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

办公室打扫得干净清爽，红砖铺成的地面，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像花纹一样，纵横延伸到墙角，洒过的水像太阳筛下的树叶影，斑斑驳驳，潮润的空气弥漫着，窗台上摆着几盆绣球和水仙花，有一丝淡淡的花香，办公室静静的，整个院子也是静静的。九点了，我对面坐的芳到到银行去了，她桌子的玻璃板上折射出的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挪了一下椅子，把汇总的报表移动时错了格，于是干活的心思乱了。点了一支烟，望着窗外，天空碧蓝，阳光照在那棵柳树上，泛绿的叶子闪着金光，我右边靠墙坐着那位学机械制造刚毕业的大学生忠，依旧保持着大四的习惯，办公室没事，他觉得自己活干完了，就急急忙忙地往宿舍跑，他的宿舍是后排的接待室腾出来的，在一个院子里，忠干工作也是急急忙忙的样子，好像老有急事赶着时间似的。

机关上班开会多，干活少，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茶杯，玻璃板上放的不是文件，就是报纸。茶杯说明人在，报纸与文件证明他在上班。“现在，应该干点啥呢?”我呷了一口茶，望着后边的窗户这样想，那儿的窗玻璃剪裁出六块蓝蓝的天空，天上没有云，蓝得像洗过一样，转头看院子里，砖砌的椭圆形的花园，才浇灌过水，靠阳面的地方，种的花还没有出来，野草却长得手指高了，杨树露出嫩绿的黄芽，柳树垂着条条辫子，槐树正在泛青，还有去年的枯叶挂着，我似乎嗅到了一种气息，一种被春的到来煽动的情绪，于是我想把这种情绪写出来，我拿出日记本，我激动着，想象着，借着空闲，享受幽静，孕育着写篇散文。

嗒，嗒，嗒，嗒一双高跟皮鞋的声响由远而近传进耳幕，我以为是从银行回来的芳，然而，这皮鞋声并没有敲到我的对面，径直敲到我的身后，我转过了脸。

“哦!”我惊讶的站起来，“是你!”我想把日记本合起来，只见她的目光依旧射在日记本上。“做诗呢？”她带着一种官腔，很自然的，而且非常有理的拿起我的日记本。

这几年，我学着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从来没有想到叫别人看，像今天这样还是头一次。她是我的同级同学，五年前，我们一起分到这个单位，她分到政治处，我分到财务处，我们都不是这两个专业的，见面都很尊重，但从不交心，职业把她熏陶得老带着一种政治腔，说教味。虽说是同学，只能敬而远之，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

“胡编乱划的，没什么意思，”我说。

她并没有评价我今天没有写完的东西，只是更加自由，更加有理的翻到前面去了，而且更加认真，她的皮鞋跟支撑不住了，于是她走到忠的桌子跟前坐在椅子上，“我看，不错，有意思呢”，“我写完你再看吗？”我说，心里却想“你也是好意思，为什么不经主人的同意就翻别人的日记本呢？”

现在她那坦然的态度，全像是日记本的主人，我觉得她是检查别人的政治学习笔记检查习惯了。她把日记本递给我，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她才慢慢地说，“这几年我确实什么也没学，整天钻在政治文件，政治报告，政治形势里，写一些我都不太理解的东西，我荒废了许多，我曾申请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但没有同意，像我们这些人，”她扬了扬眉毛，把手交叉放到膝盖上，身子摇了摇，“都说是凭嘴吃饭的，说是这么说，但说的眼神是一种轻视，”她又奇怪的看看我，“当面上人们什么也不说，但我能感觉出被人瞧不起”。她好像沉思，又像回味，眼睛盯着晃动的门帘，“我自己也像在梦里似的，就像我的入组织，有人硬说我是混进来的，是大人物的介绍，他们这么说，我觉得不公平，那时候，我们一块参加工作是组织分配的，又不是我申请的，现在都说是我钻营的。”她凄然的一笑，“你们都有职称了，有了知识分子的补贴了，我不是在乎那几块钱，我是一种说不清的委屈。

“杰!”她几乎用一种温柔的语气喊我，这种不读姓只喊名的叫法反到把我吓了一跳。在这种场合下，用只有恋爱的双方才使用的称谓，确实有点奇怪，我瞥了她一眼，发现她的神色有点不对，衣着也有点不像往常。今天，她穿着浅灰色的西装，全是熨烫过的，裤子的铁轨线，除了膝盖处挤得不见了，剩下是笔直的，挺立的，有棱有角的，她的眼睛不大，那种自信的目光里没有了女性的温柔，稍塌的鼻梁，露出儿时流鼻滴磨下去的槽痕，她脸盘不大，五官各具特色，挤到一起，你争我夺，一点也不和谐，两腮紫红色，像高原被太阳嗮的，面部肌肉紧绷，渗出几分屈强和不服气。现在她不像往常，抹了雪花膏的脸上散发着一股香味。要不是刚才她讲了那么多，你不会想到她还是一个姑娘，平常她是说有规有距，又有几分古板，对情感类的事无动于衷，很可能她至今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于她政治家的思维有关吧。

任何一个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妻子是美丽，漂亮，温柔，贤惠的，而不希望是一个婆婆式的说教人物。此刻，她诉说了自己生活的苦衷，就像脱掉了面具，恢复了学校的样子。再看她，她的身材是细长的，屁股滚圆，胸部挺直，两个乳房高悬，轮廓是s形的，那双高跟皮鞋使她走起路来，更显几分姿色。如果不是交流，我会认为是自傲，尤其是春节时她被她姐姐硬拉着烫了的发，现在犹存痕迹，那卷曲的黑发使人联想到新婚不久的少妇。

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脸涨红了一下，又立刻消失了，她那假装出来的镇静和她今天的失态失言的诉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挣扎着像摆脱什么似的，又老练地回到她习惯的语言和神态里去了。“我也想学点什么，充实充实自己，”她冷冷地说“你看我学什么合适？”她又有点失态似的，带着一点儿温情。

“你的业务范围是那样的，一个理论性的文章要写的有特色，一个字要写的好，想……”不知为什么我几乎又回到学校那样的气氛中，但是，另一种思想又想的是她在历次运动中演“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就学什么，……”我心里却想你难道忘了自己的角色，你总不是一个受害者吧，你不是每次运动的急先锋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呢，我目前是闲的，天天在给档案室打杂呢，上班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不踏实的，我觉得我的生活缺点什么？”她说的很诚恳。“社会不会也不可能给每一个人永远提供一种优越的条件，让你的才能自由的发展，你自己要做点什么，在完成社会派定的角色任务以后，还必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往前走，不然，你的生活是单调的。”我说完这句话，又觉得后悔，这种自我论，已经受到批评，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向这位政治处的人讲这些呢，我望着她的脸，等待她的反驳，谁知道她却点点头，好像承认了我的观点。

“我看你的生活很充实，有模有样的，”她轻轻地说，像自言自语。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笑道，“各有各的难言之处嘛。”

“你也有？”她带着几分惊讶，好像不可能似的。

“人人都有，你是做思想工作的，那你就多研究人的思想，”我本想说，“你不能拿着本本上的理念，天天寻找对号入座的观念。”碍于面子，我改口说，“你是不是谦虚过分了？”

“我是从主流角度说的。”她笑了，很勉强。

“你把哲学观念用上了，不亏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我刺了一句。

“去你的，”她愤愤地神情却是温柔的声音。

这时候，我对面的芳掀开门帘进来了，她是一个高个子的姑娘，长得养眼，有几分姿色，加上她又爱打扮，衣服都是最时髦的款式，她穿戴都要配色，配场合，配季节，天天都是新模样，她的衣服来源于她还没有结婚的未婚夫，未婚夫是外贸局开小车的，跑了几趟广州和外商定了几次合同，同时给她也带来了不少的衣服。

芳多少有点少妇的味，有人说，她已经怀孕三次了，就是没有生出娃娃，从她的身态，语言，口气所表现出的全是一个成熟少妇的样子。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办结婚手续，她本人并不解释，她几乎不谈自己的未婚夫，只是夸耀她未婚夫带给她的一些外国货时流露出几分喜悦。

星期六下午，她便早早的打扮起来，借中午时间一定要洗个澡，然后在一大堆衣服里挑来捡去，比划着，她出门学着外国女人，胳膊上挎一个小提包，出门的那一刻，她总是沉思几秒。她很少约朋友去她的未婚夫那儿，她的未婚夫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办公室的电话是他们联系的工具。不过，语言很简单，每次不超过十个字，芳接电话，眉头总要皱一会，好像有什么事。

芳与我的同学琴，就像两只小公鸡似的，那两只小嘴，不是我叨叨你，就是你叨叨我，永远没有消停的时候。现在芳见我与琴两个人坐着，便把皮鞋踩得特别响，她把小提包往桌子上一摔，然后坐在椅子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累死了!”一副懒洋洋的神情对着琴说“你们处就是闲，上班都能转悠呢。”这就算是打了招呼。

“闲倒不闲，”琴有点不舒服了说“你们的事有头有绪干完了，就完了，不像我们，一有事忙得连饭都顾不上，领导忙完了，我们还要做结尾工作呢。”

“我看你们的工作就是好，不操心，又没有具体任务，就像皮筋似的，能紧能松，多干点也行，少干点也可以，你们是检查别人的，又没有人检查你们。”芳把攻击隐藏在她自己明白的话里。

琴变得有点不自然，想反驳一下子又找不着合适的话，于是她站起来走到窗户前，“这水仙开花了。”像自己给自己说。

我点燃一支烟看着这两只小公鸡。

琴在地下走了两步，看看我，又看看芳说“我到业务处去!” 掀开门帘出去了。

“哼!”芳的鼻孔里喷出一个鄙夷。转过脸问我，“你们两个聊得投机？”

“随便聊聊，没有什么投机不投机的，”我对她的这种戏谑，有点反感，便冷冷地说。

“前两年红的很，现在不行了吧，要不跑这儿，你没看，衣服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说我爱打扮，现在呢，她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了。”

听芳以牙还牙的嘲讽，我觉得有点过分，便对她说，“她也有自己的苦处呢!”

“她还有苦处呢？!”芳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揶揄地说“妇女代表，党员，提拔对象，哼!要说苦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没人喜欢罢了。”芳有点残忍的笑着。

“你太……”我感叹了一句。

“ 太咋了？”她追问道。

“太残忍了 ，太过分了。”

“哦!”芳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你今天这样护着她，总不会……”她的笑声很刺人。

“没有的事。”我不高兴了。

“我知道 ，她也知道，你心里更清楚的，”芳的笑有点冷，有点醋兮兮的味道。

“ 请不要胡猜。”我带点气的抗议道。

“ 别不好意思。”她依旧是让人厌烦的神情。

“你们说的啥?这么兴奋的？”这时候忠进来了，他见我们都不说话，“ 刚才不是政治处的人来过吗?”忠有点摸不着了。

“随便聊天呢，没有说什么。”我说。

芳只是笑着看忠。

我的诗作不出来了，无端又生了一点气，于是便翻着今天的报纸，我不像别人看头版，而是看看百花第四版。办公室静了，忠打开抽屉拿出尺子和一支红蓝铅笔，在一张万能表上划着。芳打开小提包，从里面取出银行的单据，又将浅灰色的长筒袜欣赏一会，然后扒拉几下算盘，将一沓单据夹在一起，放到抽屉里，懒懒地伸了伸腰，又看着那块带日历全自动镀金的坤表，拿手帕擦了擦表面，又将手表放到嘴里哈了哈气，又擦了擦，望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忠，好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芳是迟我两年进办公室的，她是商校会计班毕业的，刚来还带着天真，有时还有一点任性，除了看一些业务书外，还喜欢读文学作品，台湾作家琼瑶的作品是必修课，穿戴永远像一个学生，那时间大家都说是一个好苗苗。我虽然长她五岁，她总把我当老师傅看，尊敬里渗出女姓的关怀和温柔。她的事情也不瞒我，想什么，说什么，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带着一点屈强。说实话，我曾喜欢过一段时间，后来她外贸局的同学把她介绍给一个外贸局开车的，她当时不情愿，跟着去了一趟广州，不知啥原因开始恋爱了，穿的也开始讲究了。当时我曾经产生过一点点醋意，对她的感情有点复杂了，看她世俗样，我有点瞧不起，就疏远起来；看她的妩媚，我又有点喜欢。她和我面对面坐在一起，工作上必须互相沟通交流信息，她的身上散发着香水的味道，站在欣赏的角度，她是美胚子。去年芳请假月余（听别人说是刮宫去了），我担心的同时又有点恨她，我这种微妙的变化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问自己，你咋了？我们处的处长升到副局长后，局长叫我暂时负责，以后又分来了忠，工作还是那些，操不了多少心的。想到芳，我倒觉得我们配合的很好，她不在有些事便不那么顺心，怪想她的。忠很少说心里话，感觉中他有一种大材小用的委屈，在我面前不发牢骚，在别人面前却是满肚子怨气。芳请假后，我们谈了几次，忠只说他是学机械制造的，现在搞统计是赶鸭子上架呢，我曾经把忠的情况向组织部门反映过，他们说暂时无合适的人。忠对自己的工作不安心，但不拖拉，干完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报了自修经济学大学，他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些国民经济数据中的统计数，比如，全国每天每人消耗多少斤粮食，多少斤蔬菜，多少米布；全世界一天生出多少人，死多少人等等。忠的学识是具体工作用不上的，他不钻究自己实际的工作，老在一个抽象的思维里转来转去，他的报表评比倒数第一，他看着那评比的文件，冷笑了两声，扔进了垃圾筐里，过一会他又捡起来存入了文件档。他最瞧不起的是芳，说芳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以后非吃亏不可，我隐隐约约也有同感，但我对芳的好感让我避开这个话题，忠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在我跟前不说芳了，偶尔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一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芳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而外，她对我还有关心，就是常常推荐给我一首好诗，一篇好的小说，但她从来都不谈论我的业余爱好，她见我在笔记本上写什么，便静静的，连走路都轻轻的，看我写完了她才干些有响动的事，这一点我们心照不宣，我很感激她，我奇怪的感情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去参加局务会，走前我把工作笔记本带着，顺便把日记本放在最低层，会议结束我刚回到办公室芳就冷冷地说“你的诗稿叫人拿走了”。

我觉得突然，疑惑地看着她那神经兮兮的脸。“你说啥?”心想我哪有诗稿呢，于是拉开抽屉找日记本不在，就问“谁？”

“还有谁?”她脸上掠过一丝哀怨，“你的同学!”

“她拿我的日记干什么?”我心里有点生气了。

“你不问她去，问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让拿的，”芳的嘴厥的老高，“昨天你不是让她看的那么仔细吗，是不是有反动话呢，害怕了？”

“你胡说什么？”我有点愤怒了。

“我开个玩笑，把你急的。”停了停，她笑道“说不定她是例行公事，检查学习笔记的。”

“我没心思开玩笑。”我冷冷地说。

“别担心，我看过你的日记，最多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还要上纲上线的逻辑推理呢，再分析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芳倒有板有眼的分析起来，好像在什么会议上发言呢。

我突然恨起芳来，她也偷看我的日记，还装的那么自然。我点燃一支烟，觉得有点乱。

“给!”芳递过来一个苹果，又红又大，新鲜的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自尊让我拒绝了。

“思想非要抽烟不可吗?”她固执的拿在手里，不接不罢休的样子。

我揉灭了烟，咬了一口，办公室静静的，只有我嚼苹果的声音。

“人家拿的时候，我说你开会去了，她说我们一起开会呢，我就无法再挡了，但我知道她是有这个毛病的。”芳有点温柔了。

“谁给她这样的权利？”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我的日记里，也没有写什么，有几篇是对局领导的看法，内容是领导艺术，工作方法，一碗水端不平，有对政治处的看法，没有人性化管理，思想工作一刀切，上纲上线太多了，同事之间信任少，猜忌多，不利于团结。

下班的时候，芳说“吃饭走，少想点。”

过了三天，芳八点半去财政局对账，琴八点四十到我的办公室，琴满脸喜悦地说，“我把你的两首诗通过报社的政治处的同行，交给了文艺编辑部，我还给你起了一个笔名，溢木水，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里一惊一喜，问道“哪两首诗？”

琴拿出我的日记本说，“这两首。”因为两首诗不在一起，她熟悉地翻动着，并在日记本里夹了两个书签，“一首是写爱情的，我觉得特别有新意，既反映了我们年轻人的意志与倾向，又揭示了爱情的力量；一首写景的，歌颂了祖国的壮美山河。”琴比我还激动。

“天哪!”我心里喊道，她真是一个牵强领会的高手，我就根本没有她说的这些思想和感情，只是那么随意一写罢了。

“你不高兴吗？”她似乎看见我在皱眉头。

“不是”，我说“你给我起的笔名是啥意思?”

“杰，不是一木四点吗？三点水为水，一点我移到前面了，你觉得有新意吗?”她兴奋地诉说她的想象力。

“那你为何不用益母草呢?现成名。”

“那不是草药名吗?”她突然觉得我在讽刺，脸涨的通红说，“我急了一点，当时尽想你的名字呢……”她语塞了，女性的自尊让她无地自容似的，一股股红晕泛在脸上，她低下头，手捏着衣角，猛的站起来说，“我走呢!?”看我没有留的意思，便掀开门帘风一样的走了。

后来编辑部转来了一纸回执，大意是再改动几个字，寄来刊用。不知是经过了琴的手，还是我觉得没有那个水平，诗与回执一直压在抽屉，再没有动过。同时，我也没有主动找过琴，说点道歉，谢谢之类的话，琴的身影就很少在我们办公室出现了。

芳看见我的日记本，惊讶的问，“完璧归赵了?”

“ 是。”

“没有撕下的痕迹?”

“没有。”

她一脸失望和不相信的表情，关于诗去了一趟编辑部和我的笔名的事，我就没有告诉她。

六年后，深秋的晚饭过后，我拉着我三岁的姑娘散步。碰见芳，她是与外贸局的司机闪婚后下海的，现在跟着一位老板开了一个煤矿。她比以前更花枝招展了，手腕上不再是坤表，而是左腕金镯子，右腕玉镯子，脖子上系着金链子，无名指戴着钻石戒指。听她说闪婚的原因是，那个司机还有两个姑娘等着结婚呢。我问她过的咋样，她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说还行，再有两百万投进去，年产十五万吨的煤矿就可以生产了。我苦笑了。

她问我：“琴呢”？

“走了”。

“走哪儿去了？”

我皱着眉，“走……”

她突然明白了，问“啥事情？”

“是宫外孕，没有抢救过来”

“男人呢？”

“还没有结婚”

“谁的?”

“听别人讲是处长的，正因为不好公开，所以耽误了。”

“唉!”芳这一次总算没有攻击，惋惜的叹了一口气，看着秋风吹落的杨树叶从空中摇摇晃晃地落下来。挣扎了一下又问，“忠呢？”

“选拔成第三梯队的，到县里镀金去了”。

这时候一辆大奔开到她身边，她对着我像在办公室时一样笑了笑说，“咱们多联系，再见！”就钻进了汽车，喇叭嘟嘟了两声，消失在马路的尽头。

我的姑娘说，这个阿姨真漂亮，一股秋风吹来，我觉得浑身凉嗖嗖的，抱着姑娘赶紧回家生害怕捡起我不该捡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