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风暴，风暴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碧水不碧，大地上奔跑着一条又一条黄龙黑龙。
蓝天不蓝，天空中充斥着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
2005年12月，共和国总理朱镕基率领周生贤、潘岳、熊跃辉等一行人，来到了松花江流域，视察了哈尔滨、大庆等城市和农村，沿松花江跑了一个遍。
此举表明：环境保护，已列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松花江怎么样？他们似乎听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悲壮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回了老家。20世纪40年代，我们又在松花江上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建设了五十多年，我们又遇到了新问题。我们的松花江，又遭到了“敌寇”的蹂躏。然而这个“敌寇”不是外来的，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手中！
朱镕基，是中国重视环保的第一位高级官员。在他担任第一副总理之初，邓小平就曾公开说过，在中央政府当时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朱镕基一人懂得经济。无独有偶，朱镕基在接下总理的职位后，西方舆论便一直把他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甚至认为他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角色不可替代。五年任期倏忽将满。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不仅用行动回报了世人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他的期待，而且还用举世公认的成就，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最卓越的经济管理者的地位。
他，是继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之后，又一位好总理。
与邓小平的评价相对应，此时，在中央政府当时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朱镕基一人懂得环保。而这位懂得经济与环保的辩证关系的总理即将卸任，要让更有作为的同志来挑重担。
此刻，即将卸任的朱总理，剑眉紧蹙、倒竖，眼睛盯着地图和一串串吓人的数字，胸中积蓄着一场风暴。
风暴的引言由朱总理作出，苍劲的声音是那么沉重，比铅块还沉重：“过去27年来，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创下了经济的奇迹。虽然如此，但我们已经并正在付出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环境压力的制约，有如过去的粮食危机，带来‘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的疑问……”
在场的人都知道，是邓小平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袁隆平誉满世界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使中国人民告别了饥饿。大家更知道，朱总理将强调我们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工作，而且预言的程度必然达到相当高度。
“今天，则是环境污染的资源短缺的‘中国忧虑’，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邓小平同志‘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论断，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理解、深度的理解。重经济发展、轻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不是真正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我们要重视在环保前提下的高速发展，我们不仅要为现代人负责，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朱镕基说到这里，环视在场的人，他的随行，还有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几个城市的最高长官，大家都会心地点头，神情与朱总理一样庄严、肃穆。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奉行实事求是的准则，我们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不能一好遮百丑，而要把百丑揭露出来，加以解决。松花江污染只是一丑，只是百丑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揭百丑，就要把这一丑揭深揭透。揭丑而加以解决，是为了人民。松花江受化工厂污染，苯含量严重超标，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四天，几百万市民陷入缺水恐慌。不注重环境保护，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朱总理引言一出，环保风暴立即席卷东北大地。这是中国大地上卷起的第一场环保风暴。
松花江流域的化工厂关停整改，东北三省大举植树造林。
朱总理卸任之前，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行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义举。
周生贤、潘岳、熊跃辉等人，给朱镕基当了一回弟子。朱总理回肠荡气、气壮山河的风暴引言，始终萦绕在他们耳际。
朱总理卸任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副局长、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的工作岗位，决心把“师父”的教诲来个彻底的践行。
二、第三次环保风暴
朱镕基不幸而言中。
周生贤、潘岳、熊跃辉和他的同事们，同全国人民一起看到了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国家环保总局从2005年以来，虽然陆陆续续掀起了三次环保风暴，结果却灾情此伏彼起，危机越来越重。不是治理不力，而是治理障碍越来越大，简直固若金汤。
前三次环保风暴中，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年初对唐山市、大唐国际等地区和企业实施“区域限批”，第一次运用了非同寻常的处罚权。
但是，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一幕幕污染黑幕，漫卷天际，横行大地；给人的印象是恐惧的：天地玄黄，触目惊心。
中国经济腾飞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污染。梦幻般的经济增长值，它的背后却是浑浊的空气、荒枯的大地、污浊的河流。
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后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十几年中，过于频繁的洪灾、旱灾和风沙特别是沙尘暴天气，还有水资源和农作物被污染等等，一直没有间断过。对此，国家环保总局虽早有察觉和警惕，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遏止和改善，但无奈各地政商利益集团消极对待，甚或设置障碍，使得环保工作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从2005年年底以来，全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突发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水污染问题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
2006年，七大水系中，劣质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九大湖泊中整体水质属劣质类水质的达7个。十多年来国家下拨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一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其中，长江的生态寿命已经不足10年。
凡事预则立，不予则废。
中国环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与发展、环保与生存的矛盾日渐尖锐，甚至在不远的将来会跃居社会矛盾的首位。难怪有先见之明的学者预言，未来的战争是“水”的战争、“环境”的战争。
纵观今日之中国，水污染之患高发。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大河，从滇池到太湖，动则某市停水数日，城区数百万市民陷入用水恐慌之中，静则工业和城市污水在快速“成长”。
铁腕治污，关系国运。
碧水蓝天，请归来兮！八百里洞庭洪泽，请归来兮！甲天下之山水，请归来兮！
三、第四次环保风暴
近几年夏天以来，太湖、滇池、巢湖接连暴发蓝藻。蓝藻如魔，施展的法宝是无边的臭气。
2007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太湖危机”，威胁无锡市上百万人用水。7月2日，江苏省沭阳县地面水厂取水口遭受新沂河上游不明污染物的污染，城区供水系统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断水约40小时之久。
国家环保总局立即派人去查，才知饮用污染为新沂河上游山东化工企业排污所致。
此前不久，安徽蚌埠鲍家沟的村民得知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到来，齐刷刷、黑压压跪了一大片。他们一片哀声：请求治污！我们要碧水！我们要蓝天！
检查组的同志无不涕泣。
他们回京汇报，总局的领导无不垂泪。
7月2日晚上，国家环保总局的会议室，电灯亮了通宵。不能不为之流泪啊！多好的中国人民！
在淮海战役的炮火、硝烟中，他们用大车、独轮车、双肩双脚为解放大军运送军粮、子弹，使淮海战役胜利的辉煌光耀世界。
如今，他们用这种最特殊、最虔诚的方式请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请求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治污、铁腕治污，怎能不催人泪下呢？
在1978年以前，温饱问题未解决，民以食为天！
在20世纪90的代以后，自然生态被破坏，民以水为天！
7月2日晚上的紧急会议，周生贤局长讲了会议的主旨以后，到会同志展开了深入的、深层次的讨论。
潘岳：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事故高发期；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而水污染危机的连续爆发，不是偶然的社会性事件，是大自然对我们破坏自然生态的严重惩罚，说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不仅使中国的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也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国外，一些媒体鼓吹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也将攻击的主题从大气的污染转到水的污染，从饮水问题到水污染造成的地下水过度开采，甚至提出中国江河的污染造成对海洋环境更大的威胁。
周生贤：国内也有不少的伪环保人士，有种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调，什么“温室气体排放将让中国成为全人类的刽子手”，什么“中国，一个污染了地球五千年的民族”等怪论，形同汉奸。这些言论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益处，只能使中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闭着眼睛，看不到每个美国人的温室排放量是中国每个人的6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占人类一半需求的财富和原料的美国受穷奢极欲之生活目的所左右，力图把中国推上环境污染的被告席。须警惕环保问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糊涂人从外部和内部打击中国的一根棍子。
一与会者：（插话）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投下的贫铀弹产生那么多的有毒气体，不仅危害了科索沃，也危害了欧洲。
周生贤：水污染已成为我国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我们要教育那些糊涂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环保路子。
检查组一主要成员：我们内部的糊涂人不少。不久前，无锡市委书记身在污中不知污，还有一套歪歪理。他向中外记者介绍太湖污染近况时说，无锡走的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然会在初期碰到一些早期工业化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包括涉及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难题。他并拿出英国的例子称，英国作为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首都伦敦曾是“雾都”，泰晤士河是“臭水河”，所以说生态遭受破坏的问题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随着工业化步入中期，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都放缓，而随着工业步入后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都会相对下降。这一席话，充满了僵化的教条和形而上学因素，似在暗示中国要等到工业化步入后期，污染才能下降。但是，先发展后治理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尤其是像地下水污染，即使花费极其昂贵的代价也难以恢复原状，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富国面对水污染也只能扼腕叹息，何况我们中国？
检查组另一成员：我认为，环保比发展更重要。但是，许多人的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发展比环保更重要。试想，像太湖流域这个肥沃繁盛的地方，有苏州、无锡、常州组成的“苏锡常三角”等高速发展城市创下了GDP占全国十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十六分之一的经济神话，但这个地区的工业污染、生活污染都极其严重，最终生态危机爆发。资本高度集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干净水都喝不上，富了又有何用？（与会人员都向他投来赞赏的目光）
潘岳：按照较为现实的估计，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13％；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被环境污染所吞噬。
周生贤：而在所有污染环境的事件中，水污染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次又一次的水污染事件，不断敲响我国水危机的警钟，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那根敏感神经。尽管如此，污染仍在继续，严重性仍在加大。目前，我国的流域污染形势严峻。
潘岳：我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入夏以来的一连串污染事件，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达临界点的标志。面对外部舆论的压力和内部水污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威胁，如何才能破解这种不断重复、日益频发的水污染困局呢？
周生贤：目前能采取的办法，（斩钉截铁地）就是对环境违法突出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加大重点湖泊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重点研究化学需氧量减排的政策措施；深化工业污染防治，特别是强化针对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重点保护好农村水源，妥善处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防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熊跃辉：保护好水源，是最大的惠民。
会议结速之后，立即付诸行动。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实行“流域限批”，这是短短半年来第二次动用这项非同寻常的处罚权，也是自2005年以来环保总局掀起的第四次环保风暴。
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就是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直到他们对所存在环境问题的整改达到要求为止；并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上一次，区域限批；这一次，流域限批！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此次限批除了要求限批对象“关停整改”外，还要求所有限批城市必须立即启动城市发展和区域主体功能和生态功能定位，为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奠定基础。
四、环保强国梦
科学发展强国，离不开环境保护。
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第四次环保风暴所到之处，处处遇到行政壁垒，处处遇到棘手事情。
这早在局长周生贤意料之中，所以宣布流域限批的第二天，即2007年7月4日，他就作了“下集预告”：将把水环境综合整治作为重点，铁腕治污，在该年下半年实施环保“五大战役”。
他希望能从第四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治污新路，也即用市场的力量、用环境经济政策来遏制污染，而且要建立“环境后督察”制度。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网站公布了由总局挂牌督办的全国38家环境保护违法违规企业名单。这38家企业中，有13家属于县、县级市、镇一级的企业，也由总局督办，似乎不太正常，因为从县属企业到国家环保总局，按照隶属行政关系，中间还有县、市、省三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难道说这三级政府部门就管不住一个县属、镇属的污染企业？目前这样由国家总局挂牌督办县、镇所属违法企业，实在是国家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
可以想象，在各地都以GDP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县、市、省三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管不住一个基层的违法违规企业，自然就有了许多理由，如有的环保执法部门经费不足，把被监管的违法企业当成了创收对象，只罚款不纠正，一旦企业纠正了，一些部门就断了财路；也有一种情况是执法部门对违法企业公正执法，常常会遭遇地方保护。因为在不少县、乡等基层单位，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是被地方有关部门挂牌的“重点保护”单位，是“零干扰”企业，一旦有执法部门检查，或者新闻舆论曝光监督，事前会有内部人通风报信，或者会有行政领导出面说情，使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监管不到位。自2003年9月生效的《环境评价法》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或者经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可是，在这挂牌督办的13家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有好几家就缺乏环评报告，被要求补办。这样连最基本的环评手续都不具备的企业，当初是怎么上马的？又是怎么一层一层通过验收投入生产的？监管部门对这类违法企业又依法提出了哪些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建议？
令人忧虑的是，6市2县的财政收入将会因“流域限批”而大幅缩水，刚性开销决定的财政缺额如何填平？5个工业园区因“流域限批”几乎被判“死刑”，32家重污染企业因“挂牌督办”可能会装模作样紧急添置除污设施。当治污动真格时，这类工艺落后、原本就依赖牺牲环境换取利润的企业，恐怕一家都生存不下去。税收和利润没了暂且不说，最棘手的是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工人的生计怎么办？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流域限批”的命运很可能也会跟以往的环境执法一样，虎头蛇尾，以环保部门的“妥协”而告终。
潘岳带着检查组一路看去，触目惊心的现状逼着他一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想：如果没有催生出新的制度，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环保风暴已经走到尽头，一些地方部门之所以没有对环境污染足够重视，是因为包括“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在内的政策还没有碰触到官员们的底线。政绩考核制度的“GDP”核心不变，造成重大环境事故和污染的官员不被问责，这两条不变，行政手段再强硬，执法再严厉，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限批”已经是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中，环保总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也可以说是环保部门最后的“杀手锏”。一般说来，越是重要的权力越不能轻易使用，最致命的“杀手锏”总是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出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环保总局两次动用手中最大限度的行政处罚权，无疑足以表明，以前环境污染和环境违法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单靠“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搞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式的传统治理手段已经远远不够了。“杀手锏”倘若再不奏效，环保部局又当如何？
以太湖为例，由于太湖的治理涉及苏、浙、沪、皖各地的排污权、用水权乃至发展权，而区域行政主导下的太湖流域管理使得太湖水资源产权不清，太湖治理权责不明，导致太湖治理十多年，耗费巨资，仍功败垂成。即使在江苏一省之内，也存在着地区之间的环保权责纠葛。一位宜兴的环保官员称，宜兴市因为太湖污染受到较大的责难，而实际上来自上游常州的过境污水可能比宜兴的排污量更大，但是常州企业的排污状况却较少受到关注。
每当出现区域性重大污染事件，时论的靶子首先打“地方官GDP至上”。这个说法成立，却未击中要害。行政区划下的官制和政府吃喝拉撒都成包袱的现状，换谁都会GDP至上。否则，税收、利润、就业没一样有着落，政绩不政绩已在其次。
在权限范围内，环保总局想尽了招，先是项目环评，再是绿色GDP试点，这一次又要尝试环境经济补偿制度评估。然而，每一项新招，均受制于流域产业分布之困，产业分布又受制于流域内经济补偿制度之困（在现行地方分级独立自成一体的行政运作及分灶吃饭财政下，流域经济补偿制度很难建起来）。下游奔小康，上游图温饱，上游怎么肯心悦诚服作牺牲？
今年年初的“区域限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4个市和4个集团都迅速整改。但当人们问到对这次“流域限批”抱有怎样的期望时，潘岳的回答却令人意外：“恰恰相反，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因为环保局的权能太有限。”他认为，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有着中国超过60％的人口和65％的GDP，它们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和这样的目标相比，环保总局限批几个市，实在是杯水车薪。
尽管当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观念已广为人知，可环保部门的弱势地位依然没有太大改变，他们在维护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方面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这种地位的形成，源于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目前有些大污染企业不是在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在“挂牌保护”，甚至发放“绿色通行证”。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仍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为代价，而地方环保部门因为其位子、帽子和票子都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执法就像豆腐一样软弱。
各位环保系统官员表示，相比区域性污染事件，流域性污染在体制范围内所涉及的面更广。按照国内对部委权力职责的划分，“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环保部门既没有关停企业的权力，也没有处罚责任人的权力，环保总局对流域性污染的处理必须要取得更多部委的合作，否则无法独力完成。
他们都看到了，单纯的行政手段有“阶段性”“短期性”的天生弱点，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三年来，环保总局借着一次次的“风暴”推出了区域限批制度、绿色GDP核算、规划环评制度、出台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和面临的问题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
从以往“环评风暴”及“区域限批”的结果看，虽然一些遗留问题得以治理，但由于“限批”只是对新上项目的限制，所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用说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往往是“风暴”一过，许多污染状况又会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现实告诉我们，“流域限批”应从“风暴式”转向制度化，否则，污染治理依旧会“西风”压倒“东风”。
上面提到的鲍家沟村民为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十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可就是不断地查、不断地排污。村民们表示已对当地治污工作失去信心，请求环保总局检查组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问题。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公开表示，中国环境整治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而企业“三不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三不查”。所谓“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政府三不查”是指“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在痛批一些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勾结时说，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这样的官员一天不被问责，反而因“发展有功“得以升迁，就一天不能阻止更多的官员对其效仿，就一天不能阻止科学发展观的政令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除了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之外，中国多数大中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差强人意，这与骄人的经济统计数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在中国城市，每年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报告虽然夸张，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正视。假若经济增长以牺牲国民的健康和生存环境为代价，那就意味着这样的增长模式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发展现状所存在的类似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方面迈出崭新的一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能出现历史性的积极转折。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环保理念走了一条曲折之路。一些人一度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对立的，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牺牲环境；要保护环境，就只能以经济的停滞或发展的缓慢为代价。一些惟GDP论的官员在利益的博弈中摇摆，最终大多向经济数字增长倾斜。
在唯GDP发展观的背后，不只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执政思路或工作观念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仕途问题。所以，要遏制环境污染恶化的态度，必须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将“环境指标”和“环保政绩”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必须让地方官员和企业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受益者。
非科学发展不能强国，非环境保护不能强国。
党的十七大庄严地确定了：一、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建设生态文明；三、我国将成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伟大的部署、宏伟的蓝图，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向环境强国的目标奋进。
周生贤、潘岳等环保总局领导人决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来排除千难万险，以最终实现环保强国的梦想。
五、连环风暴
我们抗战用了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和三个大的战役。而环保五大战役，绝对不会使我们一劳永逸。环保战争最用得上毛泽东主席在抗战初期的战略定位“持久战”。
只有持久战还不行，还需“百团大战”。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百团大战”已在全中国的国土上打响，到2008年年初，连环风暴仍保持强劲的态势。
2008是中国奥运年，北京的环保首当其冲。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为了绿色奥运，乔迁首钢和化工企业。对中国工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首钢和化工企业，告别了首都，乔迁新“居”。乔迁后的首钢和首都化工企业，都是环保型企业。为全国作出了榜样。
在安徽，国家环保总局导引环保系统，举起了无数把法力广大的斩龙刀、屠龙剑，把一条条乌龙、黄龙、黑龙、白龙杀得败鳞残甲满天飞，接着是乔迁、建设环保型企业。
风暴过处，全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在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建设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工业基地，如今旧貌换新颜，绿色环保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不仅重度减排，而且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春风又绿江南岸。环保风暴在南国各省市屠龙斩蛇，同时建设高科技环保企业。环保风暴催生了高科技环保。高科技环保来自于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我们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科学发展是必由之路。
风暴、风暴、风暴，环保风暴不能停息。
风暴、风暴、风暴，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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