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眼光

——读《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书桌上的历史著作堆积久了，无形间，亦不觉惯养出一种挑剔的胃口，比如钟情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诞生”的书籍，又如特别推崇余英时、葛兆光、罗志田等名家学者，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沉淀经年之久的史识，而且还有捕捉历史细微之处的领悟，更有一种将思想与文字合二为一的灵性。如果客观知识早已在“互联网+”的N种索引下将学人从繁琐的文本中解放出来，那如何将这些客观文字一行行、一页页堆砌起来、又如何使得这厚度不一的大部头或小部头广为流传，这势必与学人的学识、悟性、眼界、以及把握时代趋势的能力息息相关。现如今，当再去图书馆寻觅思想精粹时，自己突然忘了什么时候竟养成了一种先看作者、再看书名、最后看内容的“恶习”，有点“趋炎附势”，也有点“闻香识美人”。但不论怎样，这种方式对初学者终究是有益的。正是在读名家学者的著作时，学生们才能渐渐地领悟个体思想与史料文献的结合，更可以看到世人皆知的东西后面的另一副不为人知的模样。那一刻，除了惊叹，剩下的也唯有惊叹……

（一）

偏爱葛兆光先生的文章是从读他的中国思想史文字开始的，如在佛道研究中，他一改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民间与新材料的应用上。无法置否，这一“新眼光、新材料、新领域”的史学趋势早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即使佛教道教的宗教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潘乃德说：“文化是个人心理大量地投射到荧光幕上，被赋予巨大的比例与较长的时距”，就中国宗教而言，葛先生指出，“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中国宗教实际上都有两种不同的信仰世界，一个是少数很少的、高文化水准的人的信仰，这些信仰是由书本传播，以道理、学说为基础的，一个是人数很多的普通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以能不能灵验、有没有实际用处为基础的，前一种是自觉的、有理解的信仰，后一种是自然的信仰，不需要理解的信仰。尤其，后一个信仰世界，从古至今的延续性很强”。受这一思想启发，笔者常常在想，个体始终受制于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时代与阶层观念，故此，对一种思想的接受或排斥注定深受个体身上所携带的时代因子与阶层因子的束缚。诚如“人们用实用心理信仰宗教，宗教也只能有实用结果来维持信仰”，在“四民社会”的中古时期，士、农、工、商对儒家思想的引入是无法统一而论的，他们必然有各自的切入点，而最终的归属也注定因他们各自的所属阶层而产生差异。对于这一点，不禁忆起余英时先生在论述阳明心学的影响时，他提及，阳明心学在王阳明身后形成两派，一派是呈现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派则流于底层的泰州学派。其间的原因，理应与中国宗教乃至中国思想的两种不同信仰世界密切相关！

（二）

《想象异域》是葛兆光先生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东亚文化史领域的学术背景下写就的。这部书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单一模式，借助周边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这一“异域之眼”来反观中国。在其背后，则溢满了各种现世关怀——究竟“东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体”？什么要素能够使它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要成为这样一个“共同体”，是否需要检讨和反省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否像汉唐时一样具有文化与观念上的近似度？要形成一个历史视野中的“文化圈”，它是否要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关系”？

渗透着这些历史关怀，人们无法不将这部书归入学术论著，但这倘真是一部学术著作吗？其实，葛先生在自序中已然将《想象异域》归入到“既讲故事，又说历史，并且全不是那些所谓‘戏说’的著述”。浏览过一连串“不知何者是山、何者是水”、“依旧东风榛子店，令人痛哭季文兰”、“寰中是谁家天下”的小节题目，似乎也可以读得出作者的温情与才情。

言归正传，《想象异域》是葛兆光先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的有感而发，燕行文献是明清易代之后李朝一系列朝鲜朝贡者的迹行与词章。为了探寻东亚诸国文化认同逐渐崩溃问题，作者“按照朝鲜使节来华时的路程顺序”进行编排，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全书广阔的囊括范围，时间、事件、精英阶层、底层民众、信仰世界、以至于衣冠服饰等各方面。

第二章总说朝鲜对大明的文化认同与对满清的鄙夷。而这种文化认同与政权鄙夷的交织在李氏朝鲜将有明一代的朝贡“朝天录”改为满清一朝的“燕行录”时便可淋漓再现。“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中分裂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这构成了东亚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并在观念世界中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章至最后一章属于分写，尽管葛先生说“编排顺序并没有特别的逻辑和深意”，但在读完整部书的刹那，竟有感每一小章实质上是在指向一个大方面，如第四章“吴三桂非姜伯约”与第五章“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的两百年遐想”：对吴三桂而言，“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他始终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但通过三藩之乱与吴三桂旧部的叙述，朝鲜士人开始困惑，困惑于吴氏旧部对吴三桂的维护与对清朝的不满；对季文兰而言，她是一系列朝鲜使臣穿凿附会的一位女性，在朝鲜士人看来，她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故事，而且成为了一个文化传统的符号。“季文兰题诗是控诉蛮夷蹂躏中华，季文兰去死更是凸显传统价值”。在此，无论吴三桂还是季文兰，他们皆是代表满清统治下的汉族群体，自然包括汉族贵族精英与底层群众。所以，对吴三桂的贬谪与对季文兰的同情，具有维护大明的文化正统地位与贬低现实满清政权的价值；而对吴三桂的控诉与对季文兰“苟且偷生”的怒斥，又预示着自身取代中华地位的自信心爆棚。在一褒一贬中，流露的是朝鲜对中华故地的认同性下降与对中华文化正统意识的强化。

为了强调这一褒一贬，第四章与第五章在汉族信仰的祭祀与衣冠方面进行阐释。在对蓟州城外安禄山和杨贵妃庙的观察中，在汉族衣冠“尊时”与“趋世”的无奈之下，朝鲜人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解释就是这样浮现出来。他们先是想起了大明王朝的文明，把这一文明失坠归咎于满人，预示心中对当时已是蛮夷的中国充满鄙夷。接着，他们又代汉族中国人想象着异域悲情，一厢情愿地解释这种奇怪祭祀下，也许隐藏着某种历史暗示，又从心底里有一些同情”，最后，“在鄙夷和同情的交织中，他们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想象成了中华文明的正宗”。

由此可见，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然而，正是透过这些生长并扩大的差异，方可促成认识彼此变化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与视野分离，方可更好地还原一个时代甚至数个时代的国家区域史。

正如一个国家、一个集体皆可还原到一个人的层面，因而，对个体的认识越是深入与全面，对个人与外界的关系、应对及发展越是理性。读完《想象异域》之后，无限思量的是全面的范围、广阔的视野、和那一帘别样的眼光……

一周书目：

[1]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