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叔也是抗战老兵

父亲兄妹六个，兄弟四个，他们都出生在湖北黄梅刘家大墩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爷爷脾气暴躁，但庄稼活是把好手；奶奶菩萨性格，从早到晚操劳不歇。我记得，当小孩子犯浑，不得不惩戒时，奶奶只是用巴掌心装模作样的在屁股上揉两下，我们非但不痛，反而更加体察到老人家的慈祥。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黄梅遭遇百年罕见大水，正在家乡读私塾的父亲兄弟几个，在族兄刘仁涛（著名眼科专家、作家。其作品“为了和平”）的带领和影响下先后外出求学或作工。经过自强不息的奋斗，父亲成为航空医学的专家，三叔成为无线通信方面的高等技术人员，四叔成了老师，现在台湾过着怡养天年的退休生活。四兄弟中，唯独二叔读书少，为生存计，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兵。

那时，我们住在成都。听母亲说，二叔开车常往返于前线和后方，经过成都时常来看望我们 。由于战乱，物质匮乏，二叔还不时给我们稍点稀罕的东西。

五、六十年代我回过老家两三次，二叔己完全是一付农民模样了。在兄弟们中，二叔长的很有特点，一张棱角分明雕刻似的脸，眼睛放亮，睁得很大，显得很严肃，但从嘴角处又能看到慈祥。劳动间隙，二叔曾跟我讲起在四川开车的情景：蜀道难行，有一里十八弯之说。在盘山路上开车，一要看路，稍一大意就会连车带人翻到滚滚江水中或深山峡谷里去；又要看天，躱避轰炸，和日机斗智斗勇。历史上的大文豪李白曾在四川的油江长大，他留下一句千古绝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足以说明蜀道的险恶。能在四川开车，任何地方就难为不了。

我有时不明事里地问，你遇到过危险吗？二叔激动的眼睛更亮了：在战争中，能活下来的都是死里逃生。我换过两部美式十轮卡车，一部被日机击中，自己也被震昏过去。另一部由于路难行，零件磨损被淘汰。二叔自豪感油然而生，但又对过去的驾驶生涯生出些许留恋。自作聪明的我用学来的道理安慰起二叔，一切都会好起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农村里拖拉机、汽车都会有的，你的这一身技术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事后，想起自己说过的话，都禁不住哑然失笑。

抗战结束不久，二叔回到了家乡，他既要为国尽忠，又要为家行孝。实际上这是兄弟们达成的默契，家里要留一个，伺奉双亲，继承祖业。二叔在老家娶妻生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兄弟们时有周济，但膝下有六个子女，自然、社会条件恶劣，日子依然过的不温不火，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跳出农门，身居底层的命运无法改变。带着遗憾，二叔五、六年前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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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党彰显抗战人士，举行盛大阅兵庆典。这份殊荣中，难道没有我二叔一份？谁来为我的二叔颁发并佩戴纪念章？谁来抚慰他们的遗属？这份迟到的没有发出或者永远沉寂的慰问可能很多很多，想到此，情不自禁地慨然令笔，赶在9月3日阅兵之前写上这些，权作对二叔，对所有参加抗战的仁人志士的纪念。

我对二叔的事了解甚少，知道点只言片语，再说，那个年代谁也不愿张扬这些事情，十分遗憾。

写于2015年9月2日晚1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