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养老”困局破解之我见

“独子养老”困局破解之我见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在我国形成并全面推行，“独生子女一代”就广受关注。而今，当我国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已过而立之年，或已临近 “四十而不惑”，他们的父母也为社会所聚焦。

众所周知，我国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至今已整整30年，这意味着生于1980年代初的很多独生子女，已步入而立之年。生下的孩子，大都已经开始蹒跚学步，而与此同时，这些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的养老问题，也随之开始浮现。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再加上孩子本人，正好构成了“4+2+1”的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的养老压力，显而易见。这种“4+2+1”的家庭结构，在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后，已成为很多家庭的“标准配备”，而最上层的“4”更已开始步入老年人行列。如何破解“独子养老”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渐已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近来，因为一些统计数据的公布，以及媒体的追踪，“独一代”父母的养老问题几成社会热点。包括上海的静安区在内，区一级财政也开始酝酿一系列手段方式，为 “独一代”解压。但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过去人们还没有给予特别关注。

“独一代”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一种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这30多年来，社会的变化更剧烈。其间，不仅整个社会从家庭的、单位的养老，过渡到社会的、统筹的养老，而且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上的“老年人”的特征都发生了变化。较之“老老年人”，如今以“独一代”父母为代表的这批“新老年人”，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在个人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上，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在变、社会在变、家庭在变、人更在变的情境下，很多人就开始担心，我们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工作生活压力都不小，或者因为出国留学、在外地工作而长年不在自己身边，以后我怎么办？靠孩子、靠政府还是靠自己？这样一想，加上又不知如何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恐慌就出来了。如今公众都很关心未来的养老金、退休年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大都容易陷入“问题太多太复杂，似乎一时怎么也理不清”的困惑。这实际上就在提醒，我们的思路要变。如果说，20世纪的主要求解思路，还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的话，那么，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更应该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来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 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不仅应包括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也应结合中国国情，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重新理解老年人“就业”、“退休”的内涵。从而以此为据，不仅解决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更支持老龄化社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仅是消费者，同样也可以是有体力、有智力、有社会资源积累、有潜力的生产者，以及历史的创造者。而公共政策所要做的，正是应当将这些角色统筹起来。

但如果我们一直不改变既有的思路，就会经常比较狭隘地去判断甚至畏惧一些可操作性很高的对策，如以房养老、柔性退休政策等。后者通常被简称为“延长退休年龄”，但它其实是一套与年龄、工龄、最低足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柔性挂钩的、有弹性的制度设计。它的意义在于缓解养老金短缺问题，更在于重新认识和利用劳动力资源。进一步来说，“延长退休年龄”只是重塑整个中国就业模式中的一个内容，而非全部。我们还要设计出中老年就业、再就业的制度体系，落实它与整个社保、养老金制度之间的关联度，开发出适合中老年就业的产业、职业，并支持他们不断完善自身知识技能结构的终身学习制度。所以，这就不是简单地在说退休年龄一件事，而是我们整个劳动就业模式都面临根本性变化。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测算，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年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上海真的已步入 “独子养老”时代了吗？对上海来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儿女的数量已经普遍低于两个，并开始出现只生育一个儿女的家庭。随着生育政策从“晚稀少”向“独生子女”政策过渡，1976年后开始稳定出现后来被称为 “一代人”的独生子女群体。早期“独一代”的父母大都出生于1946年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那波生育高峰，其中很多人是“老三届”。若以1947年推算，最早一批“独一代”的父母其实已经退休5年了。 “独一代”父母辈正集体迈入老年。

老年人最怕孤独，最渴望精神上的陪伴。大多数老年人都渴望跟孙辈、年轻人多交流。这也是所谓 “隔代养老”最大的意义所在，对我们整个文化传统的传承、绵延也具有积极意义。这多少提示我们，中国家庭确实在不断变小，但不等于说已经失去了养老的功能。中国未来的公共政策应当考虑为家庭养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家庭有能力来承担一部分养老功能，包括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收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如果在此基础上，政府、市场、家庭能够重新安排各自在养老政策中的福利搭配和责任分担，进而形成合力，诸如 “独老”问题的解决将不再如想象中那般困难。

其实不论子女多少，在世界各国，养老均是一个难题。我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梯度式的养老服务体系：低收入老年人由政府办养老机构，或者政府提供一定补贴的条件下进行居家养老，这主要保障基本的养老服务；中等收入老年群体，可以根据其需求，由其他社会公益性养老机构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另外政府适当参与；高收入老年群体，则可以根据其收入，由一些营利性的商业机构提供差别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这种办法，可以缓解“独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