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
一晃眼，父亲去世已整整十年了。他走的时候，儿子行行才刚刚四个月大，皱缩着小脸，哇哇的哭闹，父亲曾用瘦弱枯干的手把他抱在怀里，用低沉嘶哑的语调哄他入睡。如今，儿子读五年级，个子差不多要与我肩高了，看着他每天四处飞奔玩耍，听到他每天大声欢笑嬉闹，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会想起父亲。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便因病去世了，在兄嫂的大力支持下，他才得以继续学业。文化大革命彻底断送了父亲的求学之路，尽管他成绩非常好，还担任班上的劳动委员，但老实本分的父亲在这个混乱纷繁、黑白颠倒的时代，没有胆量去闯荡社会，只好回到熟悉而又异常陌生的农村老家，开始了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
我们老家隶属渠北乡，与河西交界，离县城15华里，到临巴镇也差不多路程，不通公路，门前便是浩浩荡荡的渠江，进城买卖东西，不到万不得已都是步行，几毛钱的船费让庄稼人花起来心疼。父亲回家后，经人介绍，不久便与母亲结了婚。母亲家与我们同一个村子，相距四五里路，外公解放前做过保长，解放后被扣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渠中，未及毕业，文化大革命一来，便只好辍学回家。那时我们生产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逢干旱梁上庄稼没法耕种，眼睁睁看着无水插秧，禾苗枯死；遇洪涝则沟下河畔土地大水淹没，颗粒无收。许多人家经常缺衣少粮，靠粗食野菜勉强度日。
我来到这个世界不久，父亲便和两个哥哥分了家，奶奶各自在一边单过，每家给一定的钱粮。分家采用了抓阄的形式，父亲分到了较好点的房子。大伯家人口多，儿女成群，作为老大，以前他十分辛苦，如今自己手气不好，整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好几顿吃不下饭。父亲在和母亲商量之后，就与大伯家换了房子，大伯大妈都非常高兴。
随着两个妹妹相继来到世上，我们家的生活就开始拮据起来，奶奶也不愿再单过，她主动要求跟我们一起生活。奶奶个子瘦小，缠着一双小脚，满脸大麻子，没有文化，喜欢抽叶子烟。她六十多岁，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能在家做做饭，看看孩子。父母都不要两个叔叔家出一点钱粮，独自承担起赡养奶奶的重担。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奶奶去世了，父母独自料理了后事，让她入土为安。
后来，父亲就到相邻的红岩村去代课了，在我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很早起床，生上火，父亲就坐在石凳上拉风箱，呼哧呼哧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草草吃过早饭，父亲带上中午的伙食，打着火把，独自到十几里以外的学校去。母亲便开始砍猪草，煮猪食，一天的忙碌生活就开始了。晚上，父亲又从学校回到家，夏天还好，冬天回家经常天已漆黑，有时，我们一觉醒来，父亲才刚刚从学校回来。刮风下雨，打霜下雪，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小道上，在崎岖湿滑的山梁野径间，总能看到他忙碌飞奔的身影。
没过几年，父亲便在我们本村教民办了。每天除了备课、上课、改作业，一回到家，父亲就脱下外套，拿起工具干农活。挑土、犁地、插秧、打谷，样样都是好把式。皮肤晒得黝黑，手掌满是老茧，外表上看，父亲已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了。每天天不亮，父母就起来，父亲烧火，母亲做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他们静静地、默契地忙碌着。有时柴火不是很干，灶里火苗微弱，黑烟滚滚，就会听到父母亲被烟呛的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家里生煤火的时候多，父亲戴一顶烂草帽，坐在灶前的石头上，右手不停地拉动风箱，左手拿着煤铲，时不时上点煤，在灶里戳几下，我们就在风箱呼啦呼啦的响声里，在父母窸窸窣窣的劳作里，安然地享受着清晨被窝的温暖，然后在他们的催促下打着哈欠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
1986年，父亲和我都考上师范，他要到达州市去上学，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妹妹，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父亲“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常想起几个上学的儿女，想起独自辛劳的妻子，他无法安然入睡。读书期间，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廖馒头”，父亲说，每天早晨他都只吃馒头，从来不买食堂的包子，看着其他同学吃包子，一口下去，香气四溢，油水顺着嘴角直流。他常常默默地背转身，强力忍住欲掉的泪水。父亲说，他有时真的想买一个包子尝尝是什么滋味，可是走到食堂的窗口，捏着皱巴巴的几张钞票，他犹豫了，妻子儿女刹那间会浮现在眼前，最后还是买上两个馒头，坐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着他的香甜可口的馒头。
父亲不会打牌，从来不参与赌钱。过年的时候，我们那里就非常的热闹，吃罢早饭，远远近近的人穿上新衣服，呼朋引伴，围在一块开始赌钱，什么十点半，什么扯马儿，父亲还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出来看看热闹，看一会儿便回到家，织背篼，挖炕地，做着那永远也无法做完的活计。父亲烟瘾很大，我的叔叔姑姑都喜欢抽烟，没有钱买卷烟，就自己种，一大片一大片的叶子烟，用绳子吊起来晾干，空闲的时候，或是劳动太累的时候，就用纸把烟叶卷好，装在烟杆里，划一根火柴，在火光的一闪一灭之间，烟雾缭绕，很快烟瘾过足。父亲时常叼着烟杆，抽烟时口水很多，一大口一大口地吐得到处都是，母亲一边用扫帚打扫一边埋怨，父亲只是憨憨地笑几声，然后默默地又去忙开了。
在艰辛困苦的生活里，也有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父亲喜欢喝酒，酒量不大，每次可能二两左右。下地干活前，父亲总要喝两口，没有专门的下酒菜，一点泡咸菜，几颗花生，有时就只有酒。他说喝了酒有气力，干活不累。劳累一天，天已全黑，家里点上煤油灯，母亲把夜饭做好，常常是每人一碗面条。我们都吃得很快，父亲总是慢慢洗完手脸，从酒罐里倒半碗酒，有时还去柜子里摸一把花生出来，边吃边喝起来。我们就在桌边坐着看他，听他和母亲摆龙门阵，一会儿，他便有些醉意，用筷子不停地把面条翻动着，反反复复好几次，才夹起几根送进嘴里，我们都催促他吃快些，有时我和妹妹还给他数数，他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摇着头，埋怨母亲给他盛得太多。于是在洒满灯光的茅屋里，在寂静无声的山野间，爽朗的欢笑声消散开来，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
2000年，我和妹妹都早已参加工作，家里条件也好起来，在父母的帮助下，我在城里还买了房子。有一天，父亲上课的时候，突然声音嘶哑，甚至有时说不出话来，起先大家都未在意，以为是感冒或咽炎。随后到县医院检查，噩耗传来，父亲患上了食道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全家人心情都非常沉重，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过了几天，我叫上老表，陪着父亲到重庆检查，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姓王的一个专家说父亲已是食道癌晚期，治疗没有多大效果。我们还是让父亲做了活体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变化。晚上就住在医院外面的旅馆里，父亲看到房间条件好，就埋怨我不节约，认为随便找一个小旅社，只要能睡觉就行。他舍不得花钱，他对我说：“你手脚大方些，你把钱揣上，该用的时候就用，钱揣在我身上，用起来我心疼。”最后，我和老表商量，暂时不告诉家人实情，以免让父亲知道真相，这也成为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以前老是失眠，说实话，隐瞒父亲病情延误治疗时机，成了我最不可原谅的过错，我总是梦魇惊醒，望着父亲的遗像，默默流泪。现在回头看，一则自己年轻经历事情少，张皇失措，二来那个专家斩钉截铁，说动手术白花钱，没有治疗的必要。但是即使治不好，也比现在留下无穷的悔恨要好，我只有祈求父亲在天堂的原谅。
随后，母亲陪着父亲在新桥医院化疗，几个疗程下来，病情没多大好转，只好回到家中吃药治疗。父亲变得异常消瘦，头发几乎全白，两眼深陷下去，颧骨凸起很高。他进食已是非常困难，干饭、肉食都无法咽下去，母亲每天给他蒸蛋，他坐在饭桌前，缓缓地往嘴里送几勺。到后来，每吃一口，他就会拼命的咳嗽，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咳出来，母亲就会上去扶住父亲，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捶几下，搀他慢慢地坐下来，父亲用手指指喉咙，然后指指碗，轻轻地摇晃着脑袋，大口地喘着气，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他也不愿意到外面去，也不想回老家，父亲自尊心很强，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衰弱痛苦的样子。他只有呆在家里，有时看看书，有时帮着照看孙子，更多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床上默默地坐着。有一天，母亲告诉我，父亲自己穿上白衬衣，专门去理了发，刮了胡子去照了张相，这是他现在留下的唯一影像，他分明意识到，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父亲每天只能靠输液过日子了，先前他还可以自己到诊所去，渐渐地他无力上下楼梯。我们便请了医生到家里来，他干枯的双手很难找到血管，医生每次都要花费好长时间，才能套上输液管，父亲只是无奈而茫然地看着忙碌的医生和家人，默然无声。在我们上班去后，父亲开始给母亲交代后事，他认为母亲劳累一生，自己没有什么钱财留给她，死后他要求火化，以便母亲能够享受到微薄的遗属补恤。在老家找一个地方，不用花钱再买棺材，把骨灰盒埋掉就行了。母亲流着眼泪默默点头，答应了他。
有一天中午，医生给父亲输上液后，我们都在饭厅吃饭。忽然，母亲高声叫着我的名字，说好像父亲不对劲，我们赶快放下碗，冲进他的卧室，母亲抱着他，大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已是头耷拉在一边，眼睛还是大睁着，渐渐地停止了呼吸。一生勤俭辛劳的父亲，死前却经历着人生痛苦的折磨，我想起了诗经《黄鸟》中的句子：“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清明回家，看到父亲坟头半人高的荒草，野铁树郁郁葱葱，杂刺爬满两边的砖墙，附近桐子树上乌鸦哑哑地叫着。父亲瘦削苍老的脸庞就会浮现在我眼前，父亲衰弱痛苦的拼命的咳嗽声就会在我耳边回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终于与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泥土融为一体，极其平凡却又极其伟大！安息吧，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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