈地去寻找他们的理想世界，去表现自我价值——可是，这个“世界”又是虚幻、虚拟的，孩子们更加迷茫！

历史，在螺旋式地艰难前行。某些时候，物质生产似乎在进步，精神世界却在徘徊甚至倒退。

由此，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我虽然贫寒但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多少次，午夜梦回我曾经的“百草园”——那大自然具体而微的缩影，那童话般的世界。在那里，在母爱的荫护下，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艰难的时世里，我享受到了自然美和童趣的完美结合的快乐，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我的“学前教育”。

我心目中所谓的“百草园”，大而言之，是童年时故乡的自然环境和童趣生活；具体而言，是故乡老屋的陈旧院落和我快乐的童年。

旧院由空旷的前院、荒芜的后院和狭小的边院组成。

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四月的农历初七，就在这所老屋里，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岁月；那又是一个春风沉醉的“人间四月天”；那是一个开始破落的“书香门第”——老屋和旧院就是它的缩影。

老屋座落于临江的黄州二道巷。象典型的江南民居一样，通向江边的巷子很窄。光滑的青石板路面不足一丈宽，约百余米长；两边却排列着一家家深宅大院。殷实家庭一家独居，贫穷人家几户合租。历经连连战乱，尤其是1938年“武汉保卫战”的炮火摧毁，许多房屋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更得不到维修，断壁残垣、破瓦碎砖随处可见。因而“破砖砌墙墙不倒”，倒成了黄州一宝。

我家老屋就坐落在二道巷尽头靠近“清源门”的右侧。老屋略高于街面，墙头瓦缝里，稀稀拉拉长着一些低矮的瓦楞草；青砖灌浆的院墙，多处坍塌断裂；红条石砌就的大门框，红条石砌就的临街台阶，都浸透了绿苔。

老屋格局简洁典雅，却显得陈旧破落；院落布局有致，但空旷荒芜：闲花野草疯长，蜻蜓粉蝶乱飞。这陈旧的老屋、这荒芜的大院，几乎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江南小城的社会缩影，也是我的家庭由小康走向破败的象征。

是的，百草园是荒芜的，生活是贫困的，可是，那里却使我的儿童天性得以自由生长，享受着无穷的快乐，孕育审美的萌芽。

踏上三步红石台阶，就直接进入前院。前院不大，左侧耸立着一棵高大的、浓荫匝地的梧桐树。它如同一把擎天巨伞，用绿色的阴影笼罩了半个前院。它又似“天气预报”员，尤其是深夜，睡在床上，听到它发出均匀的、轻轻的“沙沙声”，就知道下小雨了，颇有点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意味。依偎在慈母的怀中，听着故事的我，当然毫无“一个愁字了得！”的体会。

梧桐树下，其乐融融！

夏日中午，树上几只鸣蝉此起彼伏吟唱：时而激越高亢，时而浅呤低唱，给寂寞大院平添几分生气。傍晚，树下经常放置一张竹床、几把竹椅——是我们全家纳凉的地方。有月亮的晚上，如水的月光透过树叶，洒了下来，地面上晃动着斑斑驳驳的光影。成群的蝙蝠“吱吱”叫着，满院乱飞。这时，我总喜欢拿着竹棍，一边追赶着它们，一边唱着“盐老鼠（黄州土话，即蝙蝠），偷盐吃……”。

夏末秋初，每天都有穿着印花蓝布衣衫的农妇，挽着提篮，叫卖菱角、莲蓬和鸡头苞。一个铜角子就可以买一堆。三个角、四个角的青菱角，可以直接用嘴咬，非常鲜嫩；两个角的菱角叫“猪婆菱角”，是老菱角，需用石头砸开吃，特别粉。荷花结实后，就是“莲蓬”，剥开外皮，就是鲜嫩的莲子。菱角和莲蓬，近年来还偶尔吃到，可是那“鸡头苞”，至今五六十年没有吃过了。“鸡头苞”也是与莲蓬一样的水生植物。带刺的，毛茸茸的外壳里，包裹着许多圆滚滚的，类似黄豆大小的小硬果，用小锤砸开，里面的果肉非常好吃——这些没有被污染、也没有被激素催肥，更没有赶上被“转基因”的绿色食品，是民国时代小城镇贫家子弟经常吃的果鲜。

秋天，梧桐子成熟了，高高的树冠上，在一片绿叶的包围中，梧桐子就隐藏在那一簇簇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卷缩叶子里。我用带钩的竹竿把灰白色的梧桐叶拉下来，再把“躲”在叶子里的果实摘出来。母亲把梧桐子炒熟后，全家人晚上乘凉时细细品尝。细小圆润的梧桐子香脆可口，类似西瓜子，但比瓜子的果实肥实。

深秋的傍晚，西天的火烧云一片片、一缕缕随着晚风飘舞。成群结队的大雁，披着霞光，“戛、戛、戛！”地鸣叫着，向南方飞去。这景色，如果把“孤鹜”改成“群雁”，就类似王勃的名句“落霞与群雁齐飞”了。只是少了一丝寂寞，多了一些热烈，正合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童心。这时，我就仰望长空，目送着雁群，拍着手，唱起儿歌：“雁啦雁，排个一字我来看；雁啦雁，排个人字我来看”，果然，天空的雁阵一忽儿成“一字”形，一忽儿又变成“人字”形，渐飞渐远，直至消失在迷蒙的天际……我有时想：到底是雁群听着我的歌儿变化队形，还是我随着雁群变化的队形唱歌呢？

冬日，白雪皑皑，四野茫茫。乌鸦、喜鹊、麻雀、蜡嘴鸟无处觅食，就会成群结队飞到居家寻食。它们跳上跳下、叽叽喳喳、热闹非凡。那时候，我家院子里的鸟雀真多啊！我从邻家小伙伴那里学来捕捉麻雀的方法：在铺满白雪的前院里，扫出一小块空地，用小木棍斜支起一张簸箕，下面撒上一把米；然后在木棍下端系一根细绳子，一直牵到客厅里。我就躲在客厅门后，手捏着绳子，眼睛紧盯着前方。发现麻雀进入簸箕下面，旁若无人地啄米时，我就一拉绳子，簸箕倒下，来不及飞走的麻雀就罩在了下面。我把麻雀放在纸盒里，放了小水缸，撒了米粒，想圈养它，供我玩耍。可是，倔强的麻雀水食不进，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母亲要我把麻雀放飞。她说“麻雀是养不‘家’的，不要害了性命”。她还特地讲了雍正皇帝小时候的故事。大意是雍正小时候就很残暴，有一次把雀子踩死了。康熙皇帝发现他不爱惜生命，决定不让他继承皇位。我就放飞了麻雀，它们稍微恢复后，就欢快地飞向了空中。

也是在这梧桐树下，我开始了独特的学前教育。

能认字却不会写字的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母亲思想比较开明，出生在前请时期，却没有裹脚。父亲曾经教她认字，她喜欢看《红楼梦》、《镜花缘》、《东周列国志》一类老书，喜欢哼唱一些戏文和诗词。母亲前后生育了八个孩子，只存活了我和姐姐两个。姐姐是老二，我是最小的，两人年龄相差近十岁。据说我出生时，家境还算富裕，所以养得很“精贵”。过年时，龙灯队在大门口舞龙，母亲抱着我“钻龙脚”，请龙王菩萨保佑我“长命百岁”。

日落后、薄暮冥冥中，我、母亲，有时还有姐姐，就在梧桐树下纳凉，听母亲讲故事。她没有刻意对我进行系统的学前教育，从来不讲《三字经》之类的国学——也许她根本不喜欢、或不会讲；也从来不讲“鬼神”之类的迷信故事，虽然她一生坎坷，却从不信鬼神。她总是讲故事、讲神话传说，讲杨家将、岳家军，讲《三侠五义》、讲黄州的风俗民情、奇闻异事给我听。她尤其喜欢讲一些刻苦学习的故事。比如“凿壁偷光”、“程门立雪”等。我更喜欢的还是听她讲“江南四大才子”祝枝山、唐伯虎、文征明、仇明的逸闻趣事和江南怪杰徐文长的滑稽故事。

母亲讲述中总是穿插希望我像祝枝山、唐伯虎一样当个画家，成为“才子”的意思。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母亲讲的一段传说，她说：“古时候，长江上游飘漂下来两艘船。一艘船上装的是书和乌纱帽，停在了黄州，所以历来黄州府当官的和文人多。另一艘船上装的是算盘和元宝，停在了鄂城，所以历来鄂城做生意的商人多”。母亲这些不经意的“审美教育”，再加上荒芜而生机勃勃的“百草园”潜移默化的熏陶，萌生了我对自然美的偏爱，对文学绘画的兴趣以及将来“出人头地”的“野心”。

2

前院和边院隔一道矮矮的、镂空“花墙”。前院一侧，挨“花墙”砌着一个很大的长方型花坛。花坛上只有几颗自生自灭的洗澡花，残生着许多矮小的麦冬草。麦冬四季常绿，春末夏初，叶丛中还冒出几支小白花。拔起来，麦冬草的根部好像小蒜瓣一样。洗澡花春天绿叶满枝，盛夏红蕊绽放，秋冬零落为残枝败草了。落下的种子，翌年又自然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实。这正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花相同”，我却慢慢长大了。

夏日下午，正是南方人洗澡时，花坛上大红、紫红、浅红的洗澡花开得更加花团锦簇，热闹非凡。随着夕阳西下，花蕊卷起，渐入梦乡。它仿佛是洗澡时间的报时钟，所以俗称“洗澡花”。

在这座花坛里面，父亲曾经挖出一块挺大的天然水晶石——这可能是前屋主埋藏的。这块水晶石，若人头大小，玲珑剔透。大小不同的晶面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束。大约是1948年左右，我家最困难时，妈妈把它卖给了一个姓周的开修理钟表眼镜店的下江老板。妈妈联系好了，由我亲自送去，换回了一块“袁大头”。这足够我母子好几天不挨饿了。据说，老板再把他切割、研磨，就可以做成几十块天然水晶石眼镜片。它的“商品价值”要翻几十倍，这件买卖的“商品使用价值”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些人特别迷恋完全的“市场经济”！

边院比前院略小，通向父亲的书房，书房又有边门通向客厅。书柜里尽是一些蓝封皮的线装书，可能很珍贵；可是对童年的我毫无诱惑力——里面连一张插画都没有。边院大约只有二十几平方，只生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樱桃树。樱桃熟了时，象挂在绿树丛中的一颗颗殷红色的宝石，玲珑剔透，鲜脆欲滴；别说吃，光看就觉得美极了。我常骑在低矮横斜的樱桃树枝上，边摘边吃。樱桃树下有一口井，围着红砂石护栏，井口经常盖着木盖，那是我家的“土冰箱”。夏日炎炎，母亲常把西瓜或者剩菜剩饭用竹篮装着，吊在井里面“冷藏”。

前后院之间是堂屋（客厅），正面是一排八扇落地木门，两扇一组，可以相向而开；平日只开中间两扇。门的下部是木板，上部都是不规则的几何形木格，镶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每当晨曦初起或夕阳西下时，老屋沐浴在霞光里，彩色玻璃上总是辉耀着、闪烁着一大片光怪陆离、如梦如幻的光与色。

客厅是时尚与传统的结合。与当时流行的客厅稍有不同的是：正面墙上悬挂的中堂不是列祖列宗的画像，也不是笑容可掬的如来佛，更不是当时流行的福禄寿字，而是一副硕大的泼墨写意的山水画。两边的楹联据说是父亲撰写的；我当时不懂得、后来还是不懂得写的是什么意思。

中堂画下的大横案上，摆放的也不是历代祖宗牌位，也没有观音罗汉。正中是一座西洋钟，两边摆着几个青瓷帽筒和坛坛罐罐。横案下面右方有一个青瓷大口园缸，里面插着不少书画立卷。

客厅的其他布置与当时大户人家规范的布置基本相似：横案下面是一张红木八仙桌，两边对称放着几把八仙椅。两面墙上各挂着四幅木制的黑底绿字条屏。条屏的内容是什么？对于童年的我同样是莫名其妙，尔后也无暇考究。

在我眼中，客厅显得很呆板，那里没有我的乐趣；可是，这些家具、古董以及字画，帮助我家度过了解放前几年最艰苦的岁月。后来，我经常像童年鲁迅一样，分批拿它们去典当或者直接换米。说“典当”是好听，其实就是廉价出卖——因为我家根本就无钱赎回。看来，典当行就是依靠这样的“死当”，趁火打劫而发财。典当行曾经一度消失，现在又生意兴隆了。

近代以来，古城黄州多灾多难、动荡不安、战乱频繁：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为避难，黄州许多家庭都有秘密的“夹墙”。我家客厅与邻家之间就有一座夹墙，里面阴森森、黑黝黝、冷飕飕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3

穿过客厅和后屋，就是后院。其实，那里才是我童年时代真正的“百草园”。在我眼里，它是那么广阔、丰富而生机勃勃。

后院大而野旷：依据野草覆盖的鹅卵石甬道，还依稀看得出昔日花园的大概布局。那里没有一棵人工栽培的花草，全是自生自灭、生命力顽强，“一岁一枯荣”的野生花木。象早晚变色的绣球花，带刺的野蔷薇，五颜六色的草牡丹以及满丛怒放的指甲花、洗澡花等……一簇簇、一丛丛杂生在蒿草中。它们虽不雍容华贵，却显得生意盎然，五彩缤纷。姐姐爱用酒浸指甲花染红指甲。我用花汁当红颜料，叶子挤出绿汁作绿颜料，在纸上画画着色。

陈旧的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盛开着喇叭形的粉红、天蓝色的花朵。“喇叭口”随着着日光转动，迎风摇曳，仿佛吹奏着“夏日之歌”。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喇叭花慢慢合起，酣卧在青枝绿叶中，吮吸着夜露，做着“仲夏夜之梦”，以待翌日的朝霞升起。

沿墙内则长着几棵树，我记得有苦练子树、枣树，印象最深的是一颗桑葚树。桑葚好吃极了：鲜红的果实，又软又甜，色形味象草莓又远超草莓；果汁是鲜红或紫红的。我经常爬上树去，骑在横生的枝桠上，边摘边吃；常常吃得满嘴血红。较之今天用激素催大的草莓，桑葚个头虽小，味道却鲜美极了，用时髦话说，是最“绿色食品”。几十年了，再也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它了！

还有几棵桂花树，有金黄、金红两种颜色。中秋前后，满院暗香浮动，金黄一片。

在当时的黄州，几乎家家户户的院里里都长着枣树、桑葚树、李子树、枇杷树、桂花树。它们自生自长，无需刻意栽培。很少有人家种植盆景、盆花；可能它们难以伺候。

夏日白天，树上蝉儿们尽情鸣叫；入夜，草丛里蛐蛐声此叫彼停，后院显得越发空旷、幽静。萤火虫在草间花丛上飞舞，屁股上的绿色萤火忽明忽灭，闪烁不定。它们有时成十上百聚集在花丛上，黑暗中，仿佛是一株株灯光闪烁的圣诞树，又像七月夜空的一团团星云。我喜欢把许多个萤火虫一起包在拉扯得薄薄的棉花里，裹成圆球，挂在蚊帐上。黑暗里，蚊帐中仿佛是一片灿烂的星空，我往往迷迷糊糊望着它们进入梦乡。

我喜欢翻开墙边乱石堆捉蛐蛐。捉蛐蛐很有讲究：先是听声音：叫声高亢、激越、悠长的，就是上品。寻声翻开石头，如果同时碰上癞蛤蟆还有蜈蚣或蛇，那叫“龙虎守门”。据说这样的蛐蛐特别能打敢斗。据说而已，我从来没有碰见过。我自小害怕蛇和其它软体爬行动物。它们美丽的色彩下总是藏有剧毒；软滑无鳞、蠕动而行的躯体更使人全身起鸡皮疙瘩。它们就像人类世界中的某一类人一样。

我在小瓦盆里用黄泥巴给蟋蟀做窝：凭借想象，捏成几层，戳了许多小“窗户”，每层之间挖洞当楼梯相通，只有一个洞口当门，仿佛洛阳“千佛洞”。蟋蟀住的是“楼房”，它们可以自由上下。据说，用红辣椒——最好是红尖角椒喂它，它就更喜欢斗。虽然我根据别人传授的经验全心全意去饲养，但与小朋友们斗蟋蟀时，我的蟋蟀还是经常“落荒而逃”。玩“斗蟋蟀”、“弹琉璃弹子”、“打三角”这类游戏，我比不过街上的小孩，打架更是不行；画画、识字、背诗，他们比不过我。

母爱是温馨的，“百草园”乐趣无穷，可是院墙外面的世界，却是严峻的。我出生时，日寇已经占领黄州。“国军”正规部队早已退守大西南，只有新四军在城外进行零星的游击战。除了母亲带我出门外，一般不准我单独出去。大街上也看不到日本兵，它们据守在黄州广场边一座小山岗上的碉堡里。碉堡虎视眈眈地俯视着黄州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堂堂黄州府，下辖百万民，仅仅百十来个日寇加上伪军，就能够奴役黄冈人民八年整。这样的情况又何止黄冈？经济落后固然挨打，一个没有正确的信仰，没有自由平等，两极严重分化，又没有政治凝聚力，有如散沙一团的民族更要挨打！“殷史不远”，前车可鉴！

那时我太小，没有明晰印象，依稀记得的是：有一次，我坐在箩筐里，被人挑着到乡下去，母亲牵着姐姐步行——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跑反”，就是逃到老籍陶店袁家畈乡下去躲避日本人。有一次，我在头道巷外婆家玩，隔壁左右突然纷纷乒乒乓乓关门闭户，说是日本兵来了！外婆也迅速关上大门。一忽儿，我从大门逢里看见几个日本兵骑着大洋马巡逻过来。有一头洋马的马头还拱开了临街的窗户。我们都吓得不敢作声。

听老人们讲，那时上街要带“良民证”、见了日本兵要鞠躬。我的岳父就是一次没有鞠躬挨了日本兵的几个耳光。几十年后，岳父提起这件事情，总是耿耿如怀，极其愤慨。这也许是年迈的过来人总被现在洋化了的后来人讥讽为“僵化”、“洗脑”的主要原因吧！经历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代人，总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山大学的家门袁伟时教授，年过古稀，他对东西方侵略者的侵略总是能够“以德报怨”，宽大为怀。

记得还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在广场看日本兵演出。印象中，只记得一个日本兵用花头巾包裹着头，穿着裙子，化妆成一个满洲（东北）姑娘，叽哩哇啦的不知唱着什么；旁边坐着一个穿军装的日本兵用手风琴伴奏。母亲告诉我那是化妆的“满洲姑娘”。而今想起来，也许他们是借助“满洲姑娘”的歌喉，歌颂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吧。（这又使我联想起近来黑龙江方正县官方为日本“开拓团”死亡者立碑纪念的怪事）——其他还有些什么节目就毫无印象了。

最后一次印象比较深：大约是1945年的八、九月份，我们去看日本兵投降。百余人的日军集中在广场上，可怜巴巴地用钢盔吃饭。周围站着守卫的国民党士兵和围观的老百姓。

无独有偶，仅仅四年后的1949年5月中旬，也是这个广场，也是“国军”，却变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我短暂的童年，不幸而又有幸地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两次最巨大的社会动乱和变化，然后又迎来了一九四九年的黎明。

1945年后，父亲去世，家境每况愈下。十几岁的姐姐缀学去外国人开办的鄂东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后来母亲就把老屋卖了，租屋居住。卖屋所得，成为我们家后来几年的主要生活来源。

这样，如同鲁迅——

我也告别了我老屋的“百草园”！

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百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