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

2016-01-07 09:50 | 作者:随风 | 散文吧首发

犹如玩了一场充满诱惑的游戏, 从十八岁到四十八岁, 三十年已经转瞬而去, 我, 一个吃红薯, 喝面条汤长大的农村娃, 离开养了我十八年的家乡已经三十年了。

好几年没有回去过了。

因为一个与与我有特殊关系的远房婶子的离世, 我终于不得不又坐上回老家的火车, 带着从来没有回去过的儿子。

他确实需要补上老家这堂课, 我早就觉得, 每次填什么表格时, 籍贯都要填上----水城县河湾村, 在他的头脑里, 河湾村就是墙上的一幅水墨画而已。

因为奔这位老婶子的丧, 我就从这位婶子说起。

榔头婶子

榔头叔和我父亲是一个太爷, 比我父亲小几个月, 因为年龄相仿, 两家住的又近,所以俩人从小就要好, 听父亲说, 他和榔头叔的关系比亲兄弟都亲。父亲兄弟姐妹多, 他是最小的, 最小的姐姐也比他大七八岁, 家里没有人顾得上陪着父亲玩。所以, 父亲小时候都是跟榔头叔玩。 榔头叔是他家里的独苗, 爷爷奶奶忙, 顾不上照顾父亲, 父亲在榔头叔家比在自己家的时候还多。

后来, 父亲去城里上学, 榔头叔的在他三岁时候就死了,他娘也没有送他上学, 十八岁不到, 榔头叔就不顾他娘的阻拦, 去部队当了兵。虽然那时候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年代, 但刚刚结束朝鲜战争, 村里有两个烈士的现实还是给人们留下阴影, 榔头叔走的时候, 他娘哭的死去活来, 但榔头叔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了。榔头叔走后没几个月就给父亲寄了一件衣服, 一件八成新的军装。 从此,榔头叔给的旧军装就成了父亲最好的衣服, 说是拾的旧的, 但父亲说, 衣服和新的没有区别, 有的都是榔头叔一次都没穿就寄给父亲了, 而榔头叔自己回来探亲时穿的军装上都打有补丁的。父亲说, 他们班里的同学看到父亲穿着新军装, 都羡慕的不得了, 不知内情的还以为父亲是干部家的孩子呢。

榔头叔当了三年兵就转业回来了, 榔头叔说他是吃了不识字的亏, 不会写入党申请书, 所以, 在军队三年做了三年饭, 伙头军是最让人看不起的, 转业自然还是回家务农。榔头叔说他有很多战友都转业做了干部, 他常常感叹着对我和我的姐姐哥哥们说, “我咋不和你们爸学学啊, 要是能识几个字我咋能回来呢?”, 可是父亲却说, 榔头叔其实是因为照顾他娘自己要求回来的。我觉得父亲说的对, 因为邻村的皮蛋也是大字不识, 和榔头叔一同当的兵,却转业到了公安局。

不过毕竟当过兵, 大队里安排榔头叔当了生产队长, 后来又替他写了入党申请书, 把他发展成了党员。父亲这期间也离开了学校, 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工资一个月十四元, 榔头婶子、 我母亲都是这期间嫁到河湾村的。 榔头叔的生产队长干的非常好,听父亲说,自从他当了队长, 队里每年的粮食都是打的最多, 每次缴给国家的公粮都是十几马车。 因为缴的公粮多, 流动红旗几乎没有离开过我们队。父亲说那年村里建中学, 仅我们队里就出了一半的砖头。中学建好后父亲就调到我们村中学, 并且担任了校长。但是,榔头叔从来没有给自己家里弄过什么东西, 只是对我们家帮了不少忙, 因为我们家就母亲一个劳力,工分挣得少, 分东西也少,每当生产队分东西时, 榔头叔就说:“二乖哥家里孩子小, 二乖哥教着学, 二乖嫂子确实难, 大伙权当照顾一下他们吧”, 看着榔头叔那哀求的目光, 大家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这样我们家的粮食总算每年都凑乎着够吃。父亲说, 要不是这样, 我们家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口粮。

父母结婚后, 大姐、大哥、二哥和我先后出生,而榔头叔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不知道咋回事, 榔头婶先后怀了四五个, 都半路流产了, 一直到我出生了半年多,他们才终于生出自己的一个女儿, 榔头叔就给女儿取名叫难儿。

我快一岁的时候, 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父亲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给母亲看病, 不到一岁的我和姐姐哥哥留给近八十岁的奶奶照看, 那时候大姐才八岁,二姐六岁, 哥哥三岁。我饿的哇哇大哭, 奶奶把红薯在嘴里嚼成糊糊, 用手指头抿着喂我, 那时候农村是没有奶粉的, 条件好的家庭养一只羊, 挤羊奶喂小孩, 我们家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的。奶奶没有一个牙齿, 红薯自然也嚼不烂,不明事理的我只知道哇哇地哭 , 奶奶也难过的掉眼泪。这时候榔头婶从地里跑了回来, 二话不说, 抱起我让我吃个饱, 那时候她家难儿不到两个月大。“婶子, 你带好那三个孩,这个小东西交给我好了,反正奶水那个丫头片子也吃不完”。奶奶感觉太麻烦人家了,糯糯地说:“他婶子, 能让孩子有口奶吃我们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 咋能再给你带呢, 你还有恁小的妞, 还得下地干活, 榔头也顾不上家, 你婆婆身体也不好......”榔头婶没有听奶奶的推辞, 就把我抱到他们家。就这样, 我和难儿共同吃榔头婶的奶水, 一直吃了两个多月。

母亲回来看着吃的白白胖胖的我, 心里感激的不知道怎么好, 就跟父亲商量:“ 干脆把拥军认给榔头家吧”, 心存感激的父亲当然没意见, 从此, 我就认榔头婶做了干娘。

榔头婶生了难儿后就再也没有生孩子, 我这个干儿子就成了他们夫妇的宝贝疙瘩, 有什么好吃的, 榔头婶榔头叔总是不忘送到我家里给我吃一些, 每年过年的时候,总有一身好看的新衣服给我穿。 大年初一我去他家拜年, 榔头叔和榔头婶总是正儿八经地坐在堂屋里, 让我磕一个头, 然后搂着我亲了又亲, 当然, 压岁钱是少不了的, 通常他们给的压岁钱比其他所有人给的加一起还多, 所以, 我最喜欢去他们家拜年。

榔头叔这个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期间公社想让他到大队干支书, 他说:“我不识字, 还是让别人干吧”, 就这样失去了唯一一次得到提拔的机会。因为是队长, 榔头叔和榔头婶干活很拼, 那时候经常挖河, 白天干农活, 晚上组织群众挖河,拉起一溜的电灯泡,在工地垒起大灶, 架起大锅做饭。按照规定每晚两口人挖一丈宽, 因为榔头叔还要指挥, 还要给群众送水送饭, 他们两口子的一丈其实都是榔头婶一个人挖的。我那是五六岁, 就和难儿在土堆旁边挖洞玩,很多时候都是玩着玩着就卧在土堆旁睡着了。但我现在还能记得那时榔头婶像个男人那样,脱掉上衣, 光着膀子挖河, 我小时候吃过的奶子一甩一甩的。虽然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但我不记得她曾经落后过, 别人挖完的时候, 她总是也能挖完。

在我和难儿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榔头婶的事业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她入了党, 她找到我父亲给她写了入党申请书,然后读给她听, 改了几次她才满意。老支书宣布她入党那天, 她特地让榔头叔到菜店割了半斤猪肉,榔头叔又买了一瓶老白干, 那天榔头叔把我也叫到他们家,榔头婶炒了两大盘菜,我父亲也去了, 母亲因为还要给姐姐哥哥们做饭就没有去。 他们哧溜哧溜地喝着酒,聊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拿出包“大前门”香烟, 他和榔头叔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 我和难儿则投入地享受着难得的美味, 两盘菜大部分都被我们俩消灭了。

入党后的榔头婶干劲更大, 干完农活, 她总是拔一大篮子的青草送到队里的牲口屋, 从来没有让记过工分, 听我母亲说, 老支书准备让榔头婶做妇女主任。

在我和难儿上初中的时候, 榔头叔的队长不干了,因为队里的地都分给各家各户承包了。 在分地的时候,因为地块有的肥沃, 有的贫瘠, 有的离河近, 有的离河远, 该怎么分?当队长的榔头叔愁白了头发也没有理出一个让人人都满意的方案来, 最后确定的时候,好几家围着榔头叔吵闹不休,榔头叔是秀才遇到兵, 最后干脆来个徐庶进曹营, 任凭他们骂骂咧咧, 他只管叼着烟袋锅子抽烟,就是闷头不坑。 最后还是榔头婶跳出来, 大喝一声:“都别吵了, 谁家有意见就和俺家的换换”, 就这一句话, 那几家有意见的人都不吭声了, 但从此就成了他家的仇人, 见面也不再和榔头叔家的人说话, 听说还有到公社告榔头叔的, 公社来人到大队问问就走了,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榔头叔却受到打击很大, 不久他就辞去了队长的职务。不仅他辞去队长, 连榔头婶做妇联主任的事, 也在他的再三反对下成了泡影。

榔头叔不干生产队长后, 就和榔头婶一起专心种他们家的那四亩多地。他们都是种地的好手, 又勤快又能干, 所以别看他家的地是队里最贫瘠的, 但地里种的庄稼确实最好的。榔头叔当兵时的一个战友在县化肥厂工作,后来, 通过这层关系,榔头叔在村里开了个化肥门市部, 他那里卖的化肥, 每袋比供销社的还便宜五毛钱, 三里五村的都到他那里买化肥, 一年下来,虽然利润不多, 但卖的多, 榔头叔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记得那年过年的时候, 榔头叔推回来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高兴地给我和难儿说:“我听老师说了, 你们俩都学得不错, 这辆车是我奖给你们俩的, 以后拥军骑着车带着难儿上学, 省的每天跑几里路了”。 那时候因为我们村初中整修教室,学生暂时到镇里的初中上课。我和难儿每天跑两公里到镇上去上学,我们家里就一辆破自行车, 父亲每天骑着去学校,哥哥姐姐们也都争着骑, 根本轮不上我。虽然榔头叔家有一辆自行车, 但一则榔头叔经常用, 再则榔头婶对难儿自己骑车不放心,怕她摔着了, 于是榔头婶就让难儿和我一起步行去学校。现在骑着新车, 我们那个心里是美的啊,难以形容。

那两年, 农村的日子真是变得快。 我们骑上新自行车的那年9月后, 我和难儿都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 吃住在学校, 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我和难儿虽然还象兄妹, 但高中的学习很紧张, 教室和寝室离得都很远, 我们也只是每个月底回家的时候才见一次面。 我父亲还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工资也涨到一个月一百多点。 虽然还紧张, 但放了学和周日可以帮母亲种地, 哥哥姐姐也都可以在地里干活, 再加上父亲较早接受科学种田的思路, 所以, 我们家的粮食不但足够我们吃的, 每年还有不少余粮缴给国家, 扣了公粮钱, 还能落上个一二百的,父亲也不让我再接受榔头叔他们的东西了, 刚开始榔头婶还把东西硬往我手里塞, 后来见我坚持不要, 可能觉得我长大了,就慢慢地不再给我。只是难儿每个月把她吃不完的粮票给我, 那时候每个学生按照28斤的标准发给粮票, 只有凭粮票才能在学校食堂换饭票, 我总是觉得不够吃, 正好补上, 所以我就不客气地笑纳了。

榔头叔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了, 他在城里租了几大间门面房, 让人做了金字招牌:水城县惠农农资公司。 不仅卖化肥, 还经营农药、种子、农具, 塑料薄膜, 还特意聘请农科所的专家给免费大家传授农业新技术。他们那里卖的比县供销社的农资都全, 价格也比供销社的便宜,服务也比供销社的好, 所以,据榔头婶子说, 县供销社的几次找榔头叔, 要求合作, 都被榔头叔拒绝了。那时候, 提起榔头叔来, 在水城县赫赫有名。 听我父亲说, 榔头叔家当时至少有上百万, 在我们上高三那年的节, 榔头叔开回来了我们这一带第一辆小汽车, 停在村里的正街上, 全村的大人小孩围着这辆小车看。

正应了那句“盛极而衰”的老话, 正当人们觉得榔头叔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榔头叔出事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下了一场雷阵的午后, 天闷得不得了,寝室就剩我一个人,同室的其他同学有的回家了, 有的找凉快地方学习去了。 因为该高考了,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 因为实在热的很, 我就只穿了一条小内裤在寝室里复习功课。突然, 难儿慌慌张张地没有敲门就冲了进来, 惊得我赶紧抓了一件背心盖在两腿间。虽然我们都非常尴尬, 但难儿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到我面前, 带着哭腔低声告诉我:“拥军哥, 我爸爸被公安局的抓走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听到这消息我简直不能相信, “咋可能啊, 人家吓唬你的吧?”, 我带着疑惑的表情问难儿。“是真的, 村支书刚才来叫我了, 他刚从拘留所过来, 让我赶紧回家照顾着我妈”, 难儿已经哭出来了。

“好, 别着急,难儿, 我们马上回去, 说不定公安局的弄错了”, 我一边安慰难儿, 一边飞快地穿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向我们村飞驰而去。

我们家离县城近二十公里, 农村吃饭晚,我和难儿到家的时候,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但难儿家一片狼藉, 门口站着几个老人和孩子。我们走进院子, 就听见榔头婶子幽咽的哭声, 几个妇女坐在她身边, 时不时地安慰着她, 我母亲也在。看见我们回来, 榔头婶子一把抱住女儿, 娘儿俩哭声大作, 慌得几个妇女手忙脚乱,劝了这个劝那个。我站在旁边看着痛哭的榔头婶子和难儿, 心里难受的象压了一块磨盘, 但除了手足无措, 我能做什么呢?

好在父亲和老支书很快走了过来,老支书六十多岁了,在父亲这一辈里是最年长的, 很有威望。他走到榔头婶子身边轻声说:“别哭了他婶子, 你哭恁很让闺女咋办?”, 一句话, 榔头婶子马上停止了哭泣, 哽咽着对难儿说:“别哭了妞, 有您大爷和您叔他们呢, 咱给您大爷他们做饭去, 都净忙您爸的事了, 几个人还没有吃午饭呢, 赶紧吃了饭, 还得去城里找人”。 难儿抽泣着,抹着眼泪跟她妈去厨房了, 我母亲跟着去了厨房, 大家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慢慢的散开了。

从大伙的议论中, 我听出了一些情况, 好像是榔头叔的商店卖的玉米种子出了问题, 人家告了。这是去年就发生过, 东村几家从榔头叔那里买的玉米种子, 出的苗不到一半。 我记得榔头叔取了一大扎钱, 挨门给人家赔偿, 除了赔钱, 还免费又给人家提供种子, 端午节还特意请那几家到家里喝顿酒, 弄得那几家人都不好意思了, 说同村的在供销社买的种子也苗不齐, 跟供销社的人吵了一架也没有得到啥赔偿, 跟你这儿差远了, 以后还从你老弟这儿买等等, 总之大伙喝的很开心。谁知道今年又出现这种事情, 不知道咋回事, 人家就没有跟商店说, 直接把榔头叔给告了。

大伙吃过饭, 老支书、我父亲,、还有一个叫山羊的本家叔一块去城里, 我也自告奋勇要求跟着去, 父亲可能考虑到榔头叔是我干爹, 就答应了。

我们先来到城里的一个亲戚家安置下来, 准备晚上去找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表哥。来的时候榔头婶子给了父亲两千元钱, 那是比父亲一年的工资还多的一笔巨款啊。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衬衣上口袋里, 又特意穿了一件外套, 虽然天很热。

表哥很热情地接待了父亲一行, 其中不仅仅有亲戚关系, 父亲还曾经是他的老师, 后来考上司法学校, 毕业后就分配到县检察院工作, 现在已经是里面的一个科长了。表哥认真听了父亲对事情的叙述, 最后很郑重地告诉父亲他们, 不应该有很大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案件, 可能拘留一段时间, 然后罚款了事。等案子从公安局转到检察院了, 他可以再通融通融, 尽量少罚点。

听了表哥的话,大伙都轻松了不少, 榔头叔家就不缺钱。老支书说:“ 罚多少都认, 尽量少拘留几天就行”。表哥满口答应, 尽做大努力帮忙。临走的时候, 父亲拿出那两千块钱要给表哥留下, 表哥死活都不肯收, 最后父亲又塞回口袋里, 几个人连又回了村子。

我们回到村里已经快半夜了, 大家伙直接到了榔头叔家, 榔头婶和难儿、还有我母亲都还在等着。大伙商量了一会儿, 最后形成决议: 等着, 看罚多少,榔头婶子当即表态,无论多少, 都交!

第二天我和难儿就回学校了, 难儿本来不想回, 但榔头婶子坚决让她回去, 为了让难儿放心, 她还和大家开起了玩笑, 说如果榔头回不来了, 她就再找个更好的。

因为复习太紧张, 我渐渐把榔头叔的事情放到了一边, 难儿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焦虑, 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临考前的总复习。

高考前一天, 天又闷又热。大部分学生都不再复习了, 有的干脆跑到大街上彻底放松放松。我和难儿都是各自班里的优等生, 学校特意给我们这些优等生开个小灶, 就是集多数老师的经验, 猜一些可能要考的到的大题进行押宝。那天下午,就在我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的时候, 一个老师把难儿叫出去了。

我一直到晚上很晚了才又见到难儿, 她脸色很苍白, 感觉有点魂不守舍。我问她怎么了, 问急了才告诉我, 她妈妈病了, 在县医院呢。我安慰她说:“不碍事的, 娘身体好, 有点小病打几针就好了, 考完了咱们去看她”。难儿没有说什么, 就赶我走了。

连续三天的高考,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考点, 我没有再见到难儿, 一考完, 我就赶到难儿的宿舍找她, 要和她一起去看她母亲, 我的干娘。但难儿不在, 和她一个考点的室友说, 考试时就没有见过难儿!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没有顾上收拾行李, 急冲冲地向老家赶去。

家里没有人, 榔头叔家里也没有人。

邻居告诉我, 榔头婶大前天被救护车拉走了, 我母亲也跟着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应该是县人民医院。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心急火燎地赶去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我默默看着医院病房大楼通明的灯火,心里一阵阵的紧张。什么事情能让难儿居然放弃高考啊?

我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问, 终于在心胸内科问道了榔头婶子的病床号。

房间里很安静, 母亲一脸疲惫地坐在床头的凳子上, 看着病房门口, 榔头婶子还在沉沉地睡着, 难儿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没有人说一句话, 也没有人动一下, 只有输液瓶里的液滴不停地滴, 我仿佛能听见水滴的声音。

看见我进来, 母亲微微动了一下, 轻轻地说:“来看看你干娘吧拥军”。我鼻子感觉酸酸的, 强忍住没有让泪流出来, 赶紧瞄了难儿一眼, 难儿已经泪流满面了, 正把手往嘴上捂。

榔头婶子比一个月前廋多了, 额头和眼角显露出明显的皱纹, 好像几天没有洗过脸了, 眼眶的一圈都是黑乎乎的,而且, 我第一次发现, 榔头婶的头发居然已经白了近一半。

我的眼里终于不争气地涌了出来,难儿也忍不住抽泣了, 母亲轻轻地叹息着, 只有这个躺在床上的病人, 还能沉沉地睡。

晚上九点左右, 我父亲和老支书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和榔头叔一起当兵, 后来转业到公安局的皮蛋叔。

父亲把我叫到病房楼下, 简单问了问我的考试情况, 就把榔头叔他们的事情告诉了我。

原来, 就在高考前一天上午, 邻村的在公安局工作的皮蛋突然急匆匆地赶到我们村里, 皮蛋叔家在城里, 平常来往也不多,他找到老支书, 告诉老支书一个炸雷般的消息:根据上面下的文件,榔头叔的情况非常严重, 公安局定性为投机倒把,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 建议判处死刑!材料不日将转到检察院, 按照惯例, 公安局移送的已定性刑事案件, 检察院只是走个手续,不会再发回重新审讯的, 而且, 根据上面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严打精神, 可能八月份检察院就会提起公诉, 法院最迟九月底要公审一大批, 处理一大批。临走, 皮蛋说他只是公安局里一般干警, 也说不上话, 就这报信如果让局里知道了也吃不了兜着走, 让赶紧托人想想办法, 看能否保一条命。

严打期间公安局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 到中午时候, 老支书还没有想好怎么给榔头婶说, 公安局的人就赶到村里,查封榔头叔家里的所有财产, 将公安局的刑侦结果通知榔头婶, 并且要求她必须配合公安局的工作, 在通知榔头婶的同时, 另一路警察也赶到学校, 将难儿带到公安局,通知了难儿。

榔头婶子听到这消息一下子就晕倒了, 在场的老支书还是有见识, 赶紧跑到村部, 用那部很少动用的电话拨打了一二零。 难儿承受着如山的压力, 因为怕影响我高考, 没有将真相告诉我。

父亲下午放学后才知道这件事, 他赶紧赶到检察院的亲戚家, 表哥正准备明天去找他呢。下午检察院接到公安局的材料, 他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正赶上严打, 这件事恐怕很难办,而且, 他感觉这个案件中还有人推波作澜。因为他私下里问过主管公诉的副检察长, 副检察长暗示他不要过问这件事, 涉案人恐怕得罪了某方面的人。

三天来, 父亲、老支书俩人四处寻亲问友, 将能利用的关系想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两个农村人能有找到什么关系呢, 虽然他们在村里被人们当做大人物敬重, 可是在城里, 他们就是一个农民。俩人活动了三天, 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因为怕随时需要,榔头婶子一直让父亲拿着那两千块钱, 而这两千块钱, 父亲一直也没有送出去。

八月中旬的时候, 我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离开村子那天, 我又一次来到榔头婶子家。从医院出来后, 榔头婶子三天两头到城里去, 在县委、县政府见到坐小轿车的人出来就跪在人家旁边喊冤, 因为榔头婶子在县委、县政府门口的行为, 县里认为严重影响了水城县的形象和政府正常的办公, 她被拘留了两次, 老支书也因此被免职, 还收到党内处分,城里很多人把她当成疯子。 那天早上我到她家的时候, 榔头婶子抱着我大声痛哭, 边哭便喃喃地说:“拥军啊, 您干爹是冤枉的, 你有本事了可要给你干爹伸冤啊”。我只能应承着, 以便安慰一下干娘那颗破碎的心, 我还能做什么啊?

就在我到省城上学的那年国庆节前夕, 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公审大会, 一大批犯罪分子被处于极刑。包括榔头叔, 在那次严打中以投机倒把罪被枪决。

榔头叔死后, 他家很快就没落了, 财产以非法所得被没收, 榔头婶子也终于放弃了四处申冤。她又成了一个正常的农村妇女, 每天早起做饭,吃过早饭就到自家责任田里干农活, 还养了两头猪, 三只羊和十几只母鸡和鸭子。那些把她当疯子的城里人,还有那些坐小汽车进出机关大门的人, 应该感觉耳根清净一些,应该很快就把她和她的事情遗忘了。

和母亲在家里干了一年的农活后, 在榔头婶子的再三督促下, 难儿又回到学校。 但没有考上大学, 后来又复读了一年, 仍然落榜,最后终于放弃了学业。那几年,靠着那几亩田地, 还有院里那些猪样鸡鸭, 榔头婶子一个人支撑着这个残破的家, 供养着女儿上学。

榔头叔被枪毙后, 我父亲把那两千元钱还给了榔头婶子, 这两千块钱在他兜里装了几个月, 最终也没有送出去。后来难儿上学后, 我父亲经常给难儿一些零用钱, 虽然我家也不宽裕。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省城一家国营企业工作, 在省城安了家, 我的哥哥姐姐也散居在不同的城市, 后来父母也跟我来城里居住,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前年春节前, 父亲病重了, 因为担心自己死在外面, 父亲执意要回老家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 不得已, 我带着父亲和母亲回到久别的河湾村, 住进了残破的老宅。河湾村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只是村里的人少多了,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只剩下几十个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村子。当年父亲教书的村中学已经被合并到其他地方, 村里只保留了小学,招收附近几个村子的小孩。 听村里老师说, 一个班只剩十几个孩子, 都是父母打工的地方没有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工资低在打工地交不起学费的, 好一点的都把孩子带走了。村里有十几家已经多年没有回来过,家里的房子几乎成了废墟。 这些年的发展,村子的破败和城市的日新月异成鲜明对比。

难儿后来嫁到邻村, 前几年,两口子和孩子一块都去浙江打工了, 只有春节有时候回来一个人, 看看留在老家的老人。她家的房子也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了, 窗户上的玻璃全破了, 屋里的气温和外面没有什么不同。榔头婶子身子骨还好, 只是眼睛不好使,因为患白内障, 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屋里的东西,她每天就摸索着做一顿饭分三顿吃。因为没法种地了, 她就把她那二亩地承包给一个外地人,每年给她一千斤麦子, 这就是她的全部收入。

榔头婶子见到我激动的颤抖, 抱着我的头哭了好一阵子才松开。她说去年春节女婿回来了,今年说是难儿回来, 因为车票不好买, 又贵, 今年又不回来了。难儿她公公也剩一个人在家里, “唉, 一个八十的老头都不知道咋吃饭啊”, 榔头婶子再三叹着气说。看着灶台上半碗结了冰,黑乎乎的, 不知道是啥菜的剩饭,我的心里揪一样的疼,于是我就告诉榔头婶子, 我母亲想和让她帮忙照顾一下我父亲,这样才把她接到我们老家的屋子里。

榔头婶子的白内障有好几年了, 又一次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有医院可以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就让难儿带着榔头婶子到了省城,到医院他们才知道有一些费用还是要缴的, 榔头婶子没有任何医保,也没有任何的退休金, 难儿家里也非常困难,于是榔头婶子坚决放弃了治疗,尽管我们愿意替她承担所有费用, 但她还是拒绝了。 临走的时候我偷偷地在他们的包里放了三千元钱, 作为他们对我的恩情的报答。

我父亲在家里躺了半个月后就去世了, 葬了父亲, 我带着母亲又回到城里。榔头婶子又回到她的老房子。, 我买了几箱子方便面, 火腿肠之类的东西留给她, 够她吃一段时间的, 这些, 对于一个农村的老人来说, 已经是奢侈品了。母亲给她留下一件大鸭绒袄,穿着又轻又暖和的鸭绒袄, 榔头婶子高兴的手舞足蹈, 说从来没穿过恁好的棉袄,养这个干儿子真值。 临走的时候,榔头婶子和我母亲抱头痛哭, 最后止住哭,挤出一点笑容对母亲说:“你们放心走吧, 我每年过年, 七月十五、十月一都到给二乖哥坟上送钱,路远, 你们不用回来,反正也得给难儿她爹送, 给他老哥俩一块送就是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回过老家, 也没有再见过我的干娘。

听到榔头婶子去世的消息, 行动不便又有些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只是喃喃地唠叨着:“又少了一个......, 又少了一个......”。

经过了七八个小时的旅行, 我们终于到了河湾村,我们到达的时候, 榔头婶子已经下葬了。 我站在榔头婶子低矮的小坟包前向四面瞭望,田野里除了稀稀疏疏的老树和一片一片的小麦苗, 大部分地方都是干枯荒草或者赤裸的沙土地。年轻人不愿回来种地, 剩下的老年人已经拿不动锄头, 于是人们要么让土地荒着, 要么种上不管, 能收多少就是多少。榔头叔他们那一代人挖了灌溉河也早已成了臭水沟,他们建的中学已经荒废,他们曾经耕作一生的土地, 曾经提供我们最初的积累—公粮的土地,也和他们这一代农民一起被放弃, 被遗忘。眼前的这个小坟包, 就成了他们留下的唯一, 也许过不了几年, 这个小坟包也不会存在了。当人们坐着飞驰的高铁, 开着豪华的汽车走在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不会看到淹没在田野中的这个小坟包, 还能想起当年拿粮食换钢铁, 拿鸡蛋换石油的时候吗?还能想起躺在小坟包里的这一代农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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