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延安

西北望延安

延安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及文化生活历程都无法绕行的驿站，犹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之于耶路撒冷，她是一方圣地，是一方革命的圣地，是追求解放、自由、民主、平等、幸福与崇高的圣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那儿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延安最早进入我的记忆应该是懵懂时学唱的歌曲《南泥湾》，继而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回延安》、《记一辆纺车》、《西行漫记》等各类文艺作品或文史资料。当这些文字所叙述的事件、人物、情感、境界反复在我眼前闪烁时，我常常纠缠在到那个混乱、紧张、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在我似乎理清了新中国诞生的来龙去脉时，延安对于我来说除了神圣还有就是神秘，于是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正像一首歌唱的“我要去延安”！

黄土高原

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于6月22日从西安出发乘汽车沿210国道去了延安。

陕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部是汉中地区，堪比天府之国，中部是渭河平原，沃野千里，诞生了自西周开始以西安为国都的的13个王朝。而北部则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俗称陕北。陕北西接同样充斥着高原还有沙漠的甘肃宁夏，东临更为寒酸的山西吕梁山区，所以延安之贫瘠简直是地理注定的。

汽车出西安风驰电掣，东北而行，很快即驶出渭河平原的边沿铜川地区，左右望去，山峰断断续续的现出来，巍峨着，又渐渐矮下去。崖畔零星的窑洞如老年的黑眸，静静的看着你来，又目送你离开。村庄，黄牛，羊群，迎亲的队伍，广告牌，路标，各色车辆，等等均一闪而过。虽则如此，汽车的高速度与广袤的黄土高原比起来还是像蜗牛爬行。当我们爬上延安地界的洛川时，那感觉就像在云端徐行了。岂止是豁然开朗！天蓝莹莹的，如同擦拭得毫无纤尘的蓝玻璃，高远得像难以企及，又好像近得伸手就能扯下一块来。在蓝天白日的漂洗中，云彩洁净得如带雨梨花。远山匍匐，仿佛隐向天外去。纵横交错的黄土深沟，如同炸开的道道裂纹，伸向远方，古铜色的土堆，断崖，以及如剑如丘如陵的黄土，掩映在波涛起伏般的灌木丛林之中。汽车一会被托至下临深渊的高架桥上，令人提心吊胆，一会又被沉入涧底，如井底之蛙，似有瞬间被掩埋的恐惧。小溪、河叉或者水库很难看到，间或出现，也是可怜兮兮，仿佛水的痕迹似的。

专家说黄土高原是风吹过来的，那些沟壑是水冲出来的。这是亿万年伟大的自然力量的杰作！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清晰的描述着高原的雄伟与博大，时光的久远与飘渺。

未冲走的土地就是黄土高原的“塬”。

洛川以塬为主。但他之著名是因诞生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洛川会议。纲领核心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已经证明，1937年8月，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多么正确。

洛川的塬上，现在则遍植苹果树。导游说，这儿的苹果曾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专供产品，名贵的很，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当游客赞不绝口的称道高原美景时，导游说，所有这地方解放前都是裸露的黄土，过去只能种些谷子高亮玉米之类耐旱农作物，至于是否有收成，那是要老天爷说了算的。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加大投入，采用人工造林与飞机撒播相结合，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景象。大家说，这是极应该的。不然怎么对得起这片土地。

不知是黄土高原消失了，还是山太高了，黄土没有将他们埋没，穿过洛川进入黄陵县及富县境内，就是山区了。感觉就像过去沿岷江朔流而上一样，只是这儿没有水而已。

延安城

延安虽在高原深山之中，但她的交通、信息却是特别通畅的。延安机场最辉煌的时刻无疑是1948。10。25日毛泽东同志的“挥手之间”，现在可以起降大、中型飞机，西延铁路，神延铁路早已通车，铜川至黄陵、延安至安塞的高速公路早已建成，再加上国道210线畅通无阻，延安毫不闭塞了。据说，就连全市农村也已实现了“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程控电话”的“三通”目标了。

在经过了近6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延安城的土地。

延河呈“V”字形绕清凉山而东流，折角处与西面的凤凰山、东面的宝塔山之间南来的南川河相会，呈“Y”字形，这就是所谓“三山鼎立，二水合流”。延安城就坐落在三山之下。公路沿延而修，城市沿河而建，延安城就在山间哩哩啦啦向上下游延伸着。

我最急于想看到的是雄伟的宝塔山澄清的延河水还有贴在山坡上一层一层排列整齐的窑洞风景。可是，我的视线被一簇簇拔地而起冲天而去的高楼大厦挡住了。说不清为什么，这些高楼大厦让我惊奇又惊喜。这种感受是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的摩天大楼下都不曾有过的。我的第一反映就是赶紧用手机拍下这些商厦，酒店，医院，学校，写字楼等等，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回去告诉不曾去过延安的人，这就是现在的延安。

延安从最初革命摇篮的红色之都，到现在的能源化工基地，如今她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偏居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小山城。而是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了。

宽阔的河道两边砌了整齐的石岸，河水时断时续，每隔一段河上就有一座造型色彩各具特色的或现代或传统的桥梁。河两岸有沿河公园，城市大道。几乎所有平坦的一点的地方都被现代化的豪华的建筑占有了，标志着平民居住的平房或独院小楼大都被挤到了这些现代化建筑后面的山坡上，有的甚至从山脚参差错落的建到了山顶上。就像吴伯萧在《窑洞风景》中写到的层层窑洞一样。难道陕北人把住窑洞的感觉移植到住砖混结构的房子上了么？他们上下那么不方便，房基有那么不稳定，不要说住，看着就叫人害怕。导游说，延安和沿海城市一样，也寸土寸金了。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是范仲淹描述的延安城塞下秋来夕阳西下的情景，时值正午，烈日当空，虽有周围蓊蓊郁郁如遮阳伞般的高山遮挡，延安城依然热气蒸腾。林立的高楼，五花八门的汽车，摩肩接踵的市民、农民、工人、军人、商人、学生以及中外朝圣者，还有举着各色小旗子穿着延安时期军人服装的导游，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塞得满满的。所有的人操着各类语言或休憩，或呼喊，或穿梭奔跑，或比手画脚讨价还价的购物。

高楼与人群让整个城市显得那么拥挤，繁荣与富庶。

不过，透过大楼间的缝隙，越过沿路的公园，广场，体育场，我还是看见了想象中延安的一些影子，虽然大多都染上上了一下现代的色彩。

周围的山波上还残留有不少的窑洞。大多似已废弃，偶有居住着，也为青砖磁瓦所装饰，门面一新。窑洞，这个几乎代表了延安，代表了革命，代表了贫穷与昂扬向上的原始居所，令我怦然心动。我又想到了吴伯萧的《窑洞风景》。烈日下，哪些废弃的残破窑洞如一张张干瘪又干渴的嘴。那么，他们当年真的是冬暖夏凉住起来比皇宫还舒服的地方吗？谁能想到这一孔孔土窑洞、石窑洞和低矮瓦房，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部呢。

感谢这些残存的窑洞，他们时时提醒我这里是延安，虽然我欣喜于延安的新貌。

最能够从视角上告诉我们这儿是革命圣地的当然是那“三山”了。清凉山山腰上的“万众瞩目清凉山”七个红色大字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大气磅礴，令所有经过的人不能不抬头仰望，肃然起敬。它出自陈毅元帅《咏“七大”开幕》，诗云：“百年积弱叹华厦，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山东侧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印刷厂、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总社、解放日报社等革命文物旧址。他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

在清凉山下，我们看见了照片上常常出现的延河上的标志性的建筑，联拱石桥。假如他就是当年的桥，那么我们还能够寻到那些平凡的抑或伟大的有着共同步调的足迹吗？

越过延河桥东南而望，就是我朝思暮想的的宝塔山。

宝塔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范仲淹隶书“嘉岭山”石刻自然弥足珍贵。延安时期人们改称宝塔山。延安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更是革命圣地的象征。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令多少人心驰神往啊！

延安宝塔建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延安城。延安宝塔是一座神奇的塔，当五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儿女簇拥塔下发誓要“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时，日本鬼子也视其为心腹大患了。到抗战结束，他们总共十七次轰炸延安，而延安宝塔却安然无恙。他并不高大，但他所树起的不屈不挠的民主精神却是比天高，比地厚的。他是中华儿女亘古难变的一列基因。

真应了一句俗语，“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凤凰山脚下的中共中央驻地旧址，就是一块宝地。

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这儿是中共中央到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在此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无价之宝：那就是《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这些文字不仅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并度过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为迎接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从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顺利实现战略转变；而且超越时空成了领导中国人民一路向前的最具科学价值的毛泽东思想。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旧城受到严重毁坏。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随即迁往延安城西北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的几乎所有首脑机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存在了十三年，使得这座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的“塞上咽喉”、“军事重镇”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圣地，历史文化名城。单是延安城区革命旧居旧址现存就有140多处。现在他们或为高楼大厦所遮挡，或为绿树新墙所掩映，大都偏于一隅，有的甚至难以找寻，当然也有被开发商毁弃的。如果没有醒目的文字标牌提醒，走在任何一条大道上都不易看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延安城的一部分，更是延安的标志、象征和灵魂。没有这些简陋寒酸充满着黄土气息的场院、窑洞、土墙，没有那些破衣烂衫的“土八路”留下的衣食住行器具，还会有今日的延安城吗？

延安人物

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处的人物可以和延安时期的延安人相媲美了。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当然包括白求恩，柯棣华，斯诺和一大批“日本八路”等老外了。这其中除了共产党人自己人才荟萃的抗日队伍，更有众向所归纷至沓来的社会各界人物。他们有富家子弟，有成功商人，有青年学子，有海外华侨，有国统区难民，有国军将士，有前倾秀才，也有海归博士乃至学界翘楚。他们除了带钱、带生活所需，带枪支弹药，带知识，带艺术，带谋略，带新旧思想，自然也有带饥饿，带伤痕，带屈辱而来的。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就连身患重病的鲁迅先生，为了给毛主席和红军战士们洗征尘，庆胜利，都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宋庆龄联络洛杉矶华侨及国际友人甚至送给了延安一所“洛杉矶托儿所”。他们虽千差万别，但都带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理想、信念还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是经过这里战斗生活的洗礼他们都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人。

他们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延安？用鲁迅先生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到达陕北的祝捷电报说就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延安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是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他进驻延安的第一年做的轰动全国的事，那就是挥泪斩红军旅长黄克功。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立过大功，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1937年10月，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会议，最后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在审判大会上，毛泽东给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当着包括黄本人在内的所有人念。其中说：“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件当时轰动全国的所“桃色事件”让人们了解了共产党人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决不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旧居里有一张他在窑洞前作报告的照片，他伸出的左掌，右指是近乎枯搜的，有几分谆谆与焦虑的面容是憔悴的，而那块右膝上的大补丁则可以清晰的告诉我们由于蒋介石政府对延安的封锁，他不是朴素而是贫困了。你能想到在那寒酸的衣着里除了众多的虱子还有一颗“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灵魂吗？

在枣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有一块20多公分长，不足3公分宽，粗糙的磨得有些发亮的铁条，这是1942年“大生产运动”炼出的第一块铁，有人当做镇尺送给毛主席留做作纪念。一直到离开延安毛泽东都是用它。

最困难的时期是1941年和1942年。如毛泽东讲的，当时“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莱。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野菜。由于内部生活艰难，加之外部敌人的进攻，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八路军1940年为40万人，到1942年减少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下降为11万人，解放区人口也从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

你能想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镇尺之下发出了既不饿死，更不解散，而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钢铁誓言，并且开展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大生产运动”吗？

直到1945年8月，毛泽东连一身整齐的衣服都没有。

他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戴的是周恩来在法国戴的博士帽，穿的是跟一个刚从内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的中山装，找苏联军事代表借的皮鞋。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动着白色博士帽与战友告别的“挥手之间”，这可是他深入虎穴，生死未卜而又信心满满的伟大时刻啊！

贫穷自然无法奢华，但作为要经常与“外人”打交道的领袖，弄一身不要太像样只要整齐就可以的衣服并不过分啊。然而，正如他在1934年说过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他以及他的战友们都知道钱应该用到前线才对。

杨家岭毛泽东故居下面有一块菜园，那是毛泽东的责任田。他用自己收获的辣椒招待从陪都重庆来延安参观的陈嘉庚，饭桌上陈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到的最丰盛饭菜，饭后陈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不只是毛泽东有“责任田，所有领导人都有”。据说周总理还曾经获得过“纺线能手”的称号呢。当一个主张诞生以后，还有什么比倡导者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更具有号召力呢！

在毛泽东旧居的许多照片中有不少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俯身与延安农民交谈的画面，那些头裹白羊肚手巾，翻穿老羊皮袄，或背着拾粪篓子，或拿着放羊鞭子，或牵着牛扛着犁领着小孩子，他们和这位世界伟人没有一点距离，他们像老邻居，像一家人。他们就是邻居，就是一家人啊！

一九四一年六月，延川县某农民的毛驴被雷劈死，这农民气急败坏咒骂道：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么不劈死毛泽东？不久，清润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也被雷劈死，伍兰花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部把伍兰花抓到延安。毛泽东批评道：“哪有共产党捕杀老百姓的道理？”他请来伍兰花听她当面哭诉。毛泽东公开承认：这几年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四年内，脱产人员增加到五倍。虽接受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作了三次大精简，但是征收公粮还在16万石的高水平。于是减租减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说：“老百姓永远是养育我们的再生父母，也是我们了解民意的先生。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鱼不能没有水，水可以没有鱼。”

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朋友们甭管是否稔孰，他都推心置腹，不吝称道。他赞朱德：“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他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赞女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逝世。毛泽东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他在1937。10。19日陕北公学演讲时称赞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亲自陪同斯诺参观鲁艺、抗大；还在一次欢迎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广大红军官兵，给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以高度评价。斯诺在尼克松访华前两天去世的。毛泽东得知斯诺去世消息，悲痛万分，他不顾大病初愈，遥望西北方天际，竟然热泪涌流。

毛泽东的潇洒与胸怀让老外吃惊。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也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毛泽东和他在小院子里边晒太阳边谈。

不久，毛泽东就解开了裤腰带，而且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响。“穷生虱子富长疥”。黄土高原干旱缺水，又物资极度缺乏，毛泽东没有条件洗澡，身上哪能能不生虱子？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竟能如此无拘无束、洒脱自如，让斯诺吃惊又佩服。从此，他们成了最诚挚的朋友。

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他们相知的证明——毛泽东背靠黄土崖，头戴临时从别人头上取下的八角帽，衣领整齐，脸略左转。他的眼神绝不下于蒙娜丽莎。你可以理解他在与照相者斯诺交流照相的姿势、表情、衣着，或者革命、战争、历史甚至哲学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他的自信与自在，更可以理解为他对什么的蔑视。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该论断提出时，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

毛泽东才是真正伟大哲学家。在那样残酷的形势下，他居然废寝忘食，一蹴而就完成《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指导共产党人思想、行动指南的不朽著作。据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拜见毛泽东时要跟他谈两国之间的事。毛泽东说，这些事你给他（周恩来）谈，我们还是谈谈哲学吧。居然说得尼克松手足无措。

中国历来不缺少思想家，而像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样的思想家却是不曾有过的。这些思想家站在中外历史、东西方历史的最高端，立足现实，从工人农民等广大社会底层人的角度，观察现实，思考问题，总结历史，扭转历史发展的方向，提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创立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共产党的学说，进而赢得了全体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诞生共产党思想家的直接课堂是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或者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他的经典教材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他的目标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特别是王明的“左”、“右”倾教条主义；他的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解放共产党人的思想；他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的成果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以“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而且这一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要以为毛泽东是个工作狂，只会思考，读书，写文章，开会，演讲，发号施令，愁容满面，威严凝重，正气凛然，其实他最讲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6年6月毛泽东为“抗打”题词），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1937年2月19日，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采访。她曾回忆说在延安教毛泽东学跳舞，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也会经常抽空前往。毛泽东后来经风趣地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

1939年9月，美军战地记者斯诺在延安呆了十余天，毛泽东几乎天天与其见面，还陪斯诺一起去观看文艺演出，他们随便找一块石头垫在地上，坐着观看演出。看到精彩处，毛泽东和斯诺一道热烈鼓掌。偶尔也有闲暇的时候，他就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去打牌。斯诺有趣地发现，由于毛泽东打牌不在乎胜负，有大胆的甚至表现出不情愿跟毛泽东合作的神情。但毛泽东依然乐呵呵的，毫不在意，有时还规劝几句：“玩牌么，就是玩一玩，不要太认真了。”

历史对延安的选择

延安不是蒋介石留给共产党红军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几经波折，审时度势进行选择，而后又通过政治、军事斗争的手段得到的。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参加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的陕西代表贾拓夫，了解了陕北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的事。所以才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制定了红军北上陕甘抗日的战略方针。

因为张国焘的问题，是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俄界会议”上做出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确定用游击战争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谁知21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缴获的《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匪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得此消息，毛泽东异常兴奋。22日，在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他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最终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会师，将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

可是，蒋介石要趁毛泽东还没站稳脚跟就消灭他们。

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九一八”事变后撤出东北退入山海关的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孰料经过1935年10月1日的劳山战役中。10月29日的榆林桥战役。11月22日的直罗镇战役，红军竟让出师无名、执行“先安内”国策的东北军损兵折将，丢人现眼，士气低落，怨气冲天，千夫所指。

这时毛泽东再下一步政治大棋：同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翌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虽然此次东征受挫，刘志丹战死，红军暂退，但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心救国的事实却昭然于天下了。

这时，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谁还能不支持共产党呢？

除此之外，以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北上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以及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共同促使张学良不得不彻底改弦更张。双方于1936年9月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结束敌对状态，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蒋介石急了，即撤销张学良职务，并于1936年12月4日抵达西安，要把张杨和共产党一块处置，于是就有了所谓救了共产党的“西安事变”。

这是一段复杂而不容许有如果的具有哲理意义的历史。共产党人用战斗的实力和顺应民意的政治选择引领了历史的发展方向，理所应当的成了主宰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延安，延安不负众望，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她承载了历史的重托，完成了中华民族赋予她的历史使命。她能不成为革命的圣地吗？

圣地延安

延安最初的名字叫“肤施”，关于这个名字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富含奉献的思想，延安境内的桥山之巅，埋葬着被炎黄子孙尊称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自上古的黄帝到宋代的范仲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图存意志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唤醒的千百万普通百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又赋予了她新的性格特质，使得她成了“万众瞩目”革命圣地。

延安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更是与时俱进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流的结晶，她蕴含了历史发展、民族振兴、社会文明的大智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可以说，一切的现实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决的路径，因此，她必将成为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精神家园。

革命圣地对人民的感召，与宗教对教民的心灵抚慰是不同的。前者是清醒的对于自身历史经验的汲取与光大，后者则往往含有被动的盲从、消极的逃避，自私的袒护。延安给予当今中国人的是前进的动力与智慧。

涌动的人流冲着窑洞、冲着宝塔山而来，窑洞的清凉，宝塔山的光影把人们的心灵净化得澄澈纯洁，人们怀着感动走向自己工作的城市或乡村，同时留下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延安城。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当代朝圣历史。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是当年在赣州任职的辛弃疾遥望故都，想到昔日逃难人民的血泪，想到沦陷的中原，产生的江山易主无法收复的悲痛。

而今，我们不管是“西北望长安”，还是“西北望延安”，看到的都是绿化了和经济化了的黄土高原，是一座座像延安一样的崭新城市和四通八达的路上、空中交通信息网，是朝圣般对人生、事业抑或情感等真谛探寻的虔诚脚步，是延安精神如同太阳一样对“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辉煌辐射。我们怎能不豪情满怀。

还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说得好：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