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叔

我的三叔

好多年了，尽管我已忘掉了太多的过去，但对于我的三叔，特别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我与三叔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很多记忆是由一些零零碎碎的影像撮合而成。这些影像模模糊糊，飘飘忽忽，云里雾里，没有一个完整的事件可心证实我对三叔的认识，因此我至今并不知道他爱什么和不爱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像我老爸一样爱喝酒——尽管我感觉他可能也是个好杯之人，因为我从他那张黑红的脸上很容易便联想到五加皮的颜色。听我老爸说，三叔曾经去过香港，那是1949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乡下山青水瘦，树多田少，围着几分薄地难有出头之日，因此就有那么一些眼光远大的青年，抱着各种梦想，背井离乡，到外地、到省城、甚至到香港打工谋生。当然，那个年代山是山、水是水，道路不通，水路不畅，出一趟省城，关山难逾，千辛万苦，若到香港打工，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规模涌入城市，留得一村空寂。

老爸比三叔先到香港多年，立稳脚根后，才介绍三叔去香港谋生。那时候的香港不设边界，任人去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港。所以乡下族人中，也有多人在香港安身立命，有的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并开枝散叶。但三叔似乎天生是个与泥巴有缘的本分农民，一旦离开生养他的那一片土地和大山，他就会患得患失，茫然不知所措。他在香港混得并不快乐，没有快乐当然也就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因此他终于无法适应那里的喧嚣和尘浊，回到了乡下。

我对三叔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我九岁的那一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或者在我家中，或者在乡下，我是见过三叔的，但那时的我还未懂事，对于身边的事情，大都记住了那些深刻的片段，而对于往来的亲戚乡人，太多了，记不得了。但九岁的记忆至今仍如断断续续的流水，虽不满盈，却很清澈。为了躲避1966年那场血雨腥风，我和弟妹及栋哥、华哥一道，回到乡下。这样，三叔才给我留下了一些不大完整的印象和记忆。

八月的云敏村，绿色的山，绿色的田，给人一派安宁的感觉。三叔红黑的皮肤，敦实的身板，憨厚的笑容，是那样鲜活地印在了那间老屋的阴影里。老屋建在一个鱼塘边的高地上，青砖泥瓦，有点破旧。老爸在三个兄弟当中排行第二，爷爷给三个儿子各分了一所房子，这是属于老爸的一套，厅厨合一，一个房间，一个小阁楼，里面的大床、饭桌、木椅等一应家具，大都是我父母留下的。因为我父母已在广州安家，也因为三叔结婚时穷得叮当作响，所以这房子和这些家具，就给三叔使用了。在这乡下，贫穷是大家共同的拥有，而三叔的贫穷，更加惨不忍睹。按照三叔这身体魄，一家人的吃穿应当不成问题，但不知为什么他家会穷成那个样子。所以，屋里至今没有增添一件像样的家具。

我们在乡下的那段日子十分快活。因此在城里受到的种种郁闷和约束，都在这乡村的山山水水中得有释放。野地、山风和湍流唤起了我们的野性，家乡亲人的热情，更令我们肆无忌惮。山里尽管贫瘠，但我们一日三餐不成问题。白米饭基本得到保障，菜式并不逊于城里。因为城里的好日子已成昨日记忆，买个鱼呀、肉呀都得凭票供应。乡下满地里都是食材：水田里有田鸡、田螺；溪河中有蚬、䂜、泥鳅、塘鲺；水塘里有鱼儿、虾儿、石螺；山中有飞鸟、蟒蛇……只要你想吃，没有吃不到嘴里的。就说那个月明星疏的晚上，我们嘴馋了，就搞了一锅蜂巢山雀粥。那个蜂巢是白天在山上经过细密侦察定位的，因为白天怕被蜂螫不好下手，所以等到晚上才摸黑上山，只有一枝烟功夫，就把它拿下了，人却毫发无损。听说蜂巢可是个好东西，特别是蜂巢里那些蜂虫，一个个挑出来，放到米粥里熬，既营养又美味。这还不算，那天晚上还抓了好些山雀。这些山雀我都说不出名字，有的羽毛好漂亮，有的羽毛灰灰的。只要被电筒光照住，也就基本束手就擒了：有的逮在树梢上，有的逮在屋檐下。山雀和着蜂虫一块下锅，那米粥自然美不可言。

乡下真的什么都不缺，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吃货，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听说老爸每月还寄了些钱回乡下，交由华哥支配，主要是用于支付日常伙食，因此我们真是三餐无忧。乡下的至亲是大伯爷和三叔，一个是我老爸的兄，一个是我老爸的弟；然后是隔代的二伯爷和三伯爷。我们的吃饭问题就在他们之间轮流解决。这样一来，既减轻了亲人接待的压力，也让我们均衡地享受着亲人的关爱。但这种均衡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因为我们似乎都习惯于在大伯爷、二伯爷和三伯爷之间轮流就餐，而对于三叔，我们总是尽量不去给他添麻烦。三叔的穷困在村里尽人皆知，我们怎么可以将一顿饭的花费托付给一个经常透支的家庭。三叔是那样的热情和老实，他绝不会为接待几个侄儿的一顿吃喝而吝啬，他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接待你，甚至可以将心掏出来，让你看看他是多么坦诚。但三叔从来不会用嘴巴表述自己的情感，他老是低着头走路，显得心事重重，好像在思考着许多东西，又似乎总是找不到答案。如果他老早就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他大概现在就不应扛着锄头，把皮肤晒得黑红。他与我老爸和大伯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一股蛮劲和一大堆肌肉，而且随时可以冲锋陷阵而不需要做预备动作。可惜他这无穷的力量得不到合理释放。三婶跟三叔一样没有文化，而且比三叔更没文化，所以她缺乏那种调配男人能量的气场，更没有能力支撑一个男人奋发向上。她为三叔生了4个孩子，但一个个都被三叔修理得没了个性。但三婶却很有个性，并很能给这个家庭添乱子，她不但看不透三叔的内心世界，而且还不时往三叔流血的伤口上撒盐巴。所以每当三叔遇到天大的难事，总是找不到一个倾吐苦闷的地方，于是只能把郁闷吞进肚里，自己独自咀嚼。三叔一身的牛力就是这样消耗在家庭的重压中，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亦步亦趋、期期艾艾、心惊胆战……直至穷愁潦倒。

可是我们当侄儿的都是小小年纪，不懂人情世故，满以为少吃三叔一顿饭，就是对三叔莫大的尊敬。但这对于内向的三叔，可能是一种伤害。那段日子，他总是为了约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一顿饭而努力着，每次见到我，他那张黝黑而满布皱纹的脸上便露出憨厚的笑容，说：“雄仔，今天到我家吃饭吧！”而我总是显得并不在乎，把头一摇：“今天说好了，在二伯爷家里吃。”三叔于是很失落的样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哦哦。”步履有点沉重地走了。

其实我们也并非没有到过三叔家里吃饭，只是没有把三叔放在管饭的亲人队列里。在那个队列中，每天到那一家吃饭，都有预先安排。比如今天早上到大伯爷家吃早餐，昨晚上就要提前说好。到了早上，就要说好中午和晚上到哪一家吃饭，这样才不会亏待自己的肚子。否则，大家都以为你要到哪一家吃去了，都没有为你准备，那结果是可想而知。但无论怎么安排，总是没有留给三叔的位置。一个多月的乡下生活，我们在三叔家中吃饭总计不过三次。三叔的家实在是太窄小了，那个厅堂被烟火熏得黑黑的，中间摆一张小饭桌，哪里还有地方立脚，吃饭时候，有的人必须坐到屋门外。而且三叔那四个孩子特别爱闹，大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在吃奶，脏兮兮的，吃饭时很不守规矩。我们这些在城里被宠惯的孩子，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氛围。记不清那一次是三叔家里杀猪还是三叔帮人家杀猪，他特意把我们侄儿仨人叫去他家里吃饭，说是有好肉吃。乡下吃猪肉也是难得，何况是大块的吃，很有吸引力，而且华哥说了跟我们一块去吃，于是就去了。虽然必须挤在一起肩靠肩的吃，屋子还是那样的昏暗、潮湿，我那几个堂姐弟仍是不守规矩胡胡闹闹，但猪肉和猪内脏的熟香使人无法抗拒。三叔看着我们侄儿几个吃得滋味，心里很爽，笑咪咪的，两边的眼角尾纹兴奋地扯动着。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幸福、最快活的三叔。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有点对不住三叔。

是的，如果我们都无所顾忌，如果我们都多一点亲近三叔，带给他多一点的快乐和笑容，或许他的寂寞会得到多一点消解。他并不需要你给予他什么，你只要给他多一点点的理解，那就足够了。在乡下只呆了一个多月，我们就回城了。再没有机会对三叔说一句抱歉的话。

城里依然是那个形势和那个节奏，并不喧嚣却仍潜伏着许多惊恐。登赢路口的栅栏还没有拆除，到了晚上，栅栏的大门仍然紧锁，各家各户仍需把铜盆和木棍放在得心应手的地方，以备随时敲打，随时追拿那些传说中的逃犯和盗贼。到了第二年，这种令全城人心悸的日子好像有所缓和了。初春的日子，并没有给路口那棵老榕树带来新意。它并未衰老，却撒落了一地叶子。很多落叶是在春天完成的，而嫩芽恰恰在这时取代了落叶的位置。到了5月初夏，树上结满一串串似花非花的小卵果，又像点点滴滴的秋雨一样撒下来。这使我想起了云敏村后山那棵又老又高的荔枝树，在小河边长得蓊蓊郁郁；还有后山的芒草、松果、野花、山埝……

那个夏天的中午，是个很平常的休息日。天空十分光亮，但没有太阳。我们一家子围坐在厅里吃午饭。我们住的屋子是平房，一室一厅，厅门敞开，正对外面的小路。吃着饭，门外陡然出现了一个邮递员，把一封家信递了进来。是老爸接的信。他慢慢把信拆开，慢慢地看下去。然后，我就看到他用手擦着眼睛。他流泪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老爸流泪，也是只此一次。

这封信来自乡下，报告了三叔的死讯。但我始终没有看过这封信，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这封信。相信老爸看过这封信后，就把它销毁了，就如同当年必须销毁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

三叔走了，真的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居然也跟那些在财产上、或思想上、或精神上曾经富有过的专政对象一样，匆匆地走了。他走得一点也不壮烈，但却充满了悲情。他在大山里为自己掘了一个竖坑，然后吃了大山里生长的“苦蛮公”（大茶药），便一头栽进竖坑里。没有挣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融进了他所厮守了几十年的大山。据说有人揭发三叔私藏了一条枪，说他曾经在山里当过土匪，后来不干了，返回乡下，并把那条枪藏了起来。我相信三叔跟这事儿不拉搭，他老实巴交的像个木桩，也有玩枪的潇洒和藏枪的睿智？所以他被村里那几个风云人物一阵冤棍，自觉无处申冤，只好以身自证清白，可是身后却留下了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子女。

好多年了，我每每想起三叔，想起老爸为三叔的落泪，心情总是难以平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死了，全国上下一片欢呼；而乡下一个憨厚平凡的三叔走了，却在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乡下那边传来了消息，说是要为三叔平反了。因为三叔当土匪的事儿纯属误传，其实他当年是西江支队的一名战士，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和队伍失去了联系。三叔从此解甲归田。

听到消息的那一天，空中灰蒙蒙的，下起了丝丝小雨。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每每经过西江，我都会透过车窗多看她几眼。西江有时裹在夕阳中，有时浸在雨雾里，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她让我想起了儿时回乡路经这里的情景：一艘渡轮载着我们，在迷茫的江面上缓缓行进，那一声凄怆的长笛，惊破了深空的寂寥。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