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综合】共和国三个时期33篇历史文件（二）

第二编 华国锋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4、粉碎“四人帮”：用毛泽东手段结束毛泽东时代

今天是“粉碎四人帮”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的今天，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通知开会为由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抓捕党的高级干部，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惯用手段。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采取这种“法外手段”。粉碎“四人帮”是用毛泽东手段结束毛泽东时代，此后开始强调制度化、法制化。10月6日抓捕“四人帮”，并接管“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华国锋签名的一纸“手令”没有加盖任何印章就可以让抓捕者与新闻媒体领导者俯首听命，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特色，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机构意志之上。连夜举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向政治局委员转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这种“非常手段”压力下，会议毫无悬念通过处理“四人帮”与选举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表示欢迎，认为是非常时期非常措施，但认为以后党内斗争不宜用这种激烈方式解决。邓小平没有参与粉碎“四人帮”，但很快就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下恢复“三副一总”的职务，逐渐争取到叶剑英、李先念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此后，即使存在“党内斗争”，也是采取建议其辞职等较为温和的方式，例如李德生、华国锋、赵紫阳等人的“辞职”。(源于 梭烟雨-余律师的博客2016-10-06 15:47:0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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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场无法阻止的复辟大潮

10月6日，这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国殇日，这是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复辟日，这是一个重蹈历史兴亡覆辙的周期日。40年前的今日，一伙伤天害理、灭绝人伦的汉奸走资派，光天化日之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宫廷政变，用枪口劫持了中国，转折了历史。

戚本禹曾在回忆录中披露，“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地方上的大员，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年轻的戚本禹都能看出从中央到地方的问题本质，那就是他们从不读马列的书，从不讲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复辟的苗头早现端倪。戚本禹可以察觉的，毛主席又何尝不知？早在延安期间，毛主席就如何破解历史朝代兴亡周期律做过精彩论述，针对黄炎培“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主席掷地有声回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破解历史周期律，毛主席不顾耄耋之年，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悲壮之举，支持人民起来造反，支持人民起来夺权，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支持人民行使“四大自由”，支持人民监督政府，监督干部。要让干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要看群众脸色行事。要让政府牢记初心，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为荡涤“封资修”余孽，毛主席甚至发出，文化大革命每十年要搞一次，直至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复辟苗头。然而，现实却令毛主席忧心忡忡，伤心不已。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太过强大，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毛主席天纵英才，旷古绝今，有生之年，可以独身遏群丑，只手擎苍穹，毛主席一旦离世，也将无能为力。为此，毛主席曾语重心长告诫人民，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复辟,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将是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同时启示人民，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主席生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后留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为中国人民指出了革命出路。

1976年10月6日，一伙资本主义复辟狂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看似当时偶然，实属历史必然，这就是历史周期，时人终究没能跳出朝代兴亡周期律。陈云就说了，“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说，要让咱们的孩子先富起来，他们不会掘自己的祖坟。邓、陈代表了高层官僚队伍封建意志，道出了诸多想搞封建特权又无从开口的“老干部”心理。于是，一股不看群众脸色行事的复辟大潮像脱缰野马，溃堤山洪，在官员队伍中再无阻碍，任其泛滥。其后“先富论”纵横，“猫论”肆虐，邓家一系列祸国害民歪理邪说甚嚣尘上，蛊惑人心。国家私有化，权力家族化，官位世袭化，树为改革模式，大行其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无权不贪，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崇洋媚外，卖国肥私，形成特色《中外双赢》。

10月6日，我们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张春桥同志，悼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江青同志，悼念被汉奸走资派迫害致死的“四人杰”，悼念所有在资本主义复辟中遭受残酷迫害的革命群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憋屈中爆发。（源自粉红豹的博客2016-10-06 10:20:04分策马啸西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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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前的今天，

华国锋冒着掉头的风险抓了四人帮

40年前的今天，1976年10月6日，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行动在刀光剑影中果断实施了，起关键人物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四人帮倒行逆施、民愤极大，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名义果断下手，既符合党心民心，也摧枯拉朽，搞四人帮易如反掌。

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不能以四人帮在法庭上怂头日脑的样子来判断他们大权在握的凶恶，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在进入笼子前虎视眈眈、张牙舞爪，可以置任何人于死地。

所以客观评论当时的形势，华国锋与四人帮相比处于弱势。

华国锋做出这个惊天之举前，有几个不利条件摆在他面前。首先9个月前周恩来逝世，实际上让主张发展生产力、尽快结束文革的务实派没有了领军人物。紧接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元老派没有了最具实力的主心骨。这还没完，毛泽东又主持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把元老派在中央的最后一点实权彻底缴械了。而此时江青以其特殊身份磨刀霍霍，毛泽东刻意培养的毛远新成了毛泽东的唯一联络员，他可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多年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他们篡夺政权后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控制舆论。

毛泽东逝世前，江青、毛远新、张春桥羽翼已丰，毛泽东去世，这伙祸国殃民分子觉得能阻挡他们大权在握的已经该清除的清除，能逼死的逼死。至于华国锋只是没有多少实力的人物，如果华国锋识相就做傀儡，不识相就打倒。而华国锋是真正的绵里藏针，他性格中果决的一面暴露出来，江青、毛远新早就下手了，他貌似窝囊、无能、受气的外表，让四人帮以为他只是坐以待毙的瓮中之鳖。

华国锋作为给中华民族立下历史功绩的伟人，其高明之处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开会的名义一个个把四人帮现场就擒，这的确是把脑袋抵押给了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如果行动失败，华国锋肯定被判处死刑，他在行动前已经决心“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是真正以生命救国的英雄。

有年轻人至今说，既然四人帮代表没落，华国锋应该稳操胜券啊！事实不是那样，其实那时候大多数人在观望，尤其毛泽东亲属的身份还是有诱惑力的，暗中给江青写效忠信的在党内、政府内、军内都有，如果江青占领了权力的制高点，一切服从中央的格局也会形成，主动的被动的臣服也难以阻挡。

我们应该感谢华国锋，没有他，哪里来改革开放？虽然说改革开放本质不同于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国强权处于处从状态，也丢了一些国土、尊严和国格，但是，吃穿用方面还是比以前不同。如果没有华国锋，“四人帮”上台，今天的中国很难预料会是什么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可能搞毛泽东那套社会主义，糟糕得无以复加！（源自金汕博客的博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6-10-06 00:03:02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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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打开文革黑匣子的密码

小序，国庆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10月7日，午休起床，细读此文，觉得津津有味。这也是读史呀，而且是自己亲历的一段历史，这个“心路追踪”，是否百分百追踪在轨道上，是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撩起了毛泽东心路之大部，十年文革一闹剧，祸国殃民剜心肺，这段历史，将千年万载被流传，被研究，被演出，太精彩，太离奇，太生动，历代帝王将相，自叹弗如也。我读之，时笑，时叹，时拍桌，时胸闷......。

打开文革黑匣子的密码 —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辛子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

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

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让刘少奇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担起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清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

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委会主任。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怀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时当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得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八句则是勉励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词回忆：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进行选举。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一千五百零八票，而实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得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据陈伯达狱中自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邻某国，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

袁世凯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跑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他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接着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逼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整了刘伯承，整了陈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把毛这次讲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据党史学者考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团”。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  主  席：江青；

总      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 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对此，毛泽东有预见，有防范。

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着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随后，话锋一转：“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汉初的随何、陆贾是文臣，周勃(被封为绛侯)、灌婴是武将。毛说的典故出自《晋书?刘元海传》。刘元海就是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的刘渊。他本是匈奴人，小时候却对诸子史传，无不综览，曾对同窗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孙中山在徐锡麟蒙难后送的挽联中，用了这个典故“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鄙”字改成了“恨”字。毛引的是孙中山的说法。

周勃的功劳是“诛吕安刘”。刘邦死后，太子盈十三岁即位，是为孝惠皇帝。子少母壮，吕后专权，任命其弟吕台、吕产为将，掌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廷，北军卫戍京城）。惠帝二十岁抑郁而死。吕后立惠帝养子继位，称少帝。四年后，废少帝，幽杀之。吕后将三兄弟吕台、吕产、吕禄封王。刘邦生前有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陆贾游说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吕安刘。密谋后，周勃以国防部长（太尉）的身份入北军，厉声曰“为吕氏右袒（褪下右边衣袖），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周勃下令逮捕吕氏诸男女尽杀之。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2008年8月5日第二稿

(附)“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源自柳岸之居士的博客2016-10-07 14:50:13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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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玉凤改变了中国

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奥秘发生在1976年。在这一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党内毛泽东的正宗传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即刻被粉碎了，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得以躲过劫难,东山再起。而毛泽东作为当时全党全国唯一说一不二，大权在握的最高领袖，竟然不能通过自己生前的缜密安排而保护自己的嫡派传人，使得自己的一生事业在死后得以延续(像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样)。中国历史竟然也就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走上了另一条毛泽东生前完全不愿意看到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盖出于此）。

几亿人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这确实是人类历史20世纪的最大奥秘：多少智者学人,绞尽脑汁，昼思夜想也不能明白其中就里。毛泽东其实对后事是作了仔细安排的。他在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不久又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元老派在中央已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陈锡联控制了军队，汪东兴控制了中央警卫团。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如果四人帮一旦上台，元老派(包括邓小平)的人身安全都要成为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两次确定了一个身后的政治常委会组成人员。第一次有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第二次又增加了汪东兴、张玉凤，但始终没有变更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点是极为致命的，是导致四人帮灭亡的根本原因。

——如果毛泽东当时将华国锋的位置由江青或毛远新取代，那历史将完全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从现存的所有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将华国锋视为自己的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稻草文件。从常委会组成人员排序看，应当是毛远新或者江青，从思想体系的一脉相承看，也应当是毛远新或江青。（而且毛从没有单独接见过华国锋——这是华下台后承认的）

没有安排毛远新接替华国锋的位置，可能考虑其资历太嫩，不能服众。那么为何不安排江青接替华国锋出掌中央大权呢? 要知道，如果江青当年接替了华国锋的位置，那就不是粉碎四人帮了，而是四人帮粉碎其它人了。那历史将彻底改观。为什么?

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潮流，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中实现的。好比两个高水平棋手之间的胜负，既取决于实力，更表现在两人临场的即时发挥中。在势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谁在关键时刻出了昏招，谁就是失败者。这个时候，就是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如果真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所谓潮流在，那朝鲜的金正日为何能够安继皇位呢?中共50多年的历史中，在党内人事斗争方面，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厉害棋手，各路诸侯最后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在1976年，他走了一着臭棋，导致全盘皆输。自己的治国理念被后人全盘否定，老婆、侄子、追随者都被抓起来，相当于二世而亡。高明如毛泽东者，为什么会下这一步臭棋?为什么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竟然不如一个朝鲜的金日成。他究竟在哪里失误了?他为什么会失误? 或者换一个说法：中国在哪里被挽救了?是什么最终挽救了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是什么让中国走上了今天的路程?

在事情发生32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考虑分析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张玉凤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张玉凤的存在，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和毛泽东之间形成的亲密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安排时，不得不顾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后可能对张玉凤的不利措施。毛泽东是精通擅长古史之人，汉高祖刘邦身后戚夫人，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是前车之鉴，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江青的个人品质了解还是很深刻的。在政治上，毛泽东可以信任江青延续他的方针路线，但在对待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其他女人方面，江青肯定是一头母狼，积聚多年的嫉妒之火在她一旦掌握生杀大权之后爆发，那对张玉凤肯定是灭顶之灾，毛不得不防（要知道,在毛的最后若干年，江青已被毛完全逐出卧室，不得允许，是不能进入大铁门的，江青仅仅是政治上得宠，生活上已失宠多年了）。

所以，绝不能安排江青及其同党入掌中南海中枢大权。为了更安全保险一些，还要追加张玉凤和汪东兴一道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位忝常委之列，与江青平起平坐。这造就了华国锋的机遇，毛泽东指望华国锋能够平衡江青与张玉凤的关系，使其各安其分，不要互相伤害。

但毛泽东万万想不到，由于江青的专横暴戾，江与华之间很快就会势成水火。这就埋下了四人帮覆灭的根子。从而保护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此前毛泽东已下令褫夺了叶剑英的军权)。

这是毛泽东生前始料未及的。历史从此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就有了叶剑英复位，邓小平复出，以及元老派重整河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就此走上繁荣富强的大国崛起之路。究其最初起因竟然是一位不起眼的小女子张玉凤，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张玉凤救中国!历史的进展往往就是如此奇妙!读后：我非常钦佩作者独到的见解。而且非常深刻，非常有道理....

—— 怎么感谢凤姐？等她成仁后也存到纪念堂里吧，互相有个伴儿。（源自清雅竹韵的博客2016-10-07 10:42:31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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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春桥同志在非法法庭上唯一的发言

【按语】张春桥被捕后，包括在法庭上都一言不发。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他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在他的心里这个法庭就是一个伪法庭，对他的指控不能依据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能依据1976年之前实施的《公安六条》，因为所谓的“罪证”如果违法也是只能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在今天看来正确的在未来未必正确，法律是有时效性的。下面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唯一一次的发言，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再也没有开口。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张春桥的发言在今天看来多么的令人震耳发聩！他是真正的预言家。无须对张春桥做出评价，他的思想在文章里，他的性格也反应在法庭发言中。当我们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再看张春桥的思想，该如何想呢？

附：审判四人帮的十大罪状

1、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

2、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4、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5、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6、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7、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8、在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9、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10、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源于美丽的金达莱99的博客2016-09-15 22:11:30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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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毛主席的“天下”栽于谁人之手？

不管后人与后世如何自作多情，但这个天下是毛泽东的天下，是任何人也无可否认的，连同国内的任何敌人与国际的任何敌人同样不能否认。不管后人与后世如何自我陶醉，但这份家业是毛泽东留下的，也是任何人无可辩驳的。越好大喜功的人越知道这内在的关系与逻辑，时不时总要掂掂这深深的份量。

因为毛泽东是神，是真正的伟人，所以毛泽东的功绩不需要吹。只要是脖子上顶的不是猪脑，他就应该知道，连邓小平想否定都不敢否定，也无法否定。 这一点，正如邓朴方、邓质方是他邓小平的儿子一样，毋庸置疑，毋庸置否。

看事隔近三十年，毛泽东的天下现在还剩几分？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昂首挺胸、肩负道义的中国，是他们敲锣打鼓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看现在的中国到底有没有脊梁，若有脊梁这脊梁又在何方？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用血肉之躯敢于证明自己是站起来的中国，是民族精神高扬的中国；现今在这个站起来的身影下，除了数字，除了欲望，民族精神又剩几何？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只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真正一穷二白、叫化子起家的中国，发展到自己造出了卫星导弹，自己造出了万吨轮船，自己解决了合成胰岛素，自己生产了石油，自己让所有敌人都卡不住脖子的中国，让世界瞩目而望！

又二十七年过去了，你吹什么，吹电子技术吗，吹神舟五号吗，吹经济发展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两位数，即使号称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文革最严重的68年到71年，其增长速度也有7.1%。这样比较的话，你现在不是崩溃又是什么？

毛泽东时代综合各种国情、条件、可能、趋势、资源、封锁等因素，敢于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从76年到世纪末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留给了你，实现了吗？又再过20年，才出现一个小康。小康还需要努力实现吗？毛泽东的中国，不管怎么说，下乡也罢，戍边也罢，就是没有一个失业者；现在的下岗者与失业者能不能用海洋来形容？ 

毛泽东声明自己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建立了国家，二是搞了文革。不管文革如何评价，其反修反腐的决心与信心，就是荡涤了所有的贪官污吏，就是实现了政治的清明，就是让人民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三样现在又如何描述与评价呢？毛泽东时代的官员，是老百姓放心的官员，即便犯了错误，老百姓都原谅求情；现在的官员，吃喝嫖赌一样不沾的有几个，犯了错误的老百姓会不会吃你的肉？

毛泽东用自己的儿子证明了伟人也是凡人，也有凡人的责任；现在的庸才哪个不想证明自己也是伟人，也应该有伟人的待遇与利益？

说毛泽东霸道独裁，偏偏是毛泽东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历史与民主经历的五千年封建中国第一个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为民主打下了根基。

毛泽东没有为自己的子女与亲属留下任何登基与跋扈的玄念与可能，其活着的子女个个是证明。

毛泽东敢于把自己的理想告知于大众，除了他的文章、诗，就是他的行为。现在谁敢谁又愿意把自己的执政理想与主张布示于天下呢？ 

是毛泽东趟开了美国与日本的门，因为他知道这两个豺狼与强盗对中国的发展有用。炸馆如犯在毛泽东的名下，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毛泽东给中国给未来画了一张美好的蓝图，现在呢？只是一张漫画，用物欲为钓饵来吊人胃口。

一国两制是毛泽东的设想，是毛泽东首提的香港可以搞搞资本主义嘛，但没说深圳也可以搞，广州也可以搞，上海也可以搞，整个中国也可以搞。也说了一定要解放台湾；香港澳门实现了宿愿，但台湾不应该忘掉解放一词，整个中国就是用这种办法解放的。毛泽东知道，美国人是根本不会把台湾送回来的，那是做梦，得靠枪杆子，和平二字也就是互相说说而已。中国的领土是960万，是毛泽东临走时留下的，哪个不屑子孙敢于让它小于960万？你的权宜与智谋只能在这个数字之上，十几亿人不敢忘了伟人的嘱托，都在用着心，都在盯着呢。

毛泽东给美国留下了一个惧，给日本留下了一个恨，给俄国留下了一个痛，给世界留下了一个烦，但唯独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生机。

毛泽东的天下，现在到底还剩几分？

毛泽东一首不到50字的诗，为何让人泪流不止？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写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愁，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这首诗是毛主席去世前一年，82岁时写给周总理的。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总理也身患癌症，亦在重病中。毛主席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周总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这首词，字数虽然不多，但情感真挚，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

然而想想我国近些年的状态，危机重重，民生问题、腐败问题额重重，也能知道毛主席的远虑是正确的。（源于2016-10-13日10:48:06时http://blog.sina.com.cn/laoyu0314老遇博客的博客—2016-05-26 时政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