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云岗

公元444年秋，卢水胡人盖吳在杏城（陕西黄陵）聚众十余万人反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军讨伐。至长安种麦寺歇马，随从官员惊报，应邀僧侣饮酒时，见其住室藏有大量弓矢矛盾兵器。拓跋焘大怒：“此非沙门所有，当与盖吳同谋，归害人耳”！下令搜查，当即查出大量酿酒器具和官员富豪寄放的财物以及和尚与豪门贵妇偷情的密室，据此诛杀僧众，焚毁佛寺。且“下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

《魏书·释老志》载，时下昭告：“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为，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叙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昡焉。有时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存真，复兴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开始了。

佛教自东汉初年进入我国，至北魏年间，在民间传播已有一定影响，甚至在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乏崇尚之人，比如太子拓跋晃就对太武帝的诏书尽量缓宣，使得“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

纵观历史，文化这种生命力强盛的东西，不是任一个皇帝随便禁而立绝的。公元452年，太武帝拓跋焘驾崩，灭佛止此。文成帝拓拔濬即位便礼佛，并创新了空前的石刻造像艺术。

为什么灭佛和礼佛共生在这鲜卑异族统治时间不长的朝代？历史学家研究得知，从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年立魏建国，拓跋嗣、拓跋焘、几代南北征战，以武力勠杀，求得统治，但事与愿违，胡汉民族冲突，文化认同不一是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为此，文成帝拓跋濬登基便想到藉由宗教信仰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于是，一方面拉拢教团势力作为统治实力后盾，另一方面宣扬礼佛，笼络人心。

在我看来，这正是文成帝的高明之处，有“治心”到“治世”。因为佛教倡导“生死轮回”和“涅槃佛性”。从政治关系层面来看，虚幻的人人平等理想，常常掩盖了现实生活贫富不均、地位不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残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麻醉，让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在无奈的窘迫中，寄希望于来生的美好，屈服于眼下的权贵，求全于忍耐的回报，让统治者在“山呼”中淫享欢乐。

文成帝重视佛教发展，一时“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他任命沙门统名师曇曜为“昭玄都统”。据《魏书·释老志》载：“曇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啣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于是曇曜奏请恩准于京城西的武州山塞，即今称云岗处凿山破壁，开窟五所，镌建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的“开窟五所”就是如今的曇曜五窟，从此揭开了云岗石窟开凿的序幕。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余年。从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形式的发展看，经历了早、中、晚三阶段。

早期（460--470年）以曇曜五窟为代表，即今第16--20窟。平面为马蹄形，穹窿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满，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雕刻刀法以平直为主，传承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健陀罗、秣菟罗艺术精华，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期（471--494年）是云冈石窟的盛期。如今见到的1--13窟是代表。据传当时集中了全国逾千名工匠施工，被誉为“国家佛教”工程。历时多年完工。洞窟形制呈方形或长方形。窟中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荼藻顶。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释迦、弥勒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及佛本行、本生、因缘故事。佛面像丰圆适中，刀法以圆雕与浮雕并举。一般主佛以圆雕完成，其余以浮雕表现，朴质流畅，形象简洁有气势。这种风格被后人称为太和风格。主题是富丽堂皇，特点是汉化趁势突出，无论是内容和风格皆被打上汉化的烙印。

晚期（494--524年）指北魏迁都洛阳后，大规模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兴起。宗贵、官吏及邑人信众凿了大量中小石窟。形制以单窟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像的显著特点。

穿越历史的隧道，端看北魏佛教文化的发展，从认同到毁灭，由毁灭到礼尚，由礼尚到兴盛，再由兴盛到汉化，是一个认、灭、礼、盛、化的扬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京都平城的云岗搭建了展示舞台，几任皇帝成了演唱的“主角”。

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98年自盛乐迁都平城时，平城在东汉明帝（58-75年）间就已建成通光寺，他采了道佛俱听的态度，尽管倾向“黄老之说”。

明元帝拓跋嗣好黄老，但由于征战不止，对佛教也是听之任之。

太武帝拓跋焘重寇謙之信道教，从心底对佛教不悦，加之“盖吳”事件，激起灭佛之恨，有人归结为这是儒士崔浩的操弄，其实不过是唯上罢了。看《旧唐书》记武宗灭佛诏书与太武帝灭佛昭告异曲同工，此时崔浩早已不在人世。

其后的献文帝拓跋弘在位仅仅五年，继承了文成帝的礼佛理念，使云岗曇曜的五窟造就。

对佛教文化发展的兴盛汉化起关键作用的是孝文帝拓跋宏。史载，公元471年，拓跋宏五岁就接了父亲拓跋弘的让位，一直至公元490年间由其祖母冯太后操持朝政。可一主政就大力推行改革，政治方面采取俸禄制和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经济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汉化上坚决迁都洛阳；改变风俗，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学习汉族典章制度，尊儒崇佛。

优惠高僧是孝文帝崇佛表现之一。《魏书·释老志》载：“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惠、惠纪、道牟、惠度、智诞、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当时很多高僧在迁都洛阳后认了僧官。

其次，在全国广设佛寺。据载，太和元年（477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两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二百五十八人”。迁都后再大建佛寺，比如少林寺就是此间辟立，还有许多与平城同名的寺院。大兴造像之风，多次巡幸云岗，“赐凭老者衣服”。在洛阳凿龙门石窟。据传北魏兴佛鼎盛时，全国僧侣二百多万。

拓跋宏注重整饬僧制。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努力将国家的一般世俗法律与佛教内戒律结合起来，表明皇权相对强大的北魏对佛教的有效控制。

至北魏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年）时，云岗石窟已出落“闺秀”，成为“窈窕淑女”。如今看来，孝文帝后的几十年云岗石窟晚期的凿造只不过是“淑女”的浓妆淡抹。

巍巍北魏，巧夺天工的造像术定格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进程，而云岗石窟则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向中国化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丰富了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明，镌就灿烂的中华文化丛中一束不凋的奇葩！

我慕名去过云岗，悟觉“她”只能是北魏的，缘由“她”是北魏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