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庙故人

前几天下午，国子约我去欧庙看看往年旧迹，其实知道，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旧物不会保存如初，必定物是人非，果然。一点点的旧痕，很难唤起记忆中的印象。回家后，又把一些稍微越常规的人和事回忆一遍，仔细想想，代表着当年的时代特征，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以下说说。

1.哑巴茶馆

哑巴姓张，住街北头，哑巴大约不聋，眼光烁烁有神，虽只会啊啊，看得出不乏精明。所以也娶妻生子，属工商户，依附集镇开茶馆过活。欧庙人口多，消闲需求大，没事时上街下个馆子，到茶馆喝茶谈天，都是过日子的常态，哑巴茶馆服务好，有口碑，在欧庙无人不知。文革时，把民众坐茶馆看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茶馆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源头，当然要禁止。哑巴没有别的谋生技能，只得看市面略风平浪静，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自己的茶馆旧业。但是一般好景不长，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获知，就会立即取缔。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茶馆搬走茶具用品，喝茶的人知趣离开，不敢怒也不敢言；哑巴进进出出，啊啊乱叫，无可奈何，眼见得人家坏了生意。打办的人也知道哑巴确实为生计所迫，东西收走，再返还，哑巴茶馆不觉间又营业了，开开停停，拉锯似地。哑巴的二女儿下乡后和当地青年恋爱，常见小伙子穿制服和白色球鞋，相貌秀雅，来丈人家效力，一趟趟奔走于井台挑水。

2.大坛

大坛姓谭或者身材粗胖如坛，不得而知，我的感觉是因为胖如坛子，故名之，使名副其实。大坛和她老头都是修鞋匠，普通劳动者，每逢热集就在十字街补鞋。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胖，坐的靠椅比常见的要宽，但还是不能承载全部，臀部溢出椅子两侧之外很多。脸黑，气色不好,推想可能有病，胖是病态，那时候胖人少之又少，大家粮食都吃不饱，又缺油水，咋会胖呢？她的老头就是明证，黑瘦干瘪，靠椅坐不满，臀部两边各露出一溜木头。老两口面街并排坐，对比鲜明。县里剧团来唱戏，据说先一天晚上，大坛去大礼堂看戏，檩子座位，划线条表示座号，大谭去的晚，人家已经落座，一个座位界限内的宽度容不下大坛这庞然大物，只得退场，于次日买了两张票，一人占俩位子，实现看戏之夙愿。

3.王大珊

欧庙十字街东南角原来有二层的木楼，底层是饭馆，饭馆里有个王老头。单位上办宣传栏，表扬王老头工作态度好，使用打油诗体裁：我叫王老头，五十出了头，白发上了头，干活有劲头。念起来很好玩。王老头两女两子，大珊、小珊，大顺、小顺。街坊都说大珊人长得好，自视甚高，理想是当电影演员，但当年的小地方，哪里有通天路？大珊的明星梦无望，积郁成疾，神经了。我见到大珊时，已经是1971年前后，从街南头梁家经过，大珊搂着自己的孩子坐在椅子上，看上去人端丽，眼神不定，右手拇指不停地和其他四指顺序点触，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往年在乡下，几乎没有丁点儿有关电影明星的见识，文革中有人提起江青，说是30年代上海滩风光一时的明星，话到此为止，虽然大家不明说，也听得懂其中的避讳，潜台词是毛主席也喜欢明星，不便展开议论。明星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妖艳、风流、放荡、奢靡一类的贬义概念，并非什么光彩的事。结合到王大珊来推论，好好地一个女性，革命工作什么都好，为什么想当电影演员？没当上为何如此受伤？

4.章德旺

1980年代，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诞生。欧庙当时的民谣是：章七万，李八万，苏家馆子炮把万。章七万指章德旺，李八万指李大亮，炮把万是欧庙土话，炮是数量约为10的意思，例如问路，此地到欧庙有多远?答炮把里，即10里多；炮把万即十来万。当时的流行语是万元户，一个家庭如果成为万元户，就是富户了，万元户成为那时步入小康的衡量标准，是无数人的向往。

章德旺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毛时代没有地位，剃头匠营生，烂眼圪几，灰头灰脸，当年走在街上没人正眼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来运转，发财了。我1975年底离开欧庙，他的发家史是道听途说的，但他露脸我是亲见的。

欧庙产麦冬，号称中国麦冬之乡，毛时代农民已经开始在自留地种植，沙土地，利于麦冬的根往地下钻，麦冬生在根上，间隔一段会有一个。挖麦冬时，从地头起沟，深可2米，逐步掘进，寸土必寻，使不漏网，烘干后每斤可卖到一、两块，收益十分可观。允许农民自主后，大面积栽种，主要送深圳出口。兴旺的生产环节和受管制的流通环节不配套，出口国际市场既不是外国的需求量决定，也不是国内的供应量决定，取决于外贸部门的兴趣。雏形市场形成了机遇，机遇照顾胆大的人，章德旺财运到。那一年，农民自发种，深圳却不收购，农民卖不出去，一再降价还是没有销路，干着急。不知章德旺出于怎样的考虑，决策不限量收购，但是和农民约定，一是价低，8毛钱一斤，二是暂不兑付货款，俗称打白条，等出手后货款回笼再兑现，等于自己承担了经营风险，解除了农民的积压忧愁。章德旺一下子库存了炮把万斤。次年春，麦冬行情暴涨，一斤涨到7、8块，章德旺想不发财都不行。传说去银行取款，别人都用提包或袋子装钱，派人陪伴。章德旺则独自办款，不用包装，双手把巨款抱在面前，招摇过市，无所顾忌。欧庙人说，章德旺是个喝宝。喝宝是欧庙土话，指行事莽撞、粗疏、傻气的人。

可是世上的事出乎多数人意料，往往做事谨慎周全的成不了大事，喝宝却发财了。章德旺不光发财了，成为民谣里受人羡慕的主角，而且官家也势利眼，把先富起来的人当做模范褒扬，一时间里章德旺成了襄阳家喻户晓的人物，可谓名利双收。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特地安排发家致富的代表做典型发言，戴大红花出场，县委书记亲自捧场介绍，叫大家鼓掌欢迎。但见章德旺红光满面，器宇轩昂，走上主席台，师法头面人物讲话时派头，摆弄罢麦克，干咳几声后，叙说自己的成功事迹，按稿子照本宣科，无非起承转合老一套，说到去年销售额几百万，台下一片惊叹；接着说向国家交税的贡献，停顿片刻，才说出1000多块的数字，台下顿时一片哄笑，县委书记的神情瞬间看上去也有些不自然。

5.王师傅

王师傅不是欧庙人，听说是河东人，具体是哪村哪店的，没打听过。1970年前后，在欧庙的街头会偶尔看到，破衣烂衫，随身携带的有简单工具，坐在地上敲敲打打，神经不正常。欧庙人对于神智有问题的人通常呼为某疯子，但对他却网开一面。听人说，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以致他精神失常。原本有手艺，在集镇上摆摊，修补家用器皿，艺高，收费合理，人和气，名声好。大家夸王师傅的手艺，举例是捡一个鹅卵石，可以把瘪了的搪瓷缸子砸复原。人们对于因情感失意而穷困潦倒的人，容易生发恻隐之心，王师傅漂泊到欧庙期间，到了谁的门前，都会把自己碗里的食物给一口两口，帮一帮。或者家里的锅碗瓢盆需要修补，交给他，很快修补好，付给他一点点钱，所以王师傅也有烟抽。

1971年夏，我和王师傅在襄阳城北街甜食馆见过一面，我在那儿吃汤圆，看见他在挨桌乞食，我说王师傅啊，你咋在这里，他说是哦，我把碗里的汤圆给他拨了几个，他笑笑。我吃完剩下的汤圆，出门，经过他，他把碗放下，拿出烟奉我，我说不会，王师傅你忙，你忙。从此再没有看见他了。

对于这样的人，我隐隐感到人生的沉重，随着阅历的增加，不断的看到和想到，每个人的一生中会遭遇什么，会承受多少，很难预料，不幸遇上像王师傅这样的困境，怎么办呢？想了很多年，一直理不清思路。前些年，读张中行《顺生论-机遇》篇，“不幸而坏的机遇真就来了，怨天尤人，无用，也就只能消极，忍受，加积极，尽人力，如此而已。 ”明白了人在定命之下是多么的可怜无依。

6.陈士元老师

记得是1973年春，学校恢复秋季招生，我们这一届前无毕业班，后无新生班，校园里很是冷清。陈老师大约在这一段时间来到欧庙高中的。消息灵通的同学传言说，她的背景可不一般，原因不仅她是右派，而且，她的右派桂冠来源于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官衔高到司令的档次，解放时逃往台湾。这使我联想起电影上的同类人物，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双手粘满人民的鲜血。这位老师，也因阶级本性，有只身游泳向香港潜逃的阅历。对于这样的人物，我感到有些惶惑，还有一点儿神秘。

可是这神秘和惶惑很快就消散了。见其人，三十多岁，中等偏矮偏胖身材，圆脸短发，口鼻皆平阔，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口音自然是南方味，走路、说话都表现为沉重、小心的样子。她教有机化学课，授课耐心、认真、不疾不徐、有条理，容易听明白。课堂上下，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穷凶极恶。实际与设想相反，按照当时的思路，猜想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吧。

慢慢又知道了这位老师于某某大学毕业，现已离异，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学校每月只给不多的生活费。孩子名叫星星，在操场上常常遇见，眉目清秀，聪明可爱。常有好事者拦住逼喊“爸爸”、“爷爷”、“老祖宗”，小孩子知道自己斗不过大孩子，只得逆来顺受，叫喊什么就喊什么，但是清澈的眼神立刻转成默然与无奈，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后来，小孩无师自通，捡了烟头叼在嘴边，背着手，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推想是通过学坏，叫人们看上去自己并不弱小可欺，让爱沾小便宜的人望而却步，但是，这样的形象，与他的年龄自然是不相称的。

陈老师的境遇并不比小星星好。某日在操场开全体师生会，议程中没有安排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某老师，中年男性，匆匆上台，大叫：把反动右派陈士元揪上台来！陈老师立刻上台，站在右侧，低眉顺目，等待着批斗。某老师不是用论点、论据实行批判，而是径直冲到陈老师面前，揪住头发，啪啪地打耳光，陈老师猝不及防，忙用手阻挡，某老师怒不可遏，手足并用，咚咚地乱踢，陈老师欲辩欲护，均不可行，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不已。某老师打完人，又大叫：反动右派陈士元滚出会场！陈老师披头散发，步履踉跄，双手捂面，而去。师生们目睹这种场面，多数人都惊呆了，谁也不敢出一声、挪一步。至今，我仍不知道某老师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如此大打出手。

其后，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兴起批判“师道尊严”，又接踵发生了李庆霖事件、马振抚事件、黄帅事件，校园里失去了宁静，学生们做出既无理又无礼的种种事，可都不在话下。陈老师以及其他右派老师的日子更难过了。好在我们也很快毕业离校，与老师、学校分了手。后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无从知晓了。

转眼到了1979年春，我从宜昌回欧庙休假，忽街谈巷议一件大事：陈士元老师才平反了半个月，感激涕零，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教学中，偶患小恙去就医，因注射不当，竟然长辞于人世了。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唏嘘叹息，作一番两番感慨。次日上午，果见学生们排了长队送葬，板车拉着陈老师的寿材走在最前，从街南头向北，走过欧庙的街道，沿途居民倾出，人们皆默然，妇女们擦着眼泪。

每当我忆及陈士元老师，她那被人揪打，痛哭失声，无助无援的惨恻神情，和小星星清澈的目光转成漠然和无奈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进而我也会思索到时代、人生、命运以及人性恶之类，心情就很沉重，久久不能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