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边上

——记“我们家人”

我们学校建在省城边上，同事们总是喜欢开玩笑自称为西瓜村的村民。

我刚来的时候，扶风路才开始修，学校周边还比较荒凉，那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人群：年龄从20来岁到50来岁，男女都有，男的大多戴着安全帽，满身泥水浆溅上的痕迹；女的大都背着背篼，偶尔还可看到一两位20多岁的妇女，用做得很精致的腊染的背袋背着岁把的孩子。他们不时地用苗话开玩笑，或商量着分工。上点年纪的男子，休息时用竹鞭做的烟杆，“叭哒叭哒”地抽着没有加过人工的极原生态然而极呛人的叶子烟。他们就是在省城边上打工的“我们家人”了。

他们说的大都是苗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我虽然听懂了，却不敢加入他们的交谈，我知道，他们对不了解的人，是有些戒备的，一旦不是“我们家人”的人听到了，他们就不会那样纯朴、自然、生动、风趣地自由交谈了。

过后三四年，我的户籍迁到了省城另一边的一个小区，我又成了省城边上的乡民了，住所离学校有十来公里，几乎每天都要赶清晨的第一班公交车，中途还要转一趟车才能到学校。那两三年的时间，和我一起赶清晨第一班公交车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背着沉重的书包的未成年人；另一种就是带着背篼或简单的泥水匠工具的“我们家人”。天晴的时候，哪怕周末也不例外。下雨的时候，“我们家人”少了，背书包的还和我一样，匆匆忙忙。寒暑假时，背书包的少了，偶尔赶一两次第一班公交车，“我们家人”还是老样子，匆匆忙忙，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从省城的一边坐到另一边去做工，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总不能随着做工的地方不断改变啊。

一次，在买菜回家的途中，看到前面一个背着背篼的佝偻的身影，一手提着塑料袋，一个装着黄中透着黑绿的酸菜，另一个装着一小袋豆米，还有浑浊的豆汤，那可是“我们家人”最喜爱的“酸菜豆米”了，就不知道在省城边上做起来，有没有我们苗寨的那种独特的风味。另一手提着的，还是小塑料袋，两层的，里面装着价廉而物未必美的白酒，透过塑料袋，那酒泛着乳白色，显得更加浑浊了，不多，就半把斤吧。喝酒？他们还能喝酒？哦，那可不是生活中的享受，只不过是为了解除劳累一天的困乏，为了晚上能够很好地入睡，明天又有足够的精力，从事着新的一天繁重的劳动啊！因为，那“酸菜豆米”实在不是下酒的好菜，没有好菜，喝酒是很容易醉的啊！他们醉不起啊！

最近几年，总觉得省城卖的鸡，科技含量太高了，没有家乡的地道，有时嘴馋了，就从县城买个一只两只的来，看着活蹦乱跳的鸡，又不忍杀，就喂着，时不时要买点鸡菜。一次下班匆匆忙忙赶回来，眼看天就黑了，路边一个移动的菜摊，手推车上满满一大车白菜。不少人正在挑选那菜心的部分，尽量把边上较老的撇下。其中也有一个50来岁的男子，背着背篼，兴致勃勃地挑选着。可他与众不同，就捡别人丢弃的部分，再把有些泛黄的或者破烂的剔除，其余的都收好，捆了两大捆，大概有十五六斤吧，把钱付了，还请卖菜的帮他小心地放在背篼里，回家了。我收完了他选剩的部分，才两三斤，付了钱，也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这白菜，也分等级啊，第一等，是大多数人买的菜心，是自己吃的；第二等是那个背背篼的“我们家人”买的部分，也是自己吃的；第三等，就是我收捡的部分，这可是喂鸡的啊。原来，在省城边上做工的“我们家人”吃的菜，是被人们丢弃的，也就比喂鸡的稍好点点罢了。

有朋友说，苗族同胞现在的进城务工，是第六次迁徙。我只知道第一次迁徙，是大约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祖先亚鲁王带着部族的一部分，迁徙到了大西南的莽莽崇山峻岭之中。后来的四次，怎么迁徙，我可不知道。这第六次，“我们家人”进城务工了，可他们愿意进城吗？他们能迁徙进城吗？是现在？还是以后？有没有这种时候？

辛卯年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