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印象

父亲是一方玻璃，透明而简单。

父亲生于1925年，卒于2008年，享年84岁。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6年了。由于我24岁考取学校，离开家外出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便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于是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就逐渐少了起来。如今，对父亲后半生的记忆倒反而逐渐模糊了。至今留在脑海里，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与父亲年轻时在一起生活的一些往事。

父亲年轻时很英俊，大个子，腰板挺直，黝黑的皮肤，身材魁梧健壮，尤其是腿和手臂肌肉鼓突，经脉隆起；瓜子脸，高鼻梁，大眼睛，黄眼珠，浓眉毛，一头乌黑而粗硬的头发。父亲小时候只读过半年私塾，认不得几个字，但农活做得特别棒。犁、耙、水耖门门道行，是生产队里数一数二的劳动能手。由于父亲是本地人，又懂种庄稼，三十出头被选为生产队长，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父亲为人刚直，性格倔强，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还常认死理儿。由于这种性格使然，他当生产队长时，除了细心周到的安排农活，做好队里事情的分工外，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几乎有一些独断专行。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村里有一所民办小学，教师是远在十几里外的方先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方先生家庭出生是地主，于是被红卫兵揪回去批斗了。于是小学便没有了教师，四个生产队的二十多个学生便闲在家里，没有了学上。这一闲就是两年多。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一段时间，一些事情也开始恢复，那时我已十一岁。学校怎么开起来，关键到哪儿去请老师（那时，成分决定论，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讲成分。家里成分好的几乎都是贫下中农，不识几个字，没法当老师；有文化的又都是地、富、反、坏、右，绝不能当老师），成了父亲及村里很多人焦急的事情。这时，父亲听说远在二十多里外的新建高山村有一位姓马的回族移民，原来在老家当过几年教师，现在家闲着。于是就亲自上门去请。对方提出，一家六口要一齐迁过来落户，否则就不过来。父亲只好先回村里与四个生产队商量，结果，其他三个生产队都不愿意接收（那时各家队里都很穷，谁接收了，意味着要多供养六口人）。父亲只好做自己生产队里社员的工作，虽然做工作时，很多人表示不反对，但等到开社员会表决时，却都不举手，结果没法通过。父亲火了，认死理儿的劲一下子上来了：“请人家来教书，总得给人家安家吧，村里的娃儿们已经耽搁了有两年了，再耽搁下去，不就废了？！这个责任我们担待得起吗？！不用再表决了，我做主，就这么定了，明天就让他们迁过来。”俗话说，一蛮三分理，会上居然没有了声音，这件事真的就这么定了。当年，小学又重新开学了，我们又能够兴高采烈地背起了书包上学堂。

说起父亲的刚直，宁折不弯，还有一件事，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是1975年，中央由“四人帮”当权，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农村则突出地表现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县里专门下派了工作组，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了小分队，掀起了一股“拔禾苗”（将农户在自家自留地里辛辛苦苦种的庄稼拔掉，说是“堵资本主义路”）的逆流。一天，小分队的铁蹄向我们队疯狂飞来，于是全队人都围在我家门口，找父亲拿主意。父亲胸有成竹的劝慰大家说：“来就来吧，有什么了不起？！一切由我顶着，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挡回去？！”然后，父亲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村口走去，以迎接小分队的来临。

不多一会儿，小分队的一帮人来了，只见他们凶神恶煞似地跟着父亲沿着后山土路走去，每当到了一块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正要动手时，父亲便厉声喝道：“那时队里的，拔不得！”结果，这帮人围着山地空转了一大圈，一块禾苗也没抜成。回到队里，这帮人有些气急败坏，那个组长模样的人（小分队的头头），似笑非笑的对父亲说：“群众对你的反映很不好，大队的，甚至公社的领导对你也有看法，这（指“割尾巴”）是大势所趋，你怎么就看不清形势，非要当替死鬼呢？我们是看你在队里还有些威望，给你留些面子，你可不能不识抬举，硬要顶风是没有好处的。”父亲毫不含糊的顶过去道：“我说了，我们队都是贫下中农，实在是没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好割了。你们总不能硬是把队里的庄稼都给毁了吧？！”

小分队没有办法，只好先回去了。可是不久，父亲的生产队长也被大队里宣布撤职了。但这一次，队里农户家的庄稼可总算保住了。父亲认为“值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生产队选队长时，父亲居然又被选上了。

说了些父亲当队长的事，也该说点父亲在家中的事情了。

小时候，家里很苦。那时，奶奶还在，一家五口，父亲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父亲忒勤劳，又特别能吃苦。当时，柴禾是唯一燃料，砍柴卖是农民比较容易获得些零钱买些盐、酱油、肥皂等日用品的直接而又便捷的途径。到了下半年农闲时，队里也没什么活可干了。乡亲们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砍柴。父亲也不例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吃过饭，带上干粮（煮熟的山芋）就上山。村子后面的山又高又陡，砍柴要翻过山，再下到山那边的半腰处。砍好后，捆成一捆捆的，然后一捆一捆的扛上山顶，再打成大捆滚下山，然后再一捆一捆的扛回家。父亲向来做事比较“冲”（比别人出活），砍柴也不例外，别人四捆，他一定是五捆；别人一捆七、八十斤，他一捆必定超过百斤。那时，奶奶还在，傍晚时，总是杵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父亲扛着大捆的柴，一趟又一趟，也不知歇息，心痛的说：“小聋子（父亲从小听力就不怎么好，故此留下这么个乳名）歇息再扛吧，别累着！”父亲甩下一捆柴，无所谓的说：“娘，您放心，累不着，您不是常说吗：力气是浮财，去了又来。力气，我有的是！”说完，顾不得歇息，就又返回扛下一捆去了。奶奶只好眯着眼，抿着合不拢的嘴，心痛的脉脉看着儿子掉头上山去的身影。后来我稍长大了些，也上山砍柴，才真正体会到那砍柴的滋味：要说爬过那陡峭的山壁，从刺棵笼里砍下柴禾倒没什么，尤其是柴砍好后，已是下午，人开始感到又渴、又饿，疲劳至极，但还得扛着一捆捆的柴禾往山顶上爬，腿打着哆嗦，腰直不起来，有时不得不用膝盖跪着往上挪。虽是寒冬，汗却如雨般下泄┅┅

砍了几天，等柴禾积累得够一板车时，便拉到二十五里外的县城里去卖。我虽然只有头十岁，但由于家中缺少人力，也只得去跟着推板车。常常是，半夜正睡得朦胧时，就被父亲叫起，胡乱的吃完饭，就上路。去县城的路二十多里，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路就只是白白的一条线。父亲在前拉着板车，我紧跟在板车后面。遇到上坡时，同路的几户互相帮衬着把一板车、一板车的柴禾盘上岭头，再继续赶路。后半夜的冬天，霜打着头发，凝成一块饼，眉毛也全成了霜花，口里哈出的气，迅速成了一团白雾。但拉板车赶路的人身上却冒着热汗。一停下来，冷风一吹，汗湿了的内衣粘着皮肉，立即便是彻骨的透凉。

一般天麻麻亮时就赶到了县城。那时，县医院、大众食堂、酒厂、定粉厂等都是购柴的大户。卖完柴，领到钱时，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多天来的苦，终于有了收获，大家的心里怎么不乐滋滋的！这时买上几个热腾腾的包子，美美的吃上一顿解解馋，便是最美的享受。可是父亲买了一袋包子，却舍不得吃，分了两个给我，自己就拿着一个，一点一点的掰着，送到嘴里细细的咀嚼着。看着我狼吞虎咽的，不一会两个包子下肚了，就停下手里的大半个，递给了我。看着父亲递过来的包子，我迟疑着说：“爸，你也吃呀。”父亲笑着说：“早上吃饱了，不饿，你吃吧。剩下的，回家再吃，啊。”我那时真是不懂事，以为父亲真的不饿，就接过父亲送过来的大半个包子，大口大口的咽了下去。

回家的路是很悠闲地，我坐在板车上，由父亲拉着，一路疾走如飞┅┅

说起父亲的勤劳、刚强，还有一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那是1968年，家里的老房子，由于年数太久，墙体开裂歪斜，房柱虫蛀腐烂，随时有倒坍的危险。家里决定将其拆到重建。由于老屋在黄泥岗竹园上面，光线晦暗，且远离村落，上下不方便。于是决定将其搬迁至竹园下面自家菜地里新建。说是搬迁，哪那么容易！那么多砖、瓦、石料、木头都要运到新房基上去，可不是说说就完的。没有车，就连两个轮子的板车也没有；路是父亲用挖锄一锄一锄新挖出来的。人工也请不起，除了下墙基，要人抬头块，侍候砖木匠不得不请小工外，其他的一切事都得自己干。那么多材料就是父亲用一部解放前推粮食留下来的独轮车将其一车一车推到新房基上去的。

时值盛夏，父亲头戴一顶鸭舌草帽，肩批一块白布披肩，身上只穿着一条小裤衩，脚穿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你看父亲肩上挎着独轮车皮带，双手握着装满砖块的独轮车把，头顶着似火的骄阳，脚蹬着滚烫的路面，汗珠像黄豆般从胸前密密麻麻的渗出、滚落，就连短裤衩也被汗浸湿得如同泡了水似的。新老屋基上下约300多米，一车一车，父亲自装、自推、自卸，一天数十趟，整整推了49天┅┅就是铁打的胫骨也有垮塌的时候。但是父亲坚持着，硬是顶过来了——这就是父亲的刚强！

对于父亲琐碎的印象还有许多，不足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