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

人的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从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中悟出来，从处理日常事务实践的历练中总结出来。但是，我从处理这次项目部群体性讨薪事件中，却没有总结一点，在今后处理类似事件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自然山水项目部群体性讨薪事件发生在2015年2月14日上午，即农历二十六上午。那天上午，我在公司办公室拟草文件。大约九点钟左右，杨琴高声呼喊我：‘“郭总，电话。”我跑到放着电话的办公室，拿起电话，说了一句：“请讲。”对方立即大呼小叫地说：“你们项目部，欠我们农民工工资，你可管。如果你们不管，我们马上就去堵马路。”我说：“你们不要激动。我不是刚接到你们的电话吗？你还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呢，我说了，我不管了吗？我不但要管，而且要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可以了吧。不激动，不激动，我这就来。你们在项目部等我，我二十分钟就到。请问你们是哪个项目部的？你们现在什么地方啊？”电话那一边说，他们是自然山水项目部的工人，现在就在项目部。我说，好。你们在那里，哪里都不要去。我在二十分钟内一准赶到。我立即请公司驾驶员杨磊开车送我到自然山水项目部。

在路上，我给自然山水五期项目承包人吴保友打电话，我问他：“你们项目部出现了聚众讨要工资的事件，你可知道？”他说：“不会的吧？”“不管是真是假，你先到项目部来，我现在正在往你们项目部赶。”

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来。特别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春节前夕讨薪，情绪激动，有时做出些过激行为，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慎重起见，我让杨磊将小汽车到在离项目部较远的地方停下，自己步行走过去。

一进项目部的大门，一眼望去，项目部办公室门前围着许多人，人数大约有三四十。我一走进大门，就挥挥手，向他们打个招呼，也像是在做自我介绍。因为，我们平时几乎不见面，这些工人认识我的人不多。我说：“你们好。怎么还不回家过年啊。”

工人们说：“还回家过年呢，我们准备你们公司过年啦。”我笑着反问道：“为什么？”有一个工人，摇了摇手上的一张旧纸，不知是工资表，还是工程结算单，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拿到工资啊。”我心里纳闷，脸上仍然面带微笑地追问：“我们都按工资卡，将你们的工资分别打到你们的工资卡啦，怎么会没有拿到工资呢？你们都到会议室来，麻烦你们将事情说一说，是怎么回事。”我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招大手。

大家都涌进了会议室。项目部办公条件比较简陋，座椅也没有那么多，许多人只能站着。我对大家说：“你们的工资，我们公司都打到你们的工资卡上去了，你们怎么没有拿到工资呢？我真是搞不明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乱哄哄的，什么头绪也听不到。

我挥挥手，要大家安静安静。“请哪一位师傅来讲，好吗？”有一个个子偏矮的人说，他来讲。我看了一下他，短头发，前额有点谢顶。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刘有根。我抬手示意，做了一个请他先讲的手势。他开腔了：“我们都是瓦工，我们的老板跑掉了，我们没有拿到工资。我们只有找你们公司讨要工资。”他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我说：“你继续说，你们的班长叫什么名字，事情的简要经过。”“我们是瓦工班长康有健手底下的工人，康有健班长手下有个叫孙家有的班长，把我们三十八万块钱工资带跑了。现在，孙家有手机一关，没了踪影，跑路了。平时，我们都是跟着孙家有干活，现在拿不到工资。春节快到了，家家都在忙里忙外的办年货，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工资，领导哎，你说我们着急不急。”听到他们的叙述，我心里咯噔一下。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这样胆大妄为的害群之马，胆敢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工资是我们打工阶层衣食住行的脊柱，鲸吞工资，天理不容。我必须竭尽所能，快速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也是打工族的一员。我要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样，捍卫他们的合法收益。我向他们建议：“现在是法治社会，他往哪里跑？到他家里去找他。”

“不要说到他家里去找了，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就是找不到。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找到你们公司。领导哎，我们也听说，你们公司已经将工资打到我们的工资卡上去了。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工资没有拿到，我们只有找公司，找政府。”

我不解地问：“我们把你们的工资都打到你们的工资卡上去了，孙家有是怎么拿去的呢？”刘有根又说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工人是弱势群体，老板用我们的身份证把工资卡办好后，他不发个我们。我们想跟他后面干活，也不敢跟他后面硬要。”

我说：“工资卡就是钱，怎么能放在别人那里保管呢。史奥，拿张纸来。你们先登个记，我来先调查一下，再来和你们商量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史奥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

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体力，汗水和心血，将脑力劳动人民的最伟大设计，最富有想象的奇妙构思，通过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妙手天成。他们的劳动成果应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他们的劳动收益应受到人们的全力呵护。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要有一种对待神灵恩赐那样的敬畏心态，保护体力劳动人民的合法收益。让一些胆敢侵犯他们的合法收益，亵渎他们的劳动成果的人，都受到天理的惩罚。我能做到吗？我有能力做好吗？

史奥拿来纸笔，工人开始登记。吴保友这时也赶来了。我请他把办公室门打开。吴保友将办公室门打开，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我就急着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工人没有发到工资的？”他像是一头雾水地说：“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康有健马上就到。只有他才能这件事情说得清楚。”说着，康有健也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他一进门，就往办公室的椅子一摊，仿佛像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似的，深深地叹口气，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他很长时间不说话，我耐不住性子了。于是，我不等他说话，就主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康有健，你倒是说说话。”

他抬起头，像是回过神来了，激动地说：“这个婊子养的孙家有，还有三十多万元没发给工人。现在，他把手机关起来了，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到处找，都找他不到人。他家，他所有我认识的朋友家，我都去找了，我也委托和我玩的不错的朋友，打听了，就是找不到他。他家叔叔徐高明马上来。我也找了孙家有他老婆，他家老头，他家叔叔。我都说了，只要孙建友现在出来，和我谈，什么都好讲。可是，他现在就是躲着不见面。我也到派出所去了，看看能否立案。派出所说：失踪人员的失踪时间要达到一个月，才能立案。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也没了注意。领导哎，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吧？”

我望了一下吴保友，他也是一脸茫然。我说：“你说的情况可是事实？”

杨永建说：“领导哎，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哪敢讲半句假话，再说都是大过年的，腊月黄天，讲假话是有报应的。”像是要赌咒似的。我一摆手，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我说“这样，康有健，你先出去。我来和吴保友商量商量。”

所有的事情发生，从表面上看，仿佛都是偶然的。但是，只要你认真地去分析分析，你就会发现，一却违背规律，按照自己主观想象，想当然去办事，出事又总是必然的。

康有健出门后，将门关好，我语重心长地说：“吴保友啊，我和你讲了好多次，工资卡一定要发到工人手上，你呀，就是不听。看看，现在出事啦，你要先垫一部分钱，先得让工人回家过年吧。”他一脸委屈的样子说：“公司要是同意发现金，哪有这回事。我会在项目部，将工资发到每个工人手里的。”

我说：“你现在是这么说，工资一定会发到工人手上。我们公司要是把现金发到你们手上，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发。都有可能直接发给那些小老板，那时候就损失的，就不是三十多万了，还不知道你们要损失多少钱呢。再说，建委三番五次发文，不能发现金。建委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你也不是不知道，以前工地发工资，不都是发现金吗，不就是像这样，经常有小老板带现金失踪了嘛。错在你。你肯定没有把工资卡直接发到工人手上。不要讲了。你先回去准备钱。按照每人二千元准备。先让工人回去过个年。这边我等孙家有叔叔来，问问情况再说。就这样办。”

对于每一个依靠工薪收入过日子的工人们来说，讲一万遍道理，都没有给他们合理报酬来得更现实，更实在，更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最基本的需求，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需求。对于讨薪的群体来说，拿到工资，才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

吴保友提出疑问：“每个人先发二千元，工人会不会同意呢？”我说：“这不用说，不做一做工作，工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这就需要我们大家一道做工作嘛。这么办，不要争论了，你回去准备钱。”

他说：“我也不要回去，我来打个电话给我老婆黄家银，叫她送来。就按照你这样讲，也行嘛。”

“康有健，来。”我站在门口高声喊道。杨康有健进来后，我说，我和吴老板说了，叫他准备一点钱。先给工人每人发二千块钱，好让人家回家过年。“工人可行呢？”康有健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和他说，我们大家要一起做工作。他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现在请你先把情况详细说说。”康有健说：“农历2月16日，公司将工人的工资打到工资卡后，我和孙家有一道，将工资取出37万元，发放给工人。有些事情发生的也是巧合。那天下午，我和孙家有到银行去取钱时，银行的同志说，明天休息，为了保证正常营业，现在不允许取太多现金。所以，我看卡上面的现金，只有三十八万元了，也不是很多钱了，我就把工资卡交给了孙家有，让他打个收条，并请他写一个承诺。当天晚上，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三十八万块钱，发工人的工资还差很多，能不能再给他二十万元。我说，你先发着。要多和工人们解释，让他们知道，今年建设单位的资金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要理解，包涵。要是不够话，我再来找老板。上午，他还给每个工人打电话，说下午到他家去领工资。中午，我打他手机，就没有打通。我当时就开始有点怀疑了，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于是，下午我就到他家去看看，才知道他失踪了。房里屋外都是工人，都在找他。肯定是他带钱跑掉了。逮到了，我非要用板脚把他踢死。”

我问：“你到他家，他父母亲，老婆，孩子情况怎样？可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老婆和他感情不好。父母亲都七十多岁了，知道儿子失踪了，急得是整日以泪洗脸。

我批评康有健说：“你们啊，就是乱来。我只要一到项目部来开会，怎是苦口婆心地和你们说，工人要每人一卡，工资卡一定要发到工人手中。你们怎是置若罔闻。现在批评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发生了，你看，打算怎么处理啊？我现在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康有健说：“发生这件事，我有责任。现在，我想先到派出所去报案，把人先找到。只要找到人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我问他：“时间允许吗？工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春节快到了，我们处理事情一定要有换位思想。现在，我们必须要两条腿走路，首先要报案，报案的时候要注意说话分寸，是出了交通意外啦，是取钱时被坏人绑架啦，还是按你们说的，是携款潜逃。不要一口说死。其次，你们要静下心来，和工人们谈谈，看看能否在春节前，先发个一两千块钱，等过了春节，我们再来算账筹钱处理。”

史奥将这次来的工人全部登记好了。我拿来单子看看，人还不少，数了一下，共计有三十三个人。这时，孙家有的叔叔许徐高明和孙家有的带班员彭来安来了。激化了的矛盾缓和时，感情是最好的沟通润滑剂。所以，我请康有健到会议室和工人们谈谈。因为这些工人平时都是跟着康有健干活的。

我不是很放心，又和康有健交流了一下：“和工人谈话要有耐心，要把问题说清楚，要静心沟通不同的想法，希望他们理解现在的实际情况。然后，你再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看看他们能不能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达成相互谅解。”我把康有健送出门外，看着他走进到会议室。

和徐高明、彭来安，我只是和他们寒暄了一会，询问了一些情况。他们说的，和杨永建介绍的情况基本一致。看来孙家有出其它事情可能性不大了。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此规模经济体，仍然有此等人物，敢在当今社会舞台上如此表演，可谓是法治仍然不是天网恢恢，道德感化仍然显得苍白无力，宣传教化仍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康有健回到办公室，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看样子，他和工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良好的出发点，方法对了，才能办好事。正确的方法，在不当的时间使用，也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和工人们作了说明，吴保友、康有健、徐高明、彭来安一道，开车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去了。

到了辖区派出所的大院里，我自己开始犹豫了。孙家有携款潜逃，只是听说，现在报案，还缺少必要的证据。我们做事，既要对别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考虑再三，我决定再对孙家有的叔叔徐高明做做工作。在车上，我对徐高明说：“对孙家有，你比我们更了解他。我想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如果是一时糊涂，一念之差，做了糊涂事，我们也应该再给孙家有一个机会。你再打电话给他家人，孙家有现在将钱拿出来，我们就不再报案了。一旦报案，派出所这个时候请他来询话，在家门口影响是不好的，别人会闲言碎语的。”

真到派出所来，徐高明也确实有点紧张。我说了之后，他立即同意，即刻下车打电话。大约十几分钟。徐高明说：“你们暂时不要报案，我来到他家去一趟，和他家里人商量商量再说，好吗？。”我从他祈求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他的诚意。于是，我点头同意他的要求。

从辖区派出所出来，已是中午时分了。于是，我们进了家小餐馆，最简单地点了些饭菜。吃把饭，我们就立即赶往工地。到了项目部的大门口，值班的老师傅就说：“工人出去了，有人说去公司闹，也有人说去堵马路。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在处理负责的事情时，细节都有可能决定事情的成败。我应该先安排工人们吃盒饭，然后自己再吃。为了不出大的群体上访堵路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将工人追回来。于是，我立即对吴保友和康有健说：“你们在项目部，有人来了，你们就和他们谈，答应先付一部分钱，好回去过年。工人们会同意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意了，你们就直接发钱。拖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大的不良影响。我来出去看看。”

我和杨磊从项目部开车出去，刚行驶到城北路口，就听路边的人议论纷纷：“这些老板啊，心都黑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还不发工资给工人。工人们堵路是对的。只这样，政府才会很快出来解决问题。政府也不要唯JDP论英雄，该管管这些小老板了，谁犯法，就制裁谁。谁违规，就纠正谁。不要一味地放任他们，一味地迁就他们，使他们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都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了。”

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哪里有工人堵路。于是，我将车窗摇下，喊了一声：“师傅，哪里有工人堵路啊？”

“就在对面的城北路立交桥口。”我们的小车刚上城北路边，就被堵住了。我请杨磊从边道走，不一会，路上堵了有四五十辆汽车。

我们将汽车开到立交桥旁边的一个叉路口停下。我下了车，快速走到堵路的队伍前，一看，果然是我们项目部的工人，我想他们挥挥手，高声地说：“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你们有什么事，请到项目部谈。请大家不要堵马路。扰乱社会秩序，是犯法的。”

工人们说：“你不要再糊我们了，要么给钱，要么我们就找政府。只要我们拦路，政府马上就会有人来找你们的。”“我和项目部的负责人说过了，先给你们发一部分工资回去过年。春节后你们再来，我们将安排项目部和你们一道，把自然山水项目部的账算出来。春节后会把你们的工资结清的。”

工人们愤怒了：“你说的是屁话，我们一年干到头，平时只能拿只一点生活费，一大家老小就指望我这次拿工资回去过年。”“不行，我们全要。”工人们都大声高呼：“我们要全拿。”

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只是没有考虑到这次情况的特殊性。我想，依靠我的能力，已经解决不了当前的矛盾了。在群众面前，我感到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方法错了，静思也是工作。我退到马路的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

不一会，警车来了。警车刚停稳，车门就拉开了。有几位警察，快速从警车上跳了下来，走向拦路的人群队伍。警察的队伍中，有一位领导风范的警官，仿佛在和群众对话。我站在马路的对面，什么也听不到，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说了很长的时间，堵路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不久，这是只看见，那位有领导风范的警官，抓住一位叫得最凶的堵路人说：“你刚才说，要砸警车。把他拘留起来。”边上有两位警员，听到领导发话，立即上来把那位叫的最凶的堵路人，连拥带推，拉到警车边。就在要将那位推进警车上的时候。堵路的人群急了。有人在议论，无论如何，不能将人给警察带走。有个胆大的，带头叫喊：“你们要抓人，我们都跟你们去。反正也没钱回家过年，就到你们派出所过年得了。”人群一哄，都跑到警车边上来了。路畅通了。

什么叫智慧，这就叫智慧。做得太漂亮了。有时候智慧比耐心更重要。领导就是领导。

这时候，那位有领导风范的警官温和地说：“同志们，你们焦急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眼看春节就快到了，你们还没有拿到工资。刚才听你们介绍后，我们也很着急。讨薪是你们的合法权益。但是，你们不能以违法的堵路方式，解决你们合法的维权。当然，你们讨薪可能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你们可以去农民工维权中心，他们会帮助你们的。也可以去找企业的领导，他们也会帮助你们的。就是不能堵路。堵路是阻扰公共交通，是扰乱社会秩序，是违法行为。”人群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他就是自然山水项目部施工单位公司的领导。

我认为，这是我走出去的最佳时候了。我举手示意，并走向那边。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自然山水项目部施工单位公司负责人，也是三级农民工维权窗口负责人。请问你是.......？”

旁边上有一位民警插话说：“他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秦所长。”“秦所长，你好。”我和他握了握手。

我这样将情况介绍了一下：“据工人们反映，我们自然山水项目部瓦工班，下面有一个小带班长，叫孙家有，带走三十八万元，现在失去了联系。孙家有失去联系，可能有三种情况：一、取钱时，可能被坏人绑架了；二、有可能出了交通意外；三、按工人们说，是带款潜逃了。我听到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后，立即赶到项目部处理这件事情。整个上午，我都在处理这件事。中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跑来堵路。”

秦所长对工人们说：“公司领导正在处理么，赶快回项目部。”工人们说：“他们不能把工资全部结给我们。我们不同意。”我说：“我们公司已经把你们工资，打到你们工资卡上了。你们把工资卡，放在孙家有那里保管，你们也是有责任的。现在孙家有失去联系，公司从人道主义出发，再次拿出一部分钱，给你们发工资。你们也要有换位思想。”

工人们纷纷攘攘说：“我们不管。我们不管。”秦所长说：“你们先回项目部，工资发多少，你们和人家公司领导谈么。”工人们说：“好，我们到项目部去，解决不了，我们再堵路。”秦所长笑着说：“你们再堵路，我可要抓人啰。”工人们又回到项目部。

工人回到项目部后，我请他们到会议室先坐一会。我请吴保友、康有健到办公室，商议这件群体性讨薪事件的处理方案。我说：“发生这件事，问题就处在你们项目部。你们没有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将工人的工资卡发到工人的手里。现在，孙家有跑了。你们要承担全部责任。你吴保友要负主要责任，你和公司是有合同关系。我们只能找你负责。”

吴保友对康有健说：“康有健，这件事，你要负责哎，我和你是有合同的，人是你们瓦工班承包人，你不负责，谁负责？”

康有健说：“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来负这个责任。”康有健望着吴保友说：“老板哎，你要支持我，再借点钱给我，我才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康有健是够种人，是我的责任，我承担。”

我对着吴保友说：“你赶紧准备钱，今天晚上就把钱发给工人。三十八万元，又不是很多。这件事可大可小。我希望不要把小事搞成了大事。”吴保友满脸委屈地说：“我工资都发到百分之九十了。再发，就发到百分之一百了。”我没有再听吴保友解释了。我对着康有健说：“你去和工人们谈，看能不能在春节前少付一点。”他答应后，就又到会议室和工人们交流了。大约半个小时，康有健回到办公室说，工人同意我们的方案。

我说，那好。今天晚上再晚，也要把工资发掉。现在，把工人们一个一个请进来谈。

康有健将工人一个一个请进来谈。他在谈话的过程中，又变了花样。他承诺，孙家有如果真的跑掉了，所有的责任他都承担。现在，大家少拿一点，等于在支持他康有健。你们支持我康有健，我康有健将涌泉相报。

工人们大部分都是通情达理的，同意了他的要求。只有两拨人，情况复杂一点。一个就是粉线条班，他们要求康有健必须打欠条给他们。他们也可以让一步，如果资金紧张，他们可以现在不拿钱。但是，春节后，建设单位给钱了，康有健必须要全部付清。康有健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另一个，就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师傅，说着说着就哭了。而且，他哭得很伤心。他说，他家里有老母亲，要他养活，今天拿不到钱，老婆不给他进门。昨天夜里就在他自己家门口蹬了一夜。

我安慰了他一会。通过交流，我们还是老乡，我们都是东海县的。他实际上只有六十多少岁。我当着这位老师傅的面，和康有健说：“今天晚上再晚，这位老师傅的工资，你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发了。”这位老师傅双手合十，不断地谢我。我安慰了他一会，继续我们的工作了。那天晚上，我们工作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黄保友，他说：工人的工资都发了，总共发了二十万。请领导放心。

这件事情，仿佛到此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它却使我困惑，使我迷惑不解，使我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仍然束手无策。按理说，我应该，将孙家有找到，有钱，逼他拿出钱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钱，请有关单位，拍卖孙家有的资产，变现偿还工人工资。因为，按照我对契约的理解，应该是契约双方严格遵守诺言。失信的一方，理应受到惩罚。可是，现在受到经济损失的是第三方。现在，处理类似的事情，项目部无论哪一层合同出问题，按照有关规定，都是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担责任。

一个失信的人，打乱这么多人的正常生活秩序。我们的社会，应该要通过舆论的宣传，道德的感化，法治的严惩，让失信的人丧失生存空间。

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它也许赢得了今天。但是，他失去的必将是未来。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让人生活处处设防，也是让人生畏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再不将社会诚信打造起来，经济发展空间，我看也是非常有限的。

春节，是丰收的庆贺，是来年的祝福。

春节过后，农历正月二十一上午，吴保友打电话来，说下午康有健来项目部，发孙家有班组工人工资。请你来项目部见证一下。我在电话上表示，同意他们的处理方式。答应下午两点钟，准时到工地。

下午，我和办公室主任杨强、杨磊按时到达工地。吴保友也在办公室。我和杨磊到黄保友办公室，询问春节后工地复工情况。自然少不了，慢慢谈到孙家有事件后续发展情况。看来事情在向良好的方向再发展。一会儿，康有健也到了。他说：“我昨天和孙家有的叔叔徐高明说好了，他给徐高明二十万，剩下来工程款由徐高明兜底。所以，我答应他们，今天下午来项目部，把工资按比例全部发掉。而且，我要在项目部将这二十万块钱工资直接发到工人手里。徐高明也同意了。”

我和吴保友、杨强都支持他的做法。他说他这个春节都没有过好，最近有几个朋友，介绍几下业务，他也都没有精力去和别人洽谈。所以，他想，就是损失一点，也要快刀斩乱麻，把这件事，尽快处理掉。这里损失一点，在其它地方，再找回来。

正说着，徐高明和彭来安来了。他们把工人出勤的考勤表和借支单也带来了。看来双方都报有诚意。徐高明说：“康老板，你昨天走后。我又把账算了一遍，我们说好的二十万，是包括线条粉刷那十四万。”说着，他把工人的考勤表和借支单出示了一下，说：“这里有考勤表，我也不是瞎要。我确实发不过来。”彭来安也说，他昨天晚上，也算了一夜。如果线条算在内的话，孙家有要亏损二十万。去掉线条，孙家有要少亏一点。彭来安是帮张景国带班的。日常工程量计算，和承包人算账，以及工人考勤，和工人结算工资，都是他负责。

我没有说话，只是从徐高明手中，将工人的考勤表和借支单拿来看看。考勤表不像是刚做出来的。我把考勤表和借支单交给了康有健，请他和徐高明一道，将所有的考勤表和借支单都复印一份。康有健和徐高明一道出去复印材料。

我和吴保友、杨强商量徐高明提出的问题。吴保友认为：让康有健垫付二十万，已经是康有健最大的承受负荷了。如果要康有健再承担线条款，康有健在金都华庭承包的工程量是没有这么大的利润。他也不会同意徐高明再把线条的工程款加给他。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只有让他们自行协商处理。我想，我和吴保友都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彭来安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三家抬。吴总,你拿一点，康有健代垫一点。孙家有出来，他会还给康有健的。孙家有不是那种抠七吞八的人，他做事是很够种的，也很漂亮。以前，每年过年前，他都把工人的工资，送到每个工人的家。要不然，他手下哪能聚到百把人。这么多人跟着他，他肯定有许多吸引工人跟着他干的优势。现在的工人好难带啊。这一次，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吴保友认为：他该付的工程款，他吴保友都已经都付到位了。如果康有健再向他借钱，发工人工资。他就按图纸的工程量，百分之一百付完工程款了。他不能再借钱给康有健了。

我从衣兜里拿出香烟，撕开烟盒，弹出几只香烟来，给在座的人，每人发一只。然后，又从桌面上拿起打火机，将香烟点着，慢慢地抽了起来。我的思绪很多，也很乱。这是康有健和徐高明的双方矫正、平衡，也是利益的再分配。契约，双方都不再遵守原有的约定了。而是按照已完成的工程量，和已经付出的劳动报酬，重新估量各自的得失。背信弃义的一方，开始不择手段的进攻，企图最大化地谋取自己的契约外的收入。杨强也没有说话。其实，我的心理活动，和吴保友没什么区别，只要公司不受损失，我是允许你们再平衡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一只烟的功夫，康有健和徐高明回来了。这时，我们公司质量安全处的处长姜长江，也来了。公司来了这些高管，我心里踏实多了，自信多了。

康有健、徐高明、吴保友、杨强、姜长江、杨磊，还有彭来安都到齐了。我说：“康有健，徐高明，你们要写个承诺，康有健再垫付二十万元后，一切是事情都由你徐高明负责承担全部工人的剩余工资。从此再发生任何事情，都与公司和项目部无关，不得再找公司和项目部。这次来投诉的每个工人都要签字。”

徐高明说：“事情可以这么办。但是，康有健给二十万肯定不行。我家侄儿，现在失去了联系，到底是怎么情况，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即使他他一时糊涂，我的经济能力有限，我也垫不了那么多钱。”

康有健说：“孙家有是我手下班组长，他现在失去了联系，这说明我带队伍的能力有限，是我看人看走了眼。我有错，我承担。我都垫了二十万，再多，我也拿不出了。常话说，君子顾本。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要生活，我也要养家糊口。我康有健是个够处的人。但是，你们现在是把我赶到河里去，还要把我踹一脚，让我潮得更深，更透。我康有健做人够处。但是不傻。你们不要逼我，要是逼急了，我也和张景国学。我不会像张景国那么傻，我不跑，我就是不管，我讲我没有钱，我想你们也没办法从我衣兜里硬掏。该我发给工人的工资，我都发了。就是派出所，我想，也会拿我没办法。法院更是讲理的地方，孙家有出的事，不会判叫我康有健负责吧。”

对于这件事，大家现在都心知肚明了。群体性讨薪，演变成了契约的再谈判。只是都揣着明白装糊度，只要你不突破我的心理底线，我们都可以商量。这就是当今社会契约行使的真实写照。认死理不行，太无理取闹，别人也会以牙还牙的。

理，是这么一说。事，还要按面上的文章去处理。工人是无辜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或不自觉地被某些人利用，利用来他们要挟我们。劳动就要有回报，要工资，天经地义，是完全可以理解。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别有用心的人，和正当讨薪的工人区别开来，加以不同对待。把工人的工资，发到工人的手里，是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神圣使命和不容懈怠的职责。

开会，我看很难解决问题，我就叫他们都出去，单独找康有健谈谈：“康有健，你可知道，这件事，是你康有健一手造成的，你不负责任谁负责？如果你把工人的工资卡，都发到每个工人手里，不就没有这回事了吗？你讲你不傻，工人也不傻，他们不会再把工资卡再交给孙家有手里吧。如果工资卡发到工人手里，再出现这件事。工人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找我们公司麻烦的。当着徐高明和彭来安面，我不能说。我如果这样说了，他们会推卸掉他们应负的责任。大家在帮助你，你心里应该明白。”他点头认同，沉默无语。

和康有健谈过之后，我又分别找了徐高明、彭来安、吴保友谈话。其中，和吴保友谈话，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由康有健先垫付二十五万，其余有徐高明兜底。请吴保友和工人们说，签过承诺后，明天上午来项目部领工资。工人们大部分也都同意了。

我请姜长江执笔，拟稿承诺书。然后，请徐高明、彭来安和所有工人在承诺书上签字。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认识规律，发现其运动轨迹，就好遵循它，驾驭它。处理事情可以有跳跃式的工作成果，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工作。就是不能机械，不能随主观意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样只会把事情越办越复杂，越办越糟糕。

第二天上午，事情发生了戏剧化变化。吴保友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康有健也一夜睡醒了。

吴保友说：工人一闹事就发钱。我们项目部很快会炸锅。现在，瓦工闹事，我们发钱。明天，木工闹事，我们怎么办？后天，钢筋工，大后天架子工会都闹起来。我们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康有健说：孙家有出事，应该是孙家有受到惩罚。现在是我康有健受到惩罚了，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讲是我垫钱，孙家有什么时间出来？谁能搞得清楚。他一辈子不出来，我这个钱就丢到水里了。这个钱，我不能掏，我掏，我就太瘪三了。

我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而且，从表面上看，都站得住脚。可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事情发生的根源，我们就清楚地看见，问题就发生在你们身上。谁出事，谁处理。你们出事了，板子当然打在你们屁股上。

我又掏出香烟来，给他们每人散一只。我一连抽了几口烟，将语言缓下来说：“现在不是我们激动用事的时候，是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关口。解决好了，事情会往好的方面发展。事情办砸了，我们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建设单位受到牵连，我们公司就会失去这个客户。客户的这个朋友圈子，了解到我们公司，还有你吴保友，是个没有责任心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往轻的方面说，我们会在他们脑海里产生不良的印象。往严重方面说，以后有业务，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做了。谁也不会和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共事。一个有责任心的团队，将会赢得市场的信任。这是拿金钱所买不来的。”

吴保友说，他哥哥吴朝东东马上来。他也是一家建筑企业老总。我们听听他的意见。我们都同意了。

我们在等吴朝东来。大家这几天工作太紧张了，所以在等人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不谈工作，大家只是在一起闲聊。我说：“应该没有多少钱要付了吧？康有健啊，你怎么和徐高明达成二十万协议的？春节前，我们发了二十万。张景国不会一分钱的利润都没有吧。再有十万块钱应该够了。这二十万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康有健说：“我们每年正常都是干几个工地，这样前后的活才能衔接上。去年，孙家有有两个工地，在肥东佳海有一个工地，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工人发工资时，钱也是搅在一起发。不是他们班组的内部人员，很难搞清楚，他们发工资究竟要多少钱，这就各凭各的良心了。我们干活人，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平时给钱，都是他们要，我们才给点生活费。只是到工程结束了，我们才开始算账。有钱没钱，我们都把手续办得结结束束的，都把条子打得格棱棱给他们。工程赚钱了，老板给钱了，只要他们要，我们都给。工程亏了，我们相互之间，也不赖账。只是相互之间待得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

我说：“康有健，今天晚上，你就吃点辛苦。你把自然山水的账，给我清清楚楚地算一遍。然后，再按考勤表，将每个工人干多少个工日，给我认真地统计统计，扣除每个工人的实际借支，看看结清这批工人的账，累计起来到底有多少钱。”

康有健点头同意。吴保友也非常赞成。

吴朝东来了。他先请我们将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做了短暂的思考说：“这件事出来了，首先一点应该定性，这是你们项目部，在工资发放时处理不当造成的，你吴保友和康有健不出点血，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度要把握好，要慎之又慎，方案出台前要仔细研究。方案一旦制定出来，大家都要有坚强的毅力，顽强的韧耐性，抗住各方面的压力，才会有收效。有些素质比较低的人，是什么馊主意都会想出来，什么下三滥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将三级安全教育的名单调出来，凡是没有参加三级安全教育的工人，一律都不承认是我们项目部的工人；第二，凡是没有注明项目部名称的借支单，一律都认定是我们项目部的借支；第三，凡是写过承诺要求将本人工资卡请孙家有带领的工人，一律不再垫付工资。只有这么办，才能既解决问题，又少掏钱。我曾经自己做项目时，出过类似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处理的，效果还不错。主要是其它班组没有引起连锁反应。”

大家没有更好的办法，有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吴朝东对康有健说：“和工人沟通的工作非你莫属。话怎么说，由你看情况而定，意思不能走样，原则不能动摇。开始，工人的情绪肯定很激动，给他们时间，让他们的情绪有个沉淀的过程就行了。同时，也要掌握一些策略，凡是属于真正讨要工资的，不起哄闹事的，都要做好他们工作，和他们交代清楚，确保他们的工资收益。这时候要团结一却可以团结的力量。”

康有健出去请工人们到会议室，和工人们商量：“听你们说，孙家有带三十万元跑路了。这件事和公司无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公司是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为你们办了工资卡。现在工资卡也发给你们了，工资也发给你们了。你们说，你们没有拿到钱，主要是因为你们把工资卡放在张景国手上保管。和项目部也无关现在。因为项目部该办的款，一分没少，都完善了手续。现在，所有的事，都是我的事，我请大家帮个忙，和我一道去派出所报案，只要你们将孙家有带三十万元跑路的事，给我证明证明就行了。下午回来，钱一分不少，我给你们发工资。”

工人们听到后，场面顿时像炸开的油锅，情绪激昂，有骂娘的，有发表慷慨陈词的，有说要到农民工维权中心讨个说法的，有要去市政府告状的，也有的说，去公司封堵大门，不给钱就不走路的，众说纷纭。

后来，听史奥说，徐高明在工人中挑唆，要工人将各自家中的老爹老娘接到公司，吃喝拉撒睡都在办公室，不给钱不走人，只有这样做，公司才会压着项目部，逼着吴保友、康有健掏钱，垫付工资。你们想想，春节前，你们要是不去堵路，公司会压着项目部垫钱吗？

下午康有健请工人们和他一起去经济案件刑侦大队报案，工人们都不同意去。理由很多，最主要的理由只有一个：大家都是邻居，为我那一两万块钱，和孙家有结仇，不值得。

这时有个工人起哄说：我们到维权中心去。人群一哄，走了一大半。他们可能到农民工维权中心去了。

我和吴保友、康有健，还有几个工人，到经济案件刑侦大队报案。刑侦大队的王大队长接待了我们，给我们交代了一百个政策，讲叙了一万个理由，就是不给我们立案。没办法，我们只有按照他的线路图，找遍了应去的机关和部门，跑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解决问题，只有依靠我们自己。

我们的小汽车还没有开到工地，我就接到公司办公室杨主任电话，说有一个工人，将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接到公司了。现在，他本人跑了，也不知道去哪了。你赶快到公司来，看看这件事情咋办。我二话没说，将车子调头，开往公司。

热闹了。几天来，事情没处理好，反而把事情闹大了，搞得是公司鸡犬不安。急事缓办。闹心的事，静下心来办。到公司后，我仔细询问了情况，像这样带老人到公司来，有多少个人。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个工人，接受徐高明这个愚蠢的教唆。而且，等一会，那个送老娘到公司的工人，还要把他的残疾嫂子接过来。首先报案吧，我安排人打110报案。其次，再去看这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双目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老态龙钟，看来已无行走的能力，坐在手推的轮椅车上，颤颤歪歪的，看样子，如果坐时间长了，都可能从轮椅车上摔下来的危险。我走近老人家，我问了她几个问题，发现她的智力已经丧失到几乎不能回答问题了。于是我立即安排姜长江，站在她身边，监护着，照顾着。

看过老人家，我又来接待讨薪的工人。工人零零散散都到公司来了。而且，越聚越多，几乎挤满了不大的小院子。室外院子的风，飕飕地刮着，天气很冷。我请工人进会议室坐，和工人进行平静的交流，不谈工作，不谈工资，只谈法律常识，谈伦理道德，谈社会风气。通过交流，许多工人认为，个别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们也鄙视拿老人相要挟的卑劣做法。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了这样的共识也是缓和。众怒，不可犯。众愤，不可有。和工人们有了这样的认同，我的内心平静多了。

我又回到老人家待的办公室，看见一个让我感激的一幕。我可见姜长江手里拿着一个纸杯，跑到开水间，到了半杯开水，又快步走到老人家的身边，双手举着纸杯，慢慢地送到自己的嘴边，将整个嘴唇喔成一个圆形，轻轻地吹着纸杯里的开水。凉一点，再凉一点。他害怕给老人家喂开水时，会烫着她老人家，自己先将纸杯向上提一点，抿了一小口，感觉不会烫着老人家时，才一手扶着老人家的后背，一边喂着。多么善良的孩子。他在家里，一定是爸爸的好儿子，爷爷的乖孙子。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人在做，天在看着呢。这样一个有如此淳朴仁爱的团队，用纯洁善良的爱心待人，还有什么矛盾化解不了的呢？我顿时增加了无限的信心。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时，我豁然想起刘邦的故事来了，刘邦有一次，打了个大败仗，只剩下十八骑了。这十八骑，都是核心团队人物。他没有因为失败而心灰意冷，仍然信心满满，巧夺了韩信的兵权，又开始吆五喝六的。楚霸王项羽呢，也打过一次大败仗，还剩下二十四骑。但是，他的团队没了，剩下的都是兵。他的信心没了。最后只是买弄了一下技巧，引颈自杀了。有团队，就有信心。做任何工作，团队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一会，特警到了，又过了一会，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带队的是一位副所长，看来他们是比较重视这次出警。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派出所出警，都是警长带队居多。

这位所长将我叫到一边，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他说：这件事情不好处理。第一，目前这位老人家的儿子还构不成遗弃，遗弃时间必须超过二十四小时。第二，你们之间确实存在工资纠纷。这件事情只有协商解决。于是，我们按照派出所所长的意见，大家一起开展谈心工作。

杨琴、杨磊与五六个工人一起交流：你们把自己的工资卡放在孙家有那里，现在没有拿到工资，责任在你们自己。这好比是，我们把工资发到你们手上，你们上公交车，给小偷偷了，给扒手扒了，你们应该到派出所报案，协助派出所将扒手和小偷抓起来，把你们的工资及时地找回来，使你们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我和几个听说是东海老家的工人在一起交流。我理解他们，更是同情他们，不仅是他们是我的老乡，更多的是我们都是打工族。我问他们：为什么在春节前不到肥东那家企业要工资。他们的回答更是让我哭笑不得：春节前，他们去肥东那家企业讨要工资，结果是一分钱没有要到。所以，现在乘没有上班之前，抓紧时间到你们这里来，要属于我们的工资，这是我们的血汗钱。

我说：我认为，我们这里不欠你们那么多的钱。孙家有带走了三十八万块钱。现在，你们的劳务利润百分之十应该有吧？春节前，我们已经给你们发了二十万，所剩下的工资最多不过十五、六万块钱。康有健同意在垫付二十万，为什么徐高明不同意，还要把线条十四万加上呢？

工人们说：我们不会理睬那么多，只要能要到钱，我们的工资都是孙家有欠我们的，我们不管是肥东欠的，还是你们欠的，我们只要钱，我们不会分，也分不好，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工地欠我们多少钱。孙家有的确是欠我们这么多钱。我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们心底善良，是不会骗人的。

我有些情绪激动地说：人家工地欠你们的工资，你们难道要我们公司来垫付不成？讲到全国也没有这个理，也不会有哪位领导会支持你们的意见。

我们保障的工人的合法收益。心地善良的我们，被当成软弱可欺的群体了。我该怎么办？我彷徨，我犹豫，我不知所措。

派出所一位警长和我们公司的张主任将老人家的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使我激动不已。但是，当我听说他一定要拿到三万块钱，又一下子使我从头凉到脚。因为我听说，项目部只欠他一万多块钱。可伶的私欲，蚕食了我们善良的心，淹没了我们的道德良知。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教育也应该飞跃。否则，当我们的眼睛只看到钱，脑子里只想着钱，浑身每个细胞只认识钱。那么，钱就会蛊惑人心。人，就可能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他说，要他把他老娘带回去可以，必须把欠他的三万块工资给他，他要拿着三万块钱养他老娘，今年一年全靠这三万块钱了。派出所一位警长听了他陈述的这一席话，很是理解他的处境。于是，和那位所长一起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同意支付。但是，我们只能支付我们公司所属项目部所欠的工资。我首先单独交代蔡琴，请她准备三万块钱。

我把吴保友、康有健请到办公室来，不是用商量的态度，而是用安排任务的口气说：“康有健，你把他的考勤表累加一下，看看他在项目部的工资到底有多少工资。吴保友，你叫黄家银送三万块钱来。”吴保友说，黄家银就在公司旁边的小汽车上，有钱。不一会，康有健报来数字，共计一万七千块钱。我让康有健把警长、杨主任和那位老人家的儿子请来。

那位老人家的儿子来了，一听说他只给他一万七千块钱工资，立即暴跳如雷，把大衣掀开，用手指着我说：“你有没有良心，你良心给狗吃了，你克扣我们工人用血汗换来的工资钱啊。”他的手，点点指指着。他的唾沫星，飞舞着。他的叫骂声，慷慨激昂着。

我原来坐着和他谈话，他这么一来，我的心，由平静变得激动起来，我的脸，有平常变得燥红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也冷静不聊了，立即将桌子一拍：“你不要打着农民工讨薪的幌子，到我们公司来讹诈我们的钱，我们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用我们的血汗挣来的。现在是法治社会，容不得你胡来。考勤表是你们提供的，是不是属实？项目部欠你多少钱，你心里不清楚？讨薪，合情合理的，我们维护你的权利。骗钱，讹诈，这是犯罪。我们必须严肃制止，公安部门肯定也会严厉打击。”

他怒气冲冲地把门开开，用力把门一关，说：“我老娘是死是活，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派出所所长和那位警长又找我谈话，要我从同情老人的角度考虑，答应三万元的要求吧。我解释说：“这样做肯定不行，不是三万块钱的事，我也不是舍不得掏。而是，这个恶例，不能开。只要今天晚上发了，明天，我们公司会有十个、八个老人家来，他们的子女会提出更无力的要求，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像这样的老人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出了人命，我们公司，是没有办法负这个责任的。有些事情的处理，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请你们理解，更请你们谅解。杨主任，你和领导们再辛苦一趟，再努力一下。”

他们去找老人家的儿子去了。我去看看老人家现在怎样。感人的一幕连着一幕。我们公司的杨琴同志，正将买来的面包，一点一点，掰给老人家吃，喂几口面包，再喂一口水。有这样的团队，大家在一起精诚合作，相互配合，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

通过派出所所长和那位警长以及我们公司杨主任的共同努力，终于和那位老人家的儿子谈妥了：给他两万块钱工资。他将她老娘接回家。

那位工人，将他的老娘接走了。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比较好处理了。我将工人和吴保友、康有健请到会议室，向他们说：明天上午九点，你们到项目部去，给你们发工资。只发我们公司所属项目部欠你们的工资。任何浑水摸鱼的想法，任何酸溜溜的馊主意，我劝有的人不要出，那样害人又害己。

杨主任说，我们从公司的财务处，将你们项目部的工资卡名单调出来看，有的还是国家公务员，竟然也出现在工人工资卡的名单上，这是套领工资。你们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别人想想，不要害了人家，自己还没有得到好处。工人听到这个宣布意见后，虽然是乱哄哄的，但终究也还是渐渐散去。警察同志们也回去了。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都饿极了。因为，已经到夜里一点多钟了。其实，最辛苦的是警察同志。在我们这个片区，像我们这样的中型企业，也不知道有多少家。还有居民，住户呢，什么事情，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都会及时赶到现场处理。

第二天，杨永健按考勤表，将工人工资累加起来，扣去他们的借支，只发了近五万元。

事情处理结束了。但是有许多新的问题，使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也理不出个思路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教养的良知与职业的道德，发生了矛盾吗？不应该啊，也不会吧？这事，我做对了吗？我做错了吗？谁回答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