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大事
曾几何时，头发开始无情的脱落，我使上浑身解数怎么也留不住那一根根秀发，而且掉得出奇——从额头左右两个方向直延伸至头顶。这无疑给两个字的警钟：秃顶。还好，额中的上方还留那么一小撮，甚是难看，却好像在捍卫着男人的尊严。幸好结婚生子了，不然这种造型是未婚女子所忌讳的，特别是那干外貌协会的女子。
在家乡有那么一句俗话：头大好当官，脚大好炼砖。于前者我可俱备啊，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极至的玩笑——我连高中都没考上，何谓做官。对此，父亲却很庆幸，他厮守近三十年的一亩三分地总有接班人了。更有甚者，教书育人的大哥给我起了个“蒙灏”的书名。单起一个“灏”，哥说是古时有个人叫梁灏八十岁中状元，希望我也有其无限的追求。现在想起来，我真能中“状元”，也许未到八十岁都早已作古了。
我违背了父亲的愿望，结婚不到两年，我就与同伴到浙江某市打工去了。但大哥的愿望我一直留存于心，因为中“状元”之事，还有N多日子，况且这个名字从念书至今从没改过，也没必要改啥的。在他乡务工，有辛酸、有苦累，但这“头”等大事，却带给我无限快乐。
那是头一年在浙江，我和几个老乡在鞋底厂干活。老板看我身板结实，就叫我跟车送货，虽是体力活，但我却二话没说，干起活来很起劲、很充实。但我时常为我这头型郁闷，毕竟是二十五、六的年轻人嘛。为了遮掩那不毛之地，我每天都时不时用手一边倒的捋捋头发，那派头真的是文邹邹的，有点领导范。
有一次老板出车送货，我俩闲聊起来。不经意间，他问我是否是高中毕业，我不加思索的随声附和道：是。我通红着脸问他咋看出来的，他说我在合同上的签字笔迹写得很好，他还说主要的是我这秃头，那是有文化人的象征。听这番话，我真的哭笑不得，我这秃头竟给我沾光，给我长脸了。
老板的褒扬在繁忙的工作中早已淡去，我还是干我那本分的活儿。突有一天，车间主任叫我去办公室，说老板有事找我。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难道我按配货单码的货错了吗？我轻轻地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里面全坐着各岗位的负责人，老板早已站在门里边等候多时了。他微笑着递给我香烟，然后转身向大家介绍道：“这是蒙灏，我叫他来做会议记录的，请各位多多关照。”哎哟，我心中的石头终于放下了。原来厂里要开一个生产质量研讨会。其实，怎么做会议记录我都不知道，反正我是把每个人发言的要点记录下来了。会后，老板对我更是褒扬有加。后来他逢人便说，我是厂里文化最高的员工。由于诸多原因我跳厂了，老板再三挽留，我还是决意要走。后来老乡说，如果我不走，厂里会留一份好活给我做的，那已经是“阿Q后传”的事了。
跳厂了，当然不是打鞋底了，干起了有点技术含量的数控车床。自行车也换成了电动的摩托车，啤酒肚也微微挺起，那阵子也倒挺风光。随着时光的流逝，“头”等大事的不毛之地，也增添不少面积。我一气之下，把它理了个光头。嘿，这倒好，还真伪难辨呢。这也烙下同事给我起“光头”的绰号。
有一天，我在车间里忙着清理车床，我身后好像有一人在注视我，我不以为然。后来觉得不对劲，转身问他有啥事，他毕恭毕敬的递给我一张职业介绍信，还礼貌的称呼我一声“老师头好”（本地人对厂里的管理人员的称呼）。我当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也愣了半晌。良久，我强忍着笑对她说，老师头不在我也是打工的。说完，我强忍不住破口大笑起来，他却力争辩解，说我太像老师头了。我反问他，为何我像老师头，他翘着个嘴朝我头的方向，他也大笑起来。嗨，这都是“秃头”惹的祸。得了吧，我蒙灏当老师头不着急，八十岁未到嘛。
闲暇之余，朋友相聚，我这不毛之地成为他们的笑柄。我却对他们说，这是西部人的悲哀啊，真是水土流失得草地变荒漠了。有时还在他们面前自嘲，说这头式刚好应称“蒙”姓拼音字母的头一个字母大写“M”，这是我在浙江的名片，也是贵州形象在浙江的流动地标。大家对我风趣诙谐的描述开怀大笑，当然，我也在这笑声中得到解脱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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