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蕴含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作品借描写汉末三国历史事件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也是非常鲜明的。我认为它的思想倾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反对分裂，歌颂统一。小说主要通过东汉末年的激烈斗争和魏蜀吴三国兴亡的历史悲剧，描写了封建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而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暴露了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东汉末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黄巾起义。封建军阀趁镇压农民起义之机，扩展势力，割据称雄，互相兼并，战争迭起。一统的国家陷入了分裂混乱的局面,人民陷入了灾难痛苦的深渊。小说描写董卓命军士屠杀“社赛”的无辜村民,抢掠妇女财物的暴行,焚毁洛阳,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的惨景。这是东汉末年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遭受苦难的人民对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的血的控诉,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统一,安定生活的向往。

小说对统一中国的描写,采用了热情洋溢的笔调。无论是对刘备,还是对曹操,孙权,司马炎,只要是致力于一统天下的行动皆予以肯定。小说对曹操讨董卓,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征乌桓等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半壁河山的英雄业绩,是充分肯定的。对于雄踞江东的三杰——孙坚,孙策,孙权谋求统一天下的行动也是赞许的。至于刘备则是以成就帝业,一统天下为己任的。他从桃园结义开始,就打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整顿纲纪,匡扶汉氏”的旗帜。他三顾茅庐,希望诸葛亮“以天下苍生为念”,出山辅佐他“伸大义于天下”。诸葛亮为了实现一统大业的战略目标,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精力。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晋司马炎兴师灭吴,虽然写得很简略,但褒扬之情溢于言表。小说不仅歌颂晋伐吴一统天下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而且以对此的手法,描写晋伐吴是以仁义之师伐无道昏君,是救民于水火的解民于倒悬。小说这样写,既符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事实,也符合人民向往国家统一的心愿。

抨击昏君,渴望明主。社会为什么会动乱?国家为什么会分裂?人民为什么会挣扎在死亡线上?《三国演义》通过东汉三国兴亡历史的描写,形象而深刻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尖锐的指出：“致乱之由”是“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臣”,灵帝尊信“十常侍”。小说不仅一针见血的指出致乱的祸首是皇帝,还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几个亡国之君。汉献帝刘协懦弱无能，才被董卓劫持，使得曹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他被曹丕废掉，还含泪拜谢，忍辱偷生。作者对汉献帝虽有评价，但过于同情。蜀汉后主刘禅，更是一个昏庸无能、苟且偷安、对国家和蜀中百姓毫无感情的无耻之徒。作者把他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宠信宦官，祸国殃民的行径和他率太子诸王群臣“面缚舆榇[chèn]，出北门十里而降”的可耻下场，以及在魏都洛阳过俘虏生活还以为“此间乐，不思蜀”的寡廉鲜耻的劣迹，统统予以揭露，痛恨鞭挞之情毫无掩饰。东汉末代皇帝孙皓，良将不信用，忠臣多被杀，“群臣恐怖”，“国人大惧”，“上下交怨”。晋兵抵建业，他亦步刘禅后尘，归降。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有仁德实行仁政的皇帝则是竭力赞扬的，刘备就是作者塑造的明主的典型。刘备从桃园结义起，便立下“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并将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他做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刘备在曹兵急追的生死关头，携民渡江，不忍抛弃相随的十万百姓。作者不仅描写刘备的仁厚爱民，而且还写他知人善任。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诸葛亮出山，刘备委以重任；白帝城托孤，不仅悔悟自遣，而且以社稷相托。这样的好皇帝，在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的，但他身上却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与希望。

赞美忠义，鞭挞奸伪。忠义是《三国演义》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标尺。它不仅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而且适用于褒贬东汉、魏蜀吴三国及晋的所有人物，熟忠熟奸，谁义或不义，以此对照，泾渭分明。

小说塑造了许多令人敬仰的忠义之士，其中有忠于汉室的，又有忠于曹魏、孙吴和蜀汉的，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又是忠贞的典型。诸葛亮忠于刘备，虽有报答知遇之恩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忠于刘备的一统大业。为了蜀汉事业，诸葛亮不畏艰辛，不避风险，南征北战，他不是运筹帷幄。便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薄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以至于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诸葛亮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实践了他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的誓言。这一切表现了他对蜀汉实业的无限忠诚。关羽是义的化身，是勇武义重的典型。桃园结义，他们为了共同的报国安民的理想，患难相扶，祸福与共。关羽降曹操，为义约三事。关羽为义在得知刘备下落之后，便毅然挂印封金，斩官杀将，千里独行，投奔刘备。当他败走麦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孙权派诸葛瑾来劝降，关羽大义凛然的说：“玉可碎而不可改其志，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最后用自己的生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人格。关羽义释曹操历来受人指责。关羽明知军令在身，却冒军功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一统大业于不顾，放走了惶惶垂泪的曹操，这就突出了他为义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毫无疑问，关羽释放曹操，是原则错误，当时今日皆不可取，字里行间也显作者批评之意。但从艺术上讲，这样描写既符合关羽性格发展的逻辑，又强化了关羽的重义品德。

小说对于那些奸诈、篡逆、背主求荣的不忠不义之徒，则给予严厉的批判和抨击。小说中的曹操是一个奸雄的典型，作者既刻画了他的雄才大略，有重点描写了他的奸诈、残暴。小说对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皆指责为大逆不道，给予严厉抨击。对于支持篡位的王朗、华歆[xīn]，也给予抨击。

忠与义，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但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十分复杂，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历史具体的分析。对于宣扬愚忠蠢义，封建正统观念的糟粕一面，要批判剔除；对于为人民所能接受的那些传统美德的一面，要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