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病乎（摘录上）
法国病乎（摘录 上）
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人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我们注定要长期摇摆于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已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改革，已前我们有种极端的骄傲，现在则坠入同样极端的卑微中，已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我们更愿意相信，斗争和努力从此成为徒劳，我们的肌肉鲜血和神经将永远比我们的意志和品德强大。
威胁我们这样民族的最严重的疾病是民情的逐渐萎靡，心灵的堕落和趣味的粗俗，那是未来的危险所在。我们的病不会痊愈，就像法国病不会完全好一样，好像那些渊博的医生，对古来的病了如指掌，却对他们的病人所患的新的具体的疾病一无所知，他们用他们的博学杀死他们的病人，这并不鲜见。
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那个招致“旧制度”毁灭，并在“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的政治肉身上借尸还魂，继续兴风作浪的致命病灶，就是那种以“行政极权”的“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主专制主义”。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的权力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
让·博丹：国家要得到优良和明智的治理，其头号法则就必须是观察其状况，了解每个国家的力量和性质，明辨侵袭它们的那些疾病的原因。实际上，做为一种“政治之癌”，专制主义的病患可谓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就曾将专制主义定义为“以主人管理其奴仆的方式施行统治”的“变态政治”。世易时疑，虽然新时代的“民主专制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传统专制有着不可避免的“家族类似”~其目的都是为了剥夺人们的“自主”和“自由”，使其永远处于奴仆状态。
托克维尔：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专制，，这种民主专制主义奠定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基础之上，而古老的传统术语如“专制”“和“暴政”，也不足以完整呈现其性质，界定其特征。
社会中不在有等级，不在有阶级划分，不在有固定的地位，人民由几乎彼此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物，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们，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事实上他是主人。
民主专制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绵延数个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由此所代来的个人的拉平化·软弱化·疏离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产物。现代的专制者只须借助于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借助于现代人对于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喜好，借助于民主人的焦虑嫉妒骄傲和贪婪的私欲，无需诉诸任何危险的暴力和艰苦的努力，就可以兵不血刃的荡平疆土之内的豪强之士，一劳永逸地在民主人中间树立无形的但却沟壑森严的壁垒。这样人民平等了，但同样的软弱，民众是靠近了，但都无所依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於主动选择，还是出於被逼无奈，专制统治的降临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作为一种新形的柔性专制，民主专制主义呈现出与传统专制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现代专制者号称致力于民众的幸福，自称是民众的奴仆。象泼拿巴那样的专制统治，也必须以平民主义~民主的方式使自己合法化；现代的专制者往往表现为承载着人民主权的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的行政机器。
2015年 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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