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伤疤

今年五月初，我又一次去上海会见我的上海知青朋友。每次相见，我们都会津津乐道当年的农场生活。是啊，虽然那只是人生短暂的插曲，且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在我们的情感中，农场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总是那么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永远鲜活。

为了让大家对那段生活有所了解，体味我们心中的酸甜苦辣，这次披露两件老左（极左思想极左人物）干的事儿。

一玩弄战争

1969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夜里两点半，我们四排宿舍突然响起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夜半惊魂的响声令我们惊慌失措。门开了，艾连长和巴排长进来，这两位是一男一女，男的高大英俊，女的小巧玲珑，是我们冬田家（八分场的原称）本土培养的高层领导。二位神情严峻地坐下，静静地打量床上的二十几个女青年，片刻，艾连长洪亮而低沉的声音响起：我们接到龙镇农场防空×××号文件，黑河边界中苏已经开战，从现在起进入战争状态，大家马上做好防空参战准备。说完，领导起身离去。顿时，房间里炸开了锅。我当时正患感冒，发烧超过38度，听说战争爆发，手脚发凉，一头扎进被子里，不知是昏过去了还是睡过去了。

昏昏沉沉的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摇我的头，睁眼一看，我的小学同班韩姓同学站在面前，这家伙的打扮吓我一跳，本来就矮墩墩的，穿了一件褐色的毛绒大衣，一层层新衣服从领口隐约露出，圆咕隆咚的和棕熊一样一样的。她冲着我喊道：“还不起来，人家都把东西收拾好了。”我举目四望，地上到处是抛弃物，有纸张，有布头，有糖纸，有食品包装盒，使人想起敌人逃跑的一些镜头。大家沉着脸，静静的，每个人身边备有一个包袱或袋子。有人仍在挑选着衣物；有人在给父母写信，说已经闻到火药味儿；有一个人蒙着被子，嘤嘤哭泣。

我的心凉到脚后跟，苦啊，上山下乡才二十几天，就碰到战争，我们龙镇农场离黑河中苏边界只有200多公里，真正的前线。韩姓同学催促我：“大家都把白被里扯下来装在包里了，防原子弹辐射啊，选几件好衣服穿上，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都拿出来，能吃就吃，吃不了的带着”。她帮助我从床下拽出木箱，挑选细软，什么的确良裤子、新农田鞋……看着她手忙脚乱的紧张神情，我的两条腿不停地颤抖，这是我十八岁生涯中第一次知道啥叫腿软。我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小学时曾在全校大会上发过言，中学时在学校召集的市级现场会上反串过刁德一，区、市级乒乓球赛场无数次拼杀，咱脸不变色心不跳，谁怕谁啊？！这次不行了，战争，这可是玩儿命的，我爸说过，他在战场上的感受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胡思乱想着，一不留神，剪刀戳进我的手心，鲜血直流，嗨，还没上战场呢，负伤了。

到卫生所包扎好伤口，回到宿舍。一进门，有人喊我：“抗美，来，签请战书。”定睛一看，是周翻译官。其实这位也不是什么翻译官，她姓周，脸胖胖的，上边尖下边宽，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多少度？谁也没问过，反正镜片一圈一圈像瓶子底。她的这副形象，如果再戴一顶日本军帽，和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所以，大家私下称她周翻译官。周翻译官平时蔫蔫的，说话声音比蚊子叫声大不了多少，走路迈小碎步像踩着棉花。这么柔弱的小女子，面对战争，居然激情燃烧，起草请战书，号召大家上前线。我傻愣愣地站着，她的眼睛透过瓶子底，像两只蠕动着蝌蚪的卵壳，晃晃忽忽地看着我，沉寂片刻，我郑重地回答“我已经受伤了，还是在后方抬担架吧。”

难熬的一夜过去。天亮了，大家没有约定，一路同行去食堂吃饭，我没去，昏昏沉沉地躺在被子里。不久，吃过饭的人们回来，吵吵嚷嚷的。原来，我的这些穿着光鲜丰满的伙伴们一跨进食堂，就引来老青年哄堂大笑。对此，大家非常气愤，七嘴八舌地发牢骚，“少见多怪”、“欺负我们新来的”、“仗都打起来了，起啥哄，不知愁”。忽然，艾连长和巴排长又来了。艾连长垂着眼皮，在火炉边踱步，声音低沉地说：“听说你们准备得很不错啊！”，排长马上接茬儿：“我们把该穿的都穿上了，带上白被单，还……”，“别说了！”，艾连长厉声呵斥，把捧着沉甸甸请战书的周翻译官，吓得站在地中间，进退不得。“排长，你告诉我，为什么把白被单扯下来带着？”，排长仰着头，不服气地侧视着艾连长，答道：“城里人谁都知道，白布单防原子弹辐射，防空知识普及讲的啊。”大概“城里人”这三个字强烈地刺激了艾连长这个“坐地虎”，他卡壳了，憋了半天才说：“走，排好队，看看人家三排怎么做的”。看来形势不妙啊，我把头缩进被窝儿，独守房间。

三排是比我们早下乡的上海女知青，我敬重她们。人家文化水平高，开会发言一套一套的。穿着也讲究，瘦瘦的棉裤桶，衬托出腿部的修长，五颜六色的罩衣宽松地遮住棉袄，显得很飘逸，不像我们东北姑娘，穿得厚厚的，笨笨的，像个球儿。我猜测，面对战争，这么重要这么严肃的时刻，这些高人定有高招儿，不然，领导不会让我们排去观摩。什么高招儿呢？莫非扛着枪拖着炮，不对啊，我们这劳改农场摸不着军火。

观摩的人回来了，神秘地告诉我说：“三排的人非常镇静，每人只带一个黄书包（那年月这玩意很时尚），黄书包里装的是啥？说出来吓死你，——《毛泽东选集》！”我真傻了，《毛泽东选集》能当吃？能当穿？能当子弹？。当时我们不知道，珍宝岛战场也有解放军战士举着毛主席语录往前冲，结果，照样儿被老毛子撂倒了。这些可爱的老Q。

三排的做法太可笑了，我们准备找领导去理论，理由是，三排应该向我们学习，我们厚厚的穿着可以防寒，白被单可以防原子弹袭击，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请战书，已做好了保卫祖国的思想准备。可是，还没找到领导，消息传来，没有战争，只是演习。

谢天谢地，管他谁是谁非，和平就好，我们可以重新为理想战天斗地，为返城上下求索。

然而，演习结束，事情没完。领导在我们八分场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了龙镇农场通报，我们四排真的成了典型，反面典型。说我们在演习中贪生怕死。

十七八岁的我们，真的单纯，不，应该说纯净，尤其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通报会上，我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又羞又气，可一离开会场，就把那些黑黑白白尘封至心底，再也不去触及。活得多轻松啊。

大概只有我，40多年过去了，突然心生疑问，当年，三排的上海女知青们知不知道那是一次演习？

玩弄艺术

1969年的一个冬日，我们四排在场院堆肥。

大雪覆盖四野，万物皑皑，荧光隐现，一条灰白色的小路似大地银装的裙带，绕过场院飘向远方。

姑娘们叽叽喳喳，挥锹舞叉，劳动场面很热闹。突然，安静了，年轻好奇的目光齐刷刷地盯住小路上的来者。这是个女人，高个子女人。一袭宽松的灰色衣裤，遮着厚厚的棉装，却没有遮住婀娜的身姿。她秀背挺拔，头微微上扬；她的腿很长，很柔韧，行进中，小腿至足尖形成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轻柔地画出一波又一波浪痕，使人想起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多么秀美的身段，多么优雅的气质，别说在风吹雨打的农民中，就是在我们这些城市养大的知青中，她也卓尔不群。她是谁？我们急于找到答案，但我们是新来的知青，没有答案。怀着羡慕、甚至几分嫉妒的心绪，我们每天注视着她从眼前走过。终于，有一天，答案告诉我们，她是二劳改（劳改期满就地工作的人）。我们惊讶，失望，但依旧注视着她，因为她的与众不同与神秘。

不久，农场要组织首届文艺汇演，各路人马摩拳擦掌，积极筹备。在那革命年代，文艺演出是相当重要的政治活动，谁都渴望借机展示演艺水平，表达革命情感。我们八分场领导班子决定派一位姓李的连长主抓参演事宜。这位李连长有韬略，热心文艺工作，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演出队伍，那时叫文艺宣传队，我有幸成为一名宣传队员。李姓连长志存高远，确定的目标是拿奖。当时圈儿内人都知道，要在汇演中获奖，政治是节目内容的生命线，艺术还要上档次。跳什么舞呢？李姓连长带着智囊憋了好几天，没想出辙来，不知哪一位高参大胆提出，找张如（在此隐去真名）当编导，张如就是那个乡间小路上来去匆匆的女二劳改。

她来了，怀着四个月的身孕。

她建议跳丰收舞。好啊，丰收舞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再现丰收的火热场面，既应和了歌颂工农兵的主旋律，又用舞蹈诉说自己的劳动，多亲切多熟悉啊。领导批准了。

排练开始。常见的编导者在编排每一个舞蹈动作时，嘴里哼着歌词，手脚比划着，反复筛选表达歌词的舞蹈语言。而她不同，她的心中好像装满舞蹈词汇，也装满了农村生活，嘴里的歌词一出，挥镰、打捆、码垛、扬场这些普普通通的劳作便幻化成她的舞蹈语言，一串串地流出来，很少反复推敲。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她编好整套动作后，把每个动作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喊着一二三四，带着我们跳。说起跳舞，我们都是业余爱好者，尽管有个把上海女知青小时候曾经学过“小芭蕾”，但依旧是跳不出业余圈子，起初我们担心表演不了她的舞蹈。没想到，她的舞蹈语言都是我们熟悉的，尤其分解后的动作，清晰地表述出每一个细小的肢体运行的轨迹，我们学起来动作很容易到位，动作整齐，风格统一，配合默契，很容易整齐划一。但舞者的魅力不仅是优美的舞姿，还要有眼角唇边流露的情绪，有了情感的表达，舞蹈就有了生命，就能引来共鸣。而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都在忙于造反，追求革命，表达忠诚，生活程式化，言行脸谱化，人们怎么会在舞台上展现出丰富的情感呢，尤其是我们这些业余舞者，不知道该怎么准确地表达出丰收的心情。张如很在意我们的表情，她结合现实，启发式的讲解丰收舞的感情基调以及表演技巧，耐心地做着示范。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崇拜这位民间难觅的科班出身的舞蹈老师，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舞蹈表演的机会。一遍遍地练习，一次次地求教，反反复复地揣摩。在东北寒风刺骨的冬天，在四面透风的知青食堂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排练到夜间九、十点钟（人们普遍八点之前就寝），脸上淌着汗水，却毫无倦意。那个领舞的女青年有时在我们离开后，一个人由张如陪伴着，跳了一遍又一遍。无论节奏，动作、姿态和造型，我们从未有过对一个舞蹈如此精雕细刻，从未有过对舞蹈这么理解深刻。而张如呢，这次演出，这次排练，或许承载着她的精神寄托，她的美丽梦想，她的遥远回忆。她示范的舞蹈动作那么到位，尤其是每次跳跃、旋转，让我们的心跟着悬起来，她怀有身孕啊！

汇演开幕了。在二十几个参演节目中，我们的《丰收舞》排在中间。

“太阳哎一出呦，红满天…”清新婉转的歌声响起，我们的领舞飘然而至，她迎着初升的太阳轻轻地张开双臂，轻盈奔跑，翩翩起舞，随着她扬手呼唤，我们十几个（具体数字忘记了）男女知青头戴草帽，手舞银灰色的镰刀（道具是张如做的）欢快登场。我曾多次登上各种舞台，跳过很多舞蹈，但达到忘我境界的，唯有这次。我满眼是翻滚的麦浪，高耸的麦垛，圆滚的麦粒，啊哦，咱们有大白馒头吃了，太高兴了。这感情是非常真挚的，那年月，人们对民以食为天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们农场当年因为涝灾歉收，吃的是用发芽麦子做的黑馒头，味道怪怪的，粘牙。这还不错呢，我们还吃过小米干饭，原本吃得饱饱的，到地里干一会儿活就饿，没劲儿了，两腿直突突。理解我们对丰收的渴望了吧。能使我达到忘我境界的，还有舞蹈动作的简约而新颖；整个舞蹈分三个小节，像情节剧，收割、打捆、扬场丰收场面，被分割成段，表演完挥镰，演员下场，紧接着从舞台的另一端鱼贯上场，表演打捆的场景。这些新鲜元素，使我在表演中享受着极大的乐趣。

我们的表演引起轰动。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我们的领队成了新闻人物，一些评委，兄弟单位的负责人围着他，好评不断，概括地说就是一致认为我们的《丰收舞》无论是舞蹈动作的展现还是情节表述，都很见功底，难得的好节目。

赞赏在预料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平静，只是在期待着领奖。

然而，节目评选结果像狼牙棒，砸得我们找不着东南西北。《丰收舞》不但没获奖，还招惹了是非。领队会上，农场领导狠批我们领队：为什么找个二劳改当编导？阶级界限都分不清，能弄出好节目吗？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什么话呢，本事和身份有关系吗？人尽其才嘛。但当时政治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是私下里嘀咕着“谁把张如出卖了，逮住了非把他掐死。”

回到分场，我们的心空空落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年轻气盛的我们，每天都满怀欣喜、期盼，费尽心血，锤炼我们的《丰收舞》，可到头来，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可怜的我们，可怜的《丰收舞》。

其实，当时最痛苦最伤心的或许是张如。在排练《丰收舞》的日子里，清清白白的知青和身背污点的二劳改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舞蹈，是语言交流和情志沟通的唯一主题，难以想象的是，这"至真至纯"的相处，我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她见到我们，眼睛有了光亮，嘴角含着笑意，我们也关心起她的身世甚至她肚子里的小生命。然而，《丰收舞》的伤痛，虽然令我们更加为她不平，但她却回到起点，永远的低眉无语。为什么？为艺术的不幸而苦痛？为连累我们而内疚？为人生路途的渺茫而心死？……

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淡忘了许许多多的人和许许多多的事，但忘不了《丰收舞》，只要听到那悠扬的笛声，看到那欢快劳作的舞姿，不知为什么，我总想流泪。我也忘不了乡间小路上那飘然而去的身影？政策何时一洗她的冤屈？舞蹈是否依然与她相随？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