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情结

三十岁那年，我去了大西北。凭着一张高师中文系毕业的通行证去的。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一张通行证，三十年前，在神州这块土地上，有了它，就等于有了一张全国通行的绿卡。

当登上拉运我们全家和家具的卡车时，我的心情复杂极了，既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伤感与缠绵，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更多的还是“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豪迈。

西去的列车，用《原野牧歌》把我送到了我只是在教科书上，只是在梦中看到的地方。它不如人们所说的是人一生只是出生、嫁娶、逝世洗三次澡的地方。这里，皇城水库、西大河水库、金川水库水源丰富，溪河中的水波涌浪翻，让人确有“塞上江南”之感。

这里的水是绿水，但是，这里的山却不是青山。山上，没有树木，只是稀疏地长着几处枯黄的野草，被烈日与寒气折磨得显示不出一丝生机。然而，这没有树木的山，给人的感觉竟是那样的原始，那样的厚实，那样的粗犷，那样地阳刚，充满了雄性的韵味。看到它，使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至少当时我是这样的感觉。我感觉到他是在敞开他的赤诚，来真诚地欢迎我，拥抱我。

我，我的一家人都是南方人，是吃大米长大的，对于面食，一是不会做，二是吃不习惯。可是，当时的粮本，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二斤大米，也就是说，只够吃两天，剩下的天数就得吃面食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纠结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要为这操心。到那的当天，领导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说让我们放心，保证我们南方人的生活习惯不改变。这不是一句随便的承诺，接下来的是一系列麻烦的工作。但是，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为吃一顿大米发过愁。

刚去的时候，几万人的小镇，只有一栋刚刚建好的四层楼房，还没有住进住户。人们住在平房里，冬天取暖大多用煤。对于我们来说，不会生炉子，不会压火，搞得不好，就会煤气中毒，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这些，他们也都替我们想好了。他们先让我们住在招待所，分房的时候，优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二室一厅的大套。要知道，这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城镇呀，这是这个小镇的第一栋居住楼，一共才三个单元，三十六套，多少人想住进去呀，其中有好多是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功臣呀！可我，刚去，就分到了一套，我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用他们的话说：“你是知识分子，是人才，是我们的宝贝，又是南方人，能到我们这来工作，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要是再让你在生活上受委屈，我们的心里会非常过意不去的。”

是呀，人的温暖，山的粗犷博大，让我的心暖烘烘的，我写下了我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第一篇散文《大西北礼赞》。我是仿照茅盾先生《白杨礼赞》的写法写的，但是，中间的情感确是我内心的流泻。茅盾先生写的是树，而我写的是山。茅盾先生笔下的白杨，是树中的伟丈夫，而我笔下的山，雄性十足，粗犷豪放，坦诚火热，无一不显现出真男子的情怀。文章写好后，我寄了出去，当天就在电台播出了。这天晚上，教育处处长来到我的家里，他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才生，放到现在也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他进门就说：“姚老师啊，你写的文章我听到了，是个人才呀，看来我们是有眼光的，只是委屈了你哟。”我说：“刘老，让你见笑了。”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来，说：“你住一楼，后面有一个大院子，好种花，我给你拿来一包花种，明天我找几个人来把院子里的砖起开，把地翻一翻，把花种播下去，夏天就能看到花开，闻到花香了，希望你能在我们这找到江南的感觉。”我忙说：“不用了，我自己来，自己动手才能找到那种感觉。”他说：“也好，那就你自己找感觉吧。”可惜我这个人天生就不喜欢种养花草，收下种子后就再也没管了。

《大西北礼赞》播出后，我又写了几篇相关的散文，先后在电台播出了，知道我的人也就多了。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了党委书记，他对我说：“姚大学呀，文章写得蛮不错嘛！”党委书记这一叫，“姚大学”就成了我的外号，以至后来，叫姚老师的人少了，叫“姚大学”的人多了。这个绰号一直叫到十八年后我南下返乡分别的站台上。

党委书记叫我“姚大学”之后不久，我离开了我参加工作后一直耕耘的讲台。我被调到党委办公室做了宣传专干，还兼做办公室的秘书。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耕耘文字。我起草文件，我写工作总结，我写新闻、写通讯，也写论文、小说、诗歌和散文……送出去的东西也就接二连三地变成了铅字，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面，所发表的东西也多次获奖，我的名字也就为更多的人知道，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我也为自己的小有成绩而高兴。高兴之余，我始终有一种愧疚感，我觉得我所付出的不应该得到这么丰厚的回报。因为在这诸多的回报中，有一种回报根本无法量记。

每次我的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电台的播音中，我周围的人都像自己中了彩一样分外的高兴，并认定是我帮他们中的彩，都变着方式来感谢我。什么吃的，喝的，客气话什么的，都会冲着我来。聚在一起喝酒时，总不忘要叫上我，以至我这个原来滴酒不沾的南方人，也成了“喝了二斤半”才会“墙走我也走”的久经（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老战士了。我所在的地区，是西瓜、白兰瓜、黄河蜜的产地，也是苹果梨的产地。每到瓜果上市的季节，家里的瓜果连床底下也塞的满满的，怎么吃也吃不完，得想方设法送出去。这全是拜他们所赐呀！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家家户户都会炸油果子，那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面食。我也因此多得吃不完。有一年，公司从新疆库尔勒拉过来一车香梨，我因有事没在家，等我晚上回来时，家里摆放着六七份新疆香梨。那梨，真的特别好吃。至今，我除了爱吃新疆的香梨外，再没有其他的爱好。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了西北之后，我的爱人本来是安排了工作的，后来她自己出来干个体了。有一年，她与人家签了一个车皮的橘子合同，从家乡湖南押运了一个车皮的橘子。可是，这个车皮的橘子因为装在一个原来装了碳铵的车皮内，运到以后坏了不少，交不了货。这可把一家人给急坏了。公司的领导了解到这事后，让工会在公司范围内征求职工意见，最后将这个车车皮的橘子内部消化了，我们没有听到“不好吃”的声音。当时我们一家人真的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

在西北十八年，我就是这样地被热情，被关爱簇拥着，不只是在公司、在我们工作的区域，也在我所接触的纯朴的农民当中。记得有一段时间，碳铵非常紧缺，种地的农民为了买到碳铵，如果不掏高价从肥贩子那里买的话，就得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关系。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的一年初春的上午，我坐在办公室起草一份文件。这时，听到了轻轻地敲门声，我抬头一看，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有着紫红脸色的汉子。从他身披的反羊皮大衣的着装来看，他是来自祁连山脚下的农民。我把他让进办公室，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暖身子。看着他喝茶，我开始询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来买碳铵的，排了两天两夜的队，还是没有买到，原因是零售窗口每天卖出不到五十吨，其它的全让拿有批条的人买走了。他说今天是第三天了，实在扛不住了，就来找口水喝暖暖身子。看他的着装和说话时的表情，我知道他没有说假话。我问他种了多少地，每亩地需要多少碳铵。他一一告诉了我。我说，不用碳铵，用农家肥料不是更好吗？他说种一点点可以，种这么多，到哪些去找那么多的农家肥哟。再说，没有尿素与碳铵催苗，产量就上不去。产量上不去，我们一年就白忙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滚落到了用手捂着的茶杯里。我当过农民，我知道阳春对家民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提起话筒，给销售处处长拨了号，说明情况，希望能解决两吨碳铵。销售处长什么也没说，让我领他过去。这一年十月，他找到我的家里，提了一个四十斤的塑料桶，桶里装满了比山茶油还要好的胡麻油。我知道，不收下肯定是不行的。我收下了，但变相地买了一些东西送给了他的家人。从此，我和祁连山脚下的这一家人有了往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末，他开了一辆手扶过来，接我全家去他家过年。为了不在路上委屈我们，他在拖厢里铺上了厚厚的麦草，放了两床被子。这一年，我们一家是在祁连山脚下过的。为了招待好我们一家，他早就宰杀了一头牛，把一头牛的牛排煮了一大锅，最小的一块也在一斤左右。为了让我们吃得有味道路，调料是一袋袋地往里放。晚上，把我们的炕烧得热热的。也就是这个晚上，我尝到了睡热炕就像烙饼子一样，要翻来翻去地没完没了。尽管没睡好，但心里是甜丝丝的。

西北的冬天是冰冷的，但他的内里却涌动着如火的热流，给人温暖的感觉。我离开西北的那天晚上，集团公司的老总设宴为我送行，参加送行的有集团公司的老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还有各分公司的总支书记和经理。用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话说，这在集团公司是没有先例的，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出现。这天晚上，我接受他们的频频敬酒，眼眶从来都没有干过。我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是第二天凌晨的火车，集团公司为我安排了小车，但我没要，因为还有好多员工，他们要送我去火车站，他们要送我上火车。我也愿意他们送我上火车。

这天夜里特别冷静，气温是零下29摄氏度。我跨上了东下的火车，回头看着站立在严寒之中的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亲人，我不由得嚎哭起来。他们也浠嘘着挥着手臂：“姚大学，不要忘了我们！”

火车隆隆地东下了，带走了我的躯体，但留下了我十八年奋斗的足迹，留下了我无穷的思念，更留下了我撕扯不开的那份情结。

回来又有十余年了，我虽然没有天天想着那片土地，但却时时把他挂在心头。好多回，我因为梦着他而笑醒，好多回，因为梦着他而醒来，侧睡的枕头湿了。我会常常拿现在所处的环境与他相比，我也常常会因为深圳的暖冬而想起他的寒冷与温暖。

回来后，在大学的讲台上，我给学生讲大西北，在中学的讲台上，给高中生讲大西北，给初中生讲大西北，也给同事讲那一块充满阳刚的神奇土地。我说，不去大西北，你不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多大；不去大西北，不知道什么叫神奇，去了大西北，你才知道心胸是如何豁然起来的，去了大西北，你才知道心胸是如何大度起来的。

我担心，这种担心迟早会来的，有一天，我会把这种情结忘却。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把这种情结忘却了，但愿这篇文章记下我永恒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