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情结

我出生于秀山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我现在有了一份在别人眼里是较为稳定的工作，但我明白，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仍是一个尚未屙干“红苕屎”的农民子弟，因为我是靠红苕的哺育,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才没有受到过饥饿的威胁的折磨，红苕与我有太多太多的缘份，我的灵魂深始终摆脱不了“红苕情结”，事实上我对哺育我长大的土地和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红苕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

    从我年幼懂事时起，几乎每天的餐桌上顿顿都有红苕。那个时候，在农村有“红苕半年粮”的说法，红苕是我们家庭的主粮，母亲为了照顾我，在做饭的时候，特地在锅里煮半碗米，在饭的周围蒸一些红苕（饭主要为我而做的），每餐基本要等我舀了饭之后，剩下的才能够吃。

母亲为了使大家对红苕不产生伤食的感觉，又不断地变换着花样，有时将红苕削去皮，切成小颗小颗粒状，等锅里的大米煮沸开花后，用铁瓢将米汤舀去，留下一部份米汤，然后将切成颗粒状的红苕倒进锅里，用锅铲将米与苕颗搅拌混匀，这种饭我们称为“红苕饭”，然后再在锅沿又蒸一些红苕，这才盖上锅盖，用擦灶帕扎好锅盖与锅间的缝隙，在灶堂烧火直到锅里有饭锅巴的香味飘出后，才将灶堂的柴火退出灶外，再让锅里闷十几分钟，红苕饭就做好了； 有时母亲削去红苕皮后，切成薄片，将铁锅里的菜油烧出青烟，再将盐、海椒、葱子等倒进锅里，用锅铲搅匀，再将红苕片倒入锅中一阵爆炒，等红苕片炒至带黄带黄的时候，然后掺入一些水，盖上锅盖，烧火煮熟。吃红苕汤时，根椐每个人的喜好，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喜欢吃才煮熟就起锅的，这种红苕汤里的红苕片是一片一片的，而有的则喜欢吃那种能够用就能喝进肚里的汤汤，那是因为红苕被煮成了糊糊汤：如果在红苕里面加一些菜叶吃起来更舒服，更爽口。吃蒸熟的块状红苕则离不开菜，菜是自留地自己种的红萝卜、青菜、白菜等，里面没有一点油星，但有了这些菜吃红苕就很赶口、不会产生伤食的感觉。

那时劳动力多的家庭，条件好一些，主妇将队上分的黄豆用来推渣豆腐，用渣豆腐下红苕别有一番风味，在我们乡下至今都还有这么一句话：“渣豆腐下红苕，吃得一饱二醉”。蒸熟的红苕有时吃不完则放灶门上方的炕蓝里，用烧柴的烟子来熏“烤红苕”，烤红苕是留着今后吃的。

在进入农历的十月之后，大人们先在田里种小麦，种完小麦，大人细娃便开始上坡摘红苕叶，挖红苕的分工也很明确，有专人将土里的红苕挖出来，堆摆在土中间，等风吹干红苕的水分后，由妇女、老人或小孩再将红苕上附着的泥巴揩去，轻轻地放进篾篓或撮箕里，在选红苕时要严格分类，大红苕是用来人吃的，半大不细的又没伤皮的红苕则用来做苕种或口粮，要存放于红苕洞中分类单独贮藏，挖破皮的红苕和细小的红苕则全部放在一起，主要用来喂猪或推红苕淀粉，选满所有的背篓和撮箕、箩筐后，由正劳动力（男子，或称农会）每人挑一挑，女的则挑破红苕或者红苕叶，浩浩荡荡象一路大军下坡来……

红苕挑下坡后，要经过生产队长和会计，按户进行分配，由保管称重后记入账册，有劳动力的理所当然全部都能分得大的或者品种好的红苕，没有劳力的和成分不好的家庭则全部分得一些别人都不要的细红苕或破红苕，有的还是一些从被牛踩过的土里挖出来的红苕，这种红苕放进红苕洞容易烂掉。

    有时，我吵着嚷着要吃没有掺和红苕颗的大米饭时，母亲和哥哥们都会给我讲“大伙食房”时的一些事情。

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场自然灾害，我没有经历过，关于那时所发生的事，也就是从我父亲和哥哥们的中才有一些大致的了解，正是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些事才使我对饥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红苕的哺育之恩才会永世不忘。

那时候，是不允许各家各户自已私自开伙的，所有的锅碗瓢盆都通通被民兵收缴到了大伙食房，所有的人都到大伙食房里去吃饭，谁的家里屋顶上冒烟，就会被发现私自在家烧火，民兵们会上门来搜查，轻者提走铁锅、踩灭柴火、抱走柴禾，重者还要被弄到大队部去检讨。

大伙食房做的那种饭，其实一点也名不符实，只是米汤里面有那么几颗少得可怜的饭粒，在吃饭时，汤汤水水，大人用大碗，小孩和老用的碗要小一些，由炊事员一瓢瓢地发给大伙。有时也会蒸钵钵饭，按大人四斤，小孩老人二至三肉称米，放进每个人的瓷碗中，用大蒸桶蒸……

那个时候，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人都是面黄肌瘦，脸腊黄腊黄的，四眼落扣，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对填饱肚子的东西的企盼。

听隔壁三公等老人们说，在那个年代，自已的生命都难保，哪里还顾得什么妻子、儿女、兄弟。三公说，他曾亲眼见到，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土坎上再也醒不过来……，有的把自已的亲生子女推下河，任凭河冲走，在哪个时候，两个熟红苕就能买到一幢五柱六的大木房子，能娶一个比较有姿色的姑娘，因为吃饱肚子是每人的希望，现在这个年代两个红苕买房子、娶婆娘简直是天方夜谈，是根本办不到的。

    我父亲当时算得是寨上唯一的文化人，又写得一手好字，精通账目，尽管当时由于我祖父的成份高而经常受到批斗，但还是被安排到大队部当了会计，母亲则每天随婶娘、婆婆们参加生产队劳动，两个哥哥也被安排看牛和捡牛粪。

有一次，麦子快要收割了，那天早晨，饿得心里发慌的大哥将牛放在烧箕湾一块草地后，就跑到湾里的麦地里将一穗一穗的麦子掐断，放在手掌心中搓掉麦壳，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来不及咀嚼就往肚子里咽。此时民兵连长牛昌成正好路过，看见大哥在生吃麦子，走过去抓住大哥就往寨子里拖，象拖一捆柴草一般，“划划”地响，牛昌成的父亲寨最大的官（大队支部书记），平常他们一家对我们家的都没有好脸色，因此对大哥的求饶声根本听不进去，他将大哥拖到寨子门口边那根碗粗的桂花树边，用一根麻绳将大哥绑在树上，找来一根细细的树条左一下右一下地抽着大哥。母亲听说后忽忙赶来，跪着给牛昌成说好话，牛昌成才丢下手中的树条，说：“你要好好管教他！”说完便扬长而去，后来还是从大伙房赶来的炊事员加义嫂和母亲一起才将大哥弄回家里，母亲脱掉大哥的衣服，看着他背上的条条伤痕，禁不住眼泪长流……·

    晚上的时候，加义嫂专程来看大哥。大哥后来对我说，加义嫂的心肠特别好，有时哥哥们到大伙房，加义嫂总是趁没有人注意，悄悄地塞给他们一个粑粑或者熟红苕之类的食物，一边装着吼他们：“快走！快走！不要影响我们做事。”一边使眼眼色让他们尽快离开，平常加义嫂对他们也很照顾。正是这种缘故，我们全家对加义嫂心存感激，因此两家的关系也十分好，这种情谊一直到现在都在保持着。

后来，寨上的有些人开始说闲话了，说父亲和加义嫂有那种不明不白的男女关系。有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杨家园的明千在用一些捕网捉影的事来批斗父亲时，加义嫂实在听不下去了，唿地从人群中站出来，指着明千骂：“你说话要有根有据，你说冤枉话不得好死，你他妈的造是非，你亲眼看见了嘛？招呼二天你子子孙孙生出来都没得屁眼儿！”骂得明千灰眼灰睛很不得色。母亲在我懂事后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她心里十分清楚，知道是那些不服气的人，对我父亲的诽谤，父亲的为人她心中很明白。

    还有一件事情是二哥告诉我的，母亲为了让哥哥们吃上新红苕，割牛草时，在队上的土里挖了一窝红苕，放进牛草背篓里，上面用青草盖着，背回家来的时候，不知怎么被民兵们发觉了，拉着母亲就要去大队部，母亲死活都不愿去，民兵们将父亲喊来，让父亲说该怎么办，父亲说是他替母亲挖的，于是民兵们将父亲五花大绑要送大队部批斗。

那时冬发公是一个基干民兵，经常背着一把大刀，神气十足出没在寨子上，他用那把砍刀的刀背在父亲的背上砍了几下，没过多久，冬发公害了一场大病，头发都落光了，病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后来他家里悄悄地请了一个老先生给他看病，老先生说：“你要多做一些善事才行，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然你以为还会出现灾难的。”冬发公忙让家里人将父亲请到他家里，好好地款待，同时向父亲赔理道歉，请父亲原谅他的鲁莽行为。

也许是这一次大病使他心灵受到震憾、良心受到谴责了吧，从此冬发公他对我们一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们家给予一定的照顾，经常到我们家来找父亲耍、摆龙门阵。

    我出生那年，正是“伙食房下户”后的第三年，那时生活和生产条件有了改善，家家户户又分到了自留地，人们在自留种红苕和蔬菜，寨子才渐渐地恢复了生机。

我出生后体弱多病，父母亲在我的身上不知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在襁襟中父亲和母亲把我视为龙蛋般地保护着，深怕我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和饥饿，我的童年就是在他们的百般呵护下度过来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那次我因为与贵生等几个小伙伴，在放牛时，偷四队的红苕用火烧吃被四队队长捉到后，滕队长找上门兴师问罪，父亲当时气得脸发青，打了我几下（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其实那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也是图好玩。那天我们将牛牵到了烂塘湾，贵生提议由他和自友大负责去四队土里创红苕，我专门负责看守几个牛，分工完毕便分头行动，正当我们烧燃杉木剌将红苕丢进火里烧的时候，四队的队长滕建武来了，他想抓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四处跑，他一个都没抓住，气得他大骂，干脆把我们几个看的牛全部牵起，赶往寨子去，可是走到寨子后面的那个酒房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将牛赶往烧箕湾我家那几块土里，想让牛在那里饱食一顿鲜嫩的红苕叶，让我家也遭受一些损失，没想到他搞错了码头，将牛放进了三满叔家的自留地里了，三满叔知道后跑来制止，和他当场对骂起来，两人差点打起架来，父亲和母亲们赶到后才将他们拖开，滕建武心里的火气不得出，指着父亲的鼻子一通大骂，父亲默默地忍受了，可是他回到家来后，父亲突然抓紧我就是不放，找来一根细细的鞭子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把我打得不停地翻滚，不断地哭……·后来我家的、贵生家、自友家每家被罚了款(由生产队扣几百斤红苕赔给四队)。

    在读小学的时候，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傅，由于我那时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她对我非常好，父亲和母亲也经常抽空去看望她，每次去的时候都给她捎带点绿豆、黄豆，还特别背一些光滑园园的红苕，因为傅老师非常喜欢吃红苕，她有时将红苕削去皮，切成片，用菜油炸成脆生生的红苕片，有时又煮红苕汤吃，有时她用红苕蒸熟后拌合糯米面制作红苕粑，有时又将红苕切方块用开煮熟，沥干（过滤）水份，拌上一些白糖……总之她不断地变化着花样，每次她做了这些东西，都要给我留上一些，下课后让我到她的宿舍去，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眼里流露出慈母般的眼神，不停地问我：“吃饱了吗？还要不要？”……从现在的生活水平来看，吃点红苕并不是很稀奇，可是在那种红苕能当半年粮的年代里，红苕不但维系着亲情和友情，养育着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农家子弟，这正是我始终摆脱不了红苕情结，始终对红苕有着深厚感情的根本原因。

    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各家各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也不断地高涨，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到山乡和农村，粮食年年获得了丰收，特别是水稻由以前亩产几百斤增加到上千斤，作为人们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红苕已渐渐地从人们的餐桌淡出，红苕成了饲料，种红苕的土也大片大片的荒芜，长着杂草，除紫红苕在超市被城里人喜欢之外，农村成长的人对红苕再也没了兴趣……可是我却对红苕的离去产生了伤感和忧愁，生活水平越是提高，我对于红苕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就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