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别离

在这个冬天遭遇的最冷的清晨，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的梦的残片里，我还是在第二次的、重复的电话里听清了：张子亮伯伯永远的离开了。

是在1月7日20时03分，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我敬爱的张伯伯，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1月8日，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无比的苍白。这一天，像一百年的漫长。我永远失去他了。

1月9日的黎明，我无眠的暗夜依旧在继续，没有星斗也没有朝阳的曙光。漫天的迷雾里，我向着他最后短暂停留的方向走着。兖州、曲阜、泰安，这些印遍了他的履痕、嵌满了他的音容笑貌的故土，在无语的天籁中，依旧沉浸在苍茫雾色的梦寐。安谧与悲怆，竟由一扇车窗隔出生死两茫茫。这片故土，永远失去他了。

在北风骤起的泉城，赶来送别的人们低语轻声。这是最简朴的送别，没有花圈，没有哀乐。伯伯家的客厅里，一簇淡黄的菊花丛中，安放着老人的遗像；人们在这里鞠躬，静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简朴的灵堂拍照、合影，在这里伫立着，徘徊着；追忆，在这时光里停留……

所有被他关心、爱护和帮助过的人，所有当年在他身边成长的孩子，都不会忘却他的慈祥，他的和蔼可亲与平易近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张伯伯是山东莱芜人，十九岁参加革命队伍，二十一岁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九庄联防大队长、八路军四支队扩军新兵连连长，乡军事委员、乡分队长、区中队长、淄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兼武工队长、泰山区武工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莱芜县新兵营营长，淄川独立营副营长、营长，第三野战军22团参谋处主任兼一营营长。战争年代，张伯伯参加过禹王山、青龙山等战斗和莱芜、淄川、济南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先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淄博特区武装部参谋处主任、解放军南京高级步校学员、淄博兵役局作战科科长、济宁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滕县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济宁军分区副参谋长、济宁地区生产指挥部代总指挥、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

在我很年幼时，就知道这位张伯伯。济宁一带的人都叫他参谋长，或张参谋长。每次去他家里，都会见到很多的人；他总是很忙，对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亲切、热情；即便走在街上，都有许多人包括孩子们和他打招呼。他和所有的人也包括孩子握手问好，谈得兴高采烈。他特别喜欢孩子，见了总要问长问短，从不敷衍。这让我觉得，去他的家里或在任何地方见到他，都是快乐的事情。但如今，他却永远的走了，带着他的喜怒哀乐。

那时我只有几岁，在分区院子里有三个最熟悉的地方，除了三天两头进去看电影的礼堂，一年到头总离不开的卫生科，最常去和最无拘无束的，就是张伯伯家。在这里，张伯伯、王阿姨和几位大哥哥、大姐姐，都像自家人一样。我爸爸因公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我那时六岁；再去张伯伯家时，他们的眼里除了热情以外，多了一份爱怜。张伯伯总是拿出我喜欢吃的东西，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也从这时起，他开始和我单独谈论一些事，一个烈士遗孤和一位副师职首长的情谊，也从这里开始了。张伯伯、王阿姨常抽出时间来家里看我，生活、学习都要仔细过问。每当我遇到了困难，即便孩子的困惑，都会在任何时间找他；甚至找他串门，倾诉孩子的开心与不快。临走，他会在我的衣兜里塞满孩子的食品，带上给我留的烟盒。那烟盒，我一直珍藏着，直到今天成了烟盒的收藏者。那个时代，人们太热爱解放军了，街上流行抢军帽。爸爸留给我的两个军帽，都因我的弱小被抢走了；我找张伯伯告状，他上下打量我，朗声大笑着，又送了一个给我。但这顶军帽，还是被抢了，我没好意思再去告状。在张伯伯心中，人，没有高低贵贱贫富，即便孩子，也被赋予独立的人格。他讲的革命道理、人生理想，都暖暖的包容在声声问讯和无语的关怀。

直至一九七八年他离职赴泰安、济南军干所休养，我们的交往才变成了写信。二十几年我五次搬家，他写来的信依然珍藏了几十封。最后一次的信，是请人当面送的。济宁有人去看望他，回来时他让捎来了信和两袋软包装的羊汤。他在晚年，一直牵挂着济宁和济宁的人们；每次信中都嘱托问候上至老战友、老同志，下至布衣之交。他不止一次对儿女们说：“我就是一个济宁的老人”。隔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张伯伯会打电话来责问：“你这么忙啊，连个电话也没有！”而今，他竟与我们诀别，我再没有他的音讯了。但我今生不忘，在那个艰难岁月一位老人给我的关爱，不忘他那博大的胸怀对这块热土的深深眷顾。

张伯伯，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