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2016-01-27 16:15 | 作者:千里马 | 散文吧首发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这首赞颂农村赤脚医生的歌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是流行,我小时候耳熟能详,而且自己会唱,对他们感到由衷的敬佩和发自肺腑地。尽管我早已离开农村生活30多年,也很少和他们再接触,但是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赤脚医生”就是现在的村医。过去农村上年岁的人尊称医生为“先生”,医生到家看病为“请先生”,普遍的称呼叫“大(dai)夫”。为什么村医又叫赤脚医生呢?原因就是为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问题,毛主席于1965年6月26日发表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立即响应“6.26指示”,大城市的一部分医务人员都下放到县以下医院、卫生院,县开办卫校,为农村抓紧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永远不走的乡村医生,在农村有病人就看病,没病人就参加生产劳动,仿佛是下田干活的农民,亦医亦农,故叫赤脚医生。除此,还普遍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相当于今天的新农合,农民每年每人交10块钱,一般的病治疗就可自己不花钱,大病外出看病按比例报销,所以,农民很欢迎。为此,各村开办了诊所,方便就医。

这些赤脚医生,也就是俗话说的“土”医生,他们往往学习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病。如上述《赤脚医生之歌》中的唱词,他们学习针灸,“一根银针治百病”,学习中医的按摩、拔罐、刮痧等传统医疗手法,学习研究收集整理和实践大量的民间验方,自己采集熬制中草药,看病土洋结合。免费搞防疫,种天花痘等,用较少的钱治较多的病,且随叫随到,方便得很,服务态度好,根本不存在像现在看病贵、看病难、给“红包”的不良现象,他们真正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体现了人民的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群众很满意。

从我记事起到“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间,我大队3000多口人先后有四位男性赤脚医生,三位能看病,一位是护士,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下放的老军医,都是本大队人,我和他们都有接触,有的也很了解。可以说,20岁之前,我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病都是他们给看好的,根本连公社卫生院都没去过,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一方农民身体健康的保护神,更是我敬佩的好村医。

先说邻村的李小三,人长得魁梧,爱打扮,像个白面书生。我刚认识他时30来岁,说起话来有点儿娘娘腔,服务态度很好,对病人和风细,人还勤快,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大队南部六、七个自然村唯有他一位医生,整天背着药箱,走东串西,从不迟懒。有的小孩儿怕打针,又哭又骂,他一点儿也不嫌烦,整天乐呵呵的,还首诊后自觉登门复诊,不让病号或家属请二趟,医疗技术也好,尤其是他扎银针是拿手戏,处处为病人着想,没钱也给治,医风很好。那个年代,疟疾病盛行,南方俗称打摆子,冷起来像筛糠一样,很难受,只要找到他看,一针两针扎下就好,怕扎针的吃两片奎宁片就好,人称“神医”他是疟疾病的克星。正因为他长得帅,医术好,后来被本村一位绰号“老少迷”的漂亮少妇看上,故意勾引他,十几次针灸后两人打的火热,也是他没把持好,正当他们在她家的床上相好时,被她年轻的丈夫逮着,闹得沸沸扬扬。俗话说,唾沫星子能淹倒人,伤风败俗毁了他的好名声,李小三灰溜溜地外出进修二年,不敢在家。后来学成归来,洗心革面,再行医也没听到人们的闲言碎语,只是大队办诊所时碍于以前的影响没请他当村医了,他边劳动边行医,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脚医生。

再说本村的李耀彬,小名趁意,1964年初中毕业后没再读高中,而是上县卫校两年,回来当上了赤脚医生。我家和他家老辈子都关系好,他哥是公社供销社会计,工作很吃香。我父亲是大队会计,也很被社员们高看,这一辈关系更好,又住前后排斜对过,仅隔一家邻居,所以,我家10来口人,谁有个头疼脑热,都少不了他跑前跑后,就像是自己的家庭医生一样方便。他同样长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工作细心认真,待人诚恳,收费合理,口碑较好。只是平时不爱多言语,和李大庄的李小三相比,显得不活泼,不大胆,一般不敢扎银针,医术也没他高。不过。经过从医几年的实践,农村常见的感冒发烧等内外科、五官科、妇科都会看,成为了全科大夫,只是不精,后来进大队诊所当村医兼会计十来年。可以说,我家人年年都不少请他看病,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改革开放以后才干个体行医户,整天背着药箱,谁请给谁看,服务态度蛮好的。现在他已随两个在郑州工作的儿子享清福啦!

最让人佩服医术高明的是老军医王克飞,我认识他时已有50来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爱吸烟,经常夹烟的左手中指和食指被烟雾燎得发黄,不修边幅,天爱穿件军用绵羊毛大衣,有时还披着。而且爱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由于他主修内科,方圆三、二十里远近闻名,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中西医兼治,以西医最见长。他原来是团级医院的主治大夫,为人耿直正派,医术高,脾气不太好,就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待罪了领导,加之家在农村,孩子多,负担重,养不起,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要求专业回家乡行医,为社员们看病。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他给我70多岁的老奶奶看病,有两次是他把老奶奶从死神那里给抢救过来,后来奶奶活到84岁才离世。正是因为有他这位名医坐诊,诊所里病人天天很多,墙上挂满了许多面褒扬他医术高明的锦旗,而那时只享受高工分,不拿工资,大队开伙,管吃而已。由于他的贡献大,大队到年终治给他一些适当的工分补助,也算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吧!

最后再说一下男护士张长纪。他年长我一岁,高中毕业后因和大队长的女儿定了婚,就被另眼看待,没有像我等许多人初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而是靠着关系当上了诊所里赤脚医生,在当时,处了当大队干部外,那是最好的岗位,几乎不参加集体劳动,还拿高工分,大队又管吃住,又学到了一门技术,很受人尊敬。不像我们民办教师,“文革”初期被骂为“臭老九”,后期被人叫着“教圈子”,在大批“读书无用论”“读书做官论”的年代,被人家仍然看不起,因为星期天、寒暑假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况且绝大部分没每月6元钱的工资。由于是同龄人,都有理想抱负,有共同语言,学校和大队诊所前后院,我经常去诊所不是看病,而是瞅他不忙时和他聊天。平时谈得很投机,过年我们还相互走动,俨然成为学校外我又交结的朋友。到了1977年冬恢复高考,我大队有20多人参加高考,次年只有我俩同时被中专录取,他上的是信阳地区卫校检验科,我读的是汝南师范政语专业,虽然不是大学生,胜似今天的大学生,因为只要一入学,家里基本不用再花钱供应,毕业后更是“香饽饽”,响当当的吃商品粮,转行就是国家干部,就可穿皮鞋。现在,他已是我市中心血站的检验科科长。几年前我们相聚提起往事,他还感谢如果不是当赤脚医生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就不会从医一辈子。我也感谢有当民办教师的经历,假如不当民办教师,我可能不会上师范,继而当国家干部,真是人生的命运使然啊!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赤脚医生已完成了他历史阶段性的使命,现在又变成了乡村医生,在日日夜为广大农村的留守农民兢兢业业地忠实服务着,坚守着,过去的合作医疗也演变成新农合。虽然名称改变了,形式改变了,但是为农民们进行医疗服务的内容没有变,发扬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维护农民身心健康的职责没有变,家乡新一代的村医们,继承上一代赤脚医生的衣钵,仍然身背药箱,脚踩泥土,走村串户,正把他们良好的医术医德医风传承下去,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让农民们活得更健康、日子过得更滋润!

赤脚医生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符号已经尘封,但她的精神将永世长存,我怀念那个时代,我更真诚地感谢那个时代所有的像我村王克飞那样的赤脚医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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