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来的幸福

大名县在冀南平原南部，黄庄在大名县的北部。黄庄东一里是卫河，西三里是漳河，一个小村有两条河拱卫着，按常理应该是风水宝地。可赶上不讲常理的年代，河也不讲常理，十年有九年把黄庄泡在水里。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黄庄人是苦水泡大的。黄恩才就是其中之一。“那个年代”是兵荒马乱的民国。

后来，国家平静了，卫河和漳河也平静了。现在卫河漳河成了黄庄人早起晨练的好去处，黄恩才就是其中之一。

我也是在晨练中遇见黄恩才老人的，不过是在市里一个学校操场上。老人的女儿和我的妻子是同事，他在女儿家小住。

老人与其他乡下老人装束一样，只是他用带子扎着裤腿，才让我想到这是个高龄老人。老人清瘦，背微驼，耳聪目明，气色很好，脚步有力，不急不缓，一圈一圈转，不时甩着双手。问他高寿，老人伸出三个指头：民国三年出生。老人已近百岁，身体康健，生活自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民国三年，一个久远而又足以让我仰视的年份。久远，意味着丰富，也蕴含着曲折和故事。职业的敏感，使我产生了采访老人的欲望。

果然，老人的故事是曲折的。庆幸的是，老人的思维和记忆是那么清晰。

黄恩才老人说，那会儿卫河漳河没人管，河堤决口，十年九涝，没有收成，哪有吃的？为了糊口，十一岁的黄恩才在亲戚帮助下，到馆陶县城给一个炸油条的摊贩拉风箱，管吃，不给工钱。除了拉风箱，还要抡着斧头劈柴，给摊主看孩子，尽管每天早起晚睡，可依然不断受到斥骂。

比天灾更害人的是人祸。大名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当时，贪官污吏不法，军痞土匪横行。黄恩才十三岁那年，张作霖的部队在南方吃了败仗，溃退时骚扰百姓，黄恩才扛着红缨枪参加了保村护家的红枪会。黄恩才老人说，没办法，这些家伙们到处乱抢，也没有人管，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竟在黄庄的村南村北戳了两座炮楼，老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老人说，鬼子很坏，经常深更半夜朝村里打枪，闹的老百姓胆战心惊，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抢东西抢人，抢了人，让你当皇协军，有的送日本做劳工，俺村就有俩，一个半路跑了，一个解放后才从日本回来。为了应付日本人，村里几个年岁大的到炮楼应差，混饭吃。村里的年轻人都跟着八路军，挖交通沟，送信，运粮，八路军也不亏待老百姓，每个月给一个条子，领三十斤小米。黄恩才的弟弟是跟着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出去抗日的，后来整编参加八路军，今年九十一岁，生活在安徽。

世道乱，可日子还要过。黄恩才从十七岁开始，跟着本家一个爷爷学习木工和泥瓦工。有道是，灾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个手艺也确实让黄恩才受益过一阵子。可鬼子的抢掠，灾荒连年，使村里人的忍耐终于在民国32年突破极限，全村四百口人，除了老少不能动的和饿死的，外出逃荒三百口人，黄恩才也不得不加入逃荒队伍。黄恩才决定去东北。

没有出过远门的黄恩才，这次才体验到了颠沛流离的滋味。

这次，他和妻子带着四岁的大儿子和三个月的大女儿，从山东临清坐汽车，花七块钱买票去德州，打算从德州乘火车。可半路汽车出故障，只好弃车步行，怕车票钱不够，不敢乱花钱，就讨饭吃，女儿饿得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他想把女儿送人，可那会儿都穷，没人要，放在路边又于心不忍，毕竟是亲骨肉。

步行三天终于到德州。从德州买票去沈阳，到天津转车，在买票时候，济南茌平一个男人和妻子也要去东北逃难。可这两个人也没有出过门，就连买票也不知道咋买，这两个人看黄恩才比较厚道，就给了他一百元，让他帮着买票。黄恩才老人回忆说，那会儿的人都饿急了眼，抢，骗，偷，只要能吃到嘴饭，啥事都有人干。买票花了八十五元，剩下十五元又如数还给那人，告诉他，一定注意骗子。那对茌平夫妻特别感动。黄恩才对我说：我要是拿着他一百块钱跑了，他也没法，就是买好票，把剩下的十五块钱要了，也说得过，我帮了他的忙啊。可是，再缺钱，咱也不能干那个昧良心的事儿。

到天津，逃难去东北的人多，他们硬挤上了车。到山海关进满洲国，要把关外的滦河票兑换成满洲票。停了一天，黄恩才没有钱，不敢下车。

三天后到沈阳，接站的不少，可都是开旅店的。不由分说，黄恩才一家就被一家旅店接走。旅店人很热情，倒水，招呼。当听说他没钱住店，老板的脸立马拉了下来。黄恩才要去的是公主岭，那里有他之前过来的老乡，可公主岭距离沈阳还有五百里。身无分文，黄恩才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板借钱，跟老板说，他自己先去公主岭，让妻子和儿女留在这里作人质，挣钱后还钱，再把妻子孩子领走。老板自然不同意。此时，一个路过的老太太见黄恩才一家可怜，就给了他五毛钱。这五毛钱在那时已经相当不少了，一斤煎饼才一毛三。可五毛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老太太给他支招：你要钱。无计可施，黄恩才只好拉下脸去向人乞讨，可苦苦乞讨了一天，只得到四毛钱的施舍。不过这比没有好，加上老太太给的五毛钱，他买了三斤煎饼，五分钱买了一壶热水，先给孩子吃，后自己吃，此时他和妻子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面食了，肚子咕咕叫，两眼冒火星。暂时稳住了肚子，可沈阳到公主岭的十元车票钱还是没有着落。也真巧，正在苦思冥想的黄恩才碰见了在德州火车站的那对茌平夫妻。茌平夫妻听说黄恩才没钱买票，当即给了他十块钱。黄恩才却只要了五元。采访时他说，人家也是穷人，能拿出五块钱给咱就不容易了。可五块钱还是不够啊，于是他脱下身上的夹袄卖了七块钱。可车票够了，路上吃得咋办？大人可以忍一忍，孩子饿了就哭叫。黄恩才脱下布鞋，卖了五块。

到公主岭飞机场南边一个叫淮南洞村子村，与十多家逃难的在这里落脚。住了半月，生计没有着落，又只好到怀德县草阳坡一个叫杨大成的村。

安顿下来后，妻子给人纺花，纺一斤棉花给五十斤棒子，一瓶麻子油，给一包咸菜。黄恩才知道，这是人们关照他们一家。其实纺一斤棉花的报酬根本没有那么多。黄恩才说，天下还是好人多啊。他利用木工手艺经常帮助村里人修房盖屋。一个住在临近村子的大名老乡挑着货郎担来看他，问他：你会打织布机吗？他说会。当时日本人在东北不让中国人自己织布，让农民种粮换日本的布，穿的比较紧张。于是黄恩才就动手打了一架织布机，引得四村八邻都来看热闹。可这个大名老乡有私心，织布机打好后就自己要了，用来织布赚钱。尽管受骗，可也给了黄恩才启发，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就给人来料加工－－－打织布机。半月打一个织布机，挣满洲票十五块钱加工费。

后来，黄恩才觉得打织布机不如自己织布赚钱。一个布32尺，二斤二两重，换五石棒子，还给十六块钱手工费和二斤浆线子用的白面。正当黄恩才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村里有人眼红，报告给日本人的派出所，把他织布机没收了。黄恩才带着二十尺布和五十块钱的大烟土送给了村长，村长留下布，把大烟土给了所长。当时五块钱就能买五百斤棒子，破费了一点，没几天黄恩才又把织布机挑了回来。

这个村不能呆下去了，黄恩才打织布机时候认识邻村田家窝铺一个叫徐八爷的人。徐八爷五十岁，屁股后面挎着枪，是一个官私两通的人物，日本来之前当过民团团长。徐八爷找个地方让黄恩才安顿下来。为人仗义的徐八爷，对厚道的黄恩才也很关照，村子里有摊派出苦力的，徐八爷就不让黄恩才去，徐八爷对乡亲们说，让老黄在家好好织布，咱做棉袄棉裤不发愁。

在田家窝铺呆了一年，这年正月十五，黄恩才接到家信，说父亲病了，让他回去。黄恩才把置办的东西都变卖成现钱，准备回老家。虽然那会日本鬼子已经日落西山奄奄一息，可路上依然险情不断，一是不通车，再者就是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黄恩才的两个老乡走到公主岭又回来了。

走也走不了，东西也卖了，生活又没了着落，保护他的徐八爷在村里也没那么威风了。咋办呢？天无绝人之路，此时田家窝铺北边不远的胡家窝铺村，一个叫赵福的财主差人赶着大车把黄恩才一家接走了。

赵福很富有，弟兄三个，全家三十口子，有二百条牛，二百只羊，四十多头骡马。黄恩才也是在打织布机时与赵福结识的。赵福家是前后院，前院大，黄恩才一家住后院。赵福年岁大，黄恩才称赵福叔叔。赵福与徐八爷一样仗义，而且更加关照黄恩才，赵福做了好吃的也经常喊他过去。就在这一年日本鬼子战败，八路军过来，赵福怕村里人分掉自己财产，赶着骡马牛羊，带着四杆枪，套着两辆大车跑了。赵福临走时让黄恩才也跟着走。黄恩才说，我一个逃荒的，不怕。就没走。

赵福走后没几天，八路军的区政府就在赵福家的前院成立了。不久，田家窝铺的徐八爷被八路军区政府给抓了起来。

也凑巧，区政府人员都是从邯郸各县抽调支援东北的干部，区长曹耀光和政委王少民都是魏县双集人，距离黄恩才老家仅二十里路，队长牛录文是永年县刘营人。刚来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区政府领导把在这一带逃难的邯郸老乡请来喝酒，说他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请各位老乡多帮忙。徐八爷听说黄恩才的关系后，就派手下人通过黄恩才找区政府通融，黄恩才是知恩必报的人，竭力帮忙，再说徐八爷也没有什么大事，不久徐八爷就获得了自由，而且尽心为八路军区政府帮忙。

那时，这一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带，经常你退我进，我守你攻。不到一个月，人熟地熟的国民党还乡团，把人地生疏的八路军区政府挤走了。黄恩才又陷入困境。

重操旧业吧，织布的多了不赚钱。根据条件，他准备拉脚搞运输，但这必须到人口流动多的地方，于是又到了公主岭。在公主岭火车站附近原来有不少日本家属房，日本人都回国了，空房子多的是。黄恩才老人说，日本人的房子讲究，阔的很，里面厨房厕所都有，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放着锯末，防潮，拾掇一下就住进去了。一天黄恩才拾柴禾的时候，碰见飞机场司令部伙夫来村子挑水。伙夫不愿意费力气挑水，就对黄恩才提出互助条件：他给黄恩才木柴，黄恩才替他挑水。黄恩才答应。伙夫给黄恩才开了出入证明，送进去一担水，出来挑一担柴。飞机场处于瘫痪状态，所谓的木柴都是好木板，这让有木匠手艺的黄恩才欣喜不已。他用木板钉做锅盖，一天做三个锅盖，一个锅盖卖三块钱，一天挣九块钱。

积攒一段时间，黄恩才买了一头小毛驴，自己做了一个小木车，开始到车站拉脚。第二年买了一个骡子，与另一个有骡子的人伙买了一辆大马车。那时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共产党军包围，从长春和其它城市逃难的人很多，他们就从公主岭车站拉人送往四平，一百二十里路，每车拉二十个人，每人收五块钱。不到一年，黄恩才挣够了回家的路费，此时已是1948年的春末夏初，他的老家大名县已经解放，正在轰轰烈烈的土改。

思乡心切的黄恩才决定赶着马车回老家。他买了一辆胶皮轮马车，已经有使用牲口经验的黄恩才特意买了两头骡子，走远路骡子有耐力。在准备好路上家人吃饭用的锅灶米面劈柴后，黄恩才特地给牲口准备了四麻袋草料和十大块豆饼，骡子吃了豆饼长劲。路上，大人早起自己做一顿饭，晚上住店再吃一顿，中午给孩子买点吃的，喂喂骡子，稍事休息。从东北到河北，三千多里，黄恩才赶着马车带着全家人走了整整一个月，到家的时候，麦子已经黄稍。

黄恩才没有赶上土改，只能种着他父亲分到的七亩地，后来又以每亩一百五十斤麦子的价格，从邻村买来五亩地。世道平安，有地种，有粮吃，按说，作为一个庄稼人也应该知足了，尤其是像黄恩才这样经过乱世和流离的。可黄恩才不这样想，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来，就像村东卫河和村西漳河里的水，流动起来才有活力。这也许是许多农民所没有的东西。

到家第二年，黄恩才把从东北花五百块钱买来的胶轮马车变成了十石麦子，当时一石麦子就值伍佰元。长途贩运骡子脚力好，顶用，可费草料。在家拉磨送粪犁地，还是毛驴合算。于是，黄恩才卖掉骡子，赚了一笔钱后，买来一头毛驴，与邻居一头牛搁犋，合作种地。

黄恩才觉得本地马车比东北价格高的多，就想把置换的钱再去东北购置一辆马车。于是，带了四百元人民币，于1950年再次踏上奔赴东北的路途。那时大名县的货币由原来的冀南票河北票更换统一使用人民币，从东北回来时，一元人民币可以兑换十八元东北流通票。可是这次到了山海关，他才发觉货币比值变了，一块钱人民币只能兑换八元东北流通票。这样，自己身上四百元人民币到东北购买马车，就没有钱可赚了。于是转车到天津，打听到贩卖洋线到东北可以赚钱，购买了四捆洋线，一捆洋线十六斤，价格五十元。可等到了公主岭，才知道贩卖洋线利润极薄。买马车的计划不能实现，可又不能空着手回去，那样连路费都赚不回来。于是，就花了一百五十元买了三辆旧自行车，那会老家大名县自行车极少，还是稀罕物品。这样，除了托运费，每辆自行车赚了三十多元。谈到第二次东北之行，黄恩才老人笑笑，说：没有摸准那边情况，太冒失。

1951年阴历十一月，他被招工到峰峰，那时峰峰刚开始规划发展，还没有相邻的彭城镇名气大。与黄恩才一同招工到峰峰建筑公司的大名老乡一百二十人。年前干了两个月，年后干了四个月，每个月有六十元工资，他还是一个领导二十多人的组长。可他考虑，家里上有老人需赡养，下有五个年幼的孩子需照顾，十几亩地需他伺候，家里确实离不开他。他向领导提出回老家务农，可作为技术骨干，建筑公司领导不放他走，只好不辞而别。于是丢掉了铁饭碗。到现在老人还后悔：要是那会儿不回老家，现在我早就退休了。

从峰峰回家后，老人当过村里的保管员，当过乡里的木业组长，官职不大，可他干的钉是钉铆是铆，很受称道。

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信条是：宁可我一人寒，不愿意让两人单。老人的女儿说，老人心态好，不管多大的事儿，都压不住老人，端起碗就吃，躺倒就能睡。在老家，每天早起到河堤散步，走十来里地。每天半斤酒，一盒烟。五六年前烟戒了，酒还喝。吃饭从不挑食。老人说话做事讲理，从来不记恨谁，也从来不埋怨谁，从不与人论短长，有烦心事自我调节。发完脾气拉到，见面该咋说话还咋说话。快八十岁的时候，还在家做一些木工活。

老人为人热心，有木工和泥瓦工手艺，经常帮助别人。所以人缘好，威信高，邻里之间有了矛盾，都是找“老二爷”。老二爷是村里人对他的尊称，弟兄排行第二，辈分高，年岁大。就连村干部有了难事也都愿意找“老二爷”出主意。

其实，老人长寿还有一条：儿女孝顺。几个儿女知道老人不易，都尽力让老人安享晚年。比如在邯郸的女儿家，女儿，女婿，外甥，都围着老人转，变着花样给老人做着吃。去年女儿带着老人到医院体检，没有任何毛病，医生说老人的心脏最多是六十岁人的心脏。

采访时，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是满足：儿女孝顺，不惹我生气，国家还每月给我五十块钱补助。老人说的是，国家对农村老年人的照顾。

老人的满足是有道理的，因为老人赶上了好时候。正像当下许多人感叹的那样：活着就是幸福。而老人的幸福是自己活出来的，不像有的人，幸福来啦，人没了。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黄恩才没有那么多的养生经验和人生哲理，可他活的实在，活的纯粹。逆境时不哀叹抱怨，积极生活；顺境时不挥霍透支人生，知足地生活。这也许是我们现在许多人应该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