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家乡的红薯

2014-08-30 09:23 | 作者:云静水闲 | 散文吧首发

提起红薯,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又厌。爱呢,是因为有了红薯,小时候我才没有饿肚子,才会健康地长大;厌呢,是因为红薯总是没有米饭耐吃,吃得我倒胃口。我有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做了国企高管,和他每一次见面,吃饭前他总得说一句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吃腻了,但比起小时候吃过的红薯还是好多了,我现在一听到‘红薯’两字胃就痉挛!”他这话虽然夸张点,可一点不假;每个吃过太多红薯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慨,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人对红薯更加记忆犹新。

我的老家在湘中乡下。儿时,家乡的土地上栽满了红薯;山坡,小路旁,空坪隙地,到处都是。那些披着淡绿色叶片的红薯滕低低地爬伏着,蔓延着,让绿色铺满每一寸裸露的土地。

红薯非常容易栽种,它们对环境要求非常低,生命力非常旺盛。它们有一个高贵的品质:身姿低伏在地上,果实深埋在地下。

每年的二月中旬,人们就把种薯种到了地里;初红薯滕长到一米多长时就可以割下来,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每段大约十多公分长,后泥土湿透的时候,把剪好的红薯滕随便插栽下去它就会成活。历尽酷暑,熬白秋霜,也不需要太多的照料,它们的果实在地下悄悄地长大、成熟,到秋末就可以收获。

秋末挖红薯的时候,是乡下人最开心的日子。看着一个个又圆又大的红薯,父母总是喜上眉梢,脸上荡漾着安心和满足的笑,常常听到母亲说:“这半年粮食不用愁了,吃到明年过完荒月也吃不完。”

记得那时我们家是举家上山挖红薯,只留下奶奶一个人看家。我和大妹负责割红薯滕,母亲和哥哥负责挖红薯,弟弟负责把挖出来的红薯捡到箩筐里,父亲的任务是把红薯挑回家。最少的妹妹刚学会走路不久,也来凑热闹。她双手捧起一个小红薯,摇摇晃晃走在被挖得凹凸不平的地里,没走几步,连红薯一起摔倒在地,“哇”的一声咧开嘴大哭起来。母亲忙放下锄头,一边把她抱起来,拍着她衣服上的尘土,一边哄她:“我崽莫哭,都是这地不好,等会妈妈打它。”

干活干得口渴或肚子饿了,我们就拣一个外形好看的红薯,拿到小溪里洗一下,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就大嚼起来。那味道又脆又甜,现在想起来,嘴里还能生出微甜的津液。

红薯全身都是宝。红薯的滕叶可以做猪饲料,猪一时吃不完,父母就把它们晾在屋前的采楼(木阳台)上;晾干了,来年农忙没时间扯猪草时,就拿它们切碎煮了做猪食。红薯也能喂猪,但猪却没有那么好的口福,大部分是人吃的,是人的主食(因为稻谷少)。那时有句俗话:“红薯半年粮。”往往从当年挖红薯时开始吃红薯,一直吃到来年的三四月。可餐餐吃红薯,就会没胃口。而且红薯还滞气,胀肚子,大家都不愿吃红薯。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吃饱,母亲总是变着法儿蒸煮红薯。有时,她会在红薯上蒸一碗米饭;红薯和饭都熟了,她就把那一碗米饭划成几小块;吃饭前母亲规定,每个人先得吃完两个红薯才能吃米饭。因为有那一小块米饭的诱惑,我们咽红薯的速度比平时快多了。弟弟最快,得到那一小块米饭,他两口就吞了下去,眼睛又盯着米饭碗。母亲明白弟弟的意思,又给了他一小块米饭,说:“我这一块给你。”这下大妹有意见了,嚷嚷:“我也要!”于是父亲又把他那一小块贡献给了大妹。奶奶总是不声不响地把她那一小块放到我的碗里。大哥和小妹是从来不争的。看着我们吃得开心,母亲总会高兴地说:“这红薯真是补,你看我家老大和老三都吃成‘红薯胖子’了!”这些温馨的场面在我童年的时候,经常能见到。现在想起,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仿佛就在昨天:一家人围坐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旁,外面皎白的月光透过青砖墙上那扇雕花木窗,洒在屋子一角,像李白留下的那首诗。

挖的红薯太多,一时吃不完。于是大家就在屋后的山坡上挖一个地窖,把红薯贮藏在地窖里。这样就算过上一年,红薯也不会烂。那时,这样贮藏红薯的地窖家家都有。有些人干脆就在屋子里挖一个地窖,上面盖上木板,要吃时,伸手就能拿到,方便得很。

吃不完的红薯,还能做成很多干粮、小吃。做法最简单的是薯条。先把红薯洗净,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放太阳下晒到七八成干就行。平时抓一把薯条放裤袋里,没事时拿出来嚼嚼,又爽口又带点甜味。最让人喜欢的是红薯干和“红薯粑粑”。红薯干的做法是先把红薯蒸熟,然后切成薄薄的片,放太阳下晒干或是在火上焙干。红薯干做好时,表面还附着一层熬出来糖,软软的,甜得腻人。“红薯粑粑”是把蒸熟的红薯都捣烂成泥,找一个长一尺,宽半尺的木板做模子,然后在木板上垫上一张干净的湿布,用刀把红薯泥均匀的、薄薄的贴压在垫了湿布的木板上,再把成形的红薯饼一张张放到铺了稻草的竹垫上晾晒,晒干后就成了“红薯粑粑”。“红薯粑粑”吃起来又甜又带点韧性。这两种干粮是那时乡下人最常见的,是孩子们的主要零食。过年时有时把“红薯粑粑剪”成小块,炒了吃,又香又脆又甜。这些干粮还常常被当做礼物送给城里人,城里的孩子见了,总是高兴得不得了。

母亲和奶奶做这些干粮、小吃在本地是有名的。她们做出来的红薯干和“红薯粑粑”又好看又好吃。为了做这些东西,她们常常熬,深夜里一觉醒来,我们常常能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于是在中,那甜甜的红薯干就进了嘴......却从来没有梦到过,父母们和奶奶是多么的辛苦。

红薯可以加工成红薯粉。红薯粉的加工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是洗红薯很为难。已是初天气,水里冰冷冰冷的,往往洗完一担红薯,手指都冻得僵硬了,不停地往上呵气也无济于事。母亲常常把红薯倒进一个大木盆里,用一个竹扒不停地搅动,这样又省力又省时还能免于手在水里受冻。把红薯挑到大队机房的磨粉机里粉碎后,到家里还得清洗、过滤。这个过程一般是母亲负责清洗过滤,父亲负责挑水,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夜。清洗过滤了的红薯汁液,在大木桶里经过一个晚上的沉积,第二天底下就会有一层厚厚的白色淀粉,拿出来晒干就成了像面粉一样的红薯粉。红薯粉的用处就多了。随便拿一些红薯粉放进大碗里用水稀释,再在里面加一个鸡蛋,搅匀,放进油锅里煎成薄薄的饼,再切成条状的小块,加些辣椒炒一下,就是一道可口的菜。我们把这叫红薯豆腐。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这可以算是美味了。这种美味也不是经常能吃到,母亲为了让我们多吃几个红薯,才多做了几次。父亲笑称:“这叫红薯饭,红薯菜,红薯来开会,红薯为我们保平安。”

红薯粉能制成很多吃的产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打红薯粉丝。

打红薯粉丝时,村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村的人都来了,男女老少,各有分工。挑水的,烧火的,和粉的,递粉团的,打粉的,捞粉丝的,晾粉丝的,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大坪里支起一口大锅,锅底的火熊熊燃烧起来了,水沸腾了。这时就该父亲出场了。父亲手里拿着一只方形略圆的特制大木勺,勺底布满了小孔。红薯淀粉早已拌得不干不湿,一个大叔递了一团放进父亲的木勺里。父亲站在灶上,左手把木勺端平对准下面冒着热气的大锅,右手握拳,对着木勺里的湿粉团一拳一拳打下去,木勺底下就垂下了十几条白色的线,这些白线入水后不久就浮了起来,变成暗绿色的粉丝。守候在锅边的两位大婶,赶忙用一双长长的竹筷把粉丝捞起来,放进旁边盛了半桶凉水的桶里凉着;接着就有人把凉了的粉丝剪断,拿到预备好的竹竿上晾好。父亲的拳头不急不缓,不轻不重地砸着,木勺底下的白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变成粉丝。母亲和奶奶则加入烧火和晾粉丝的行列。一村的人一户一户按顺序打红薯粉丝,往往一干就是一天一夜。中间父亲累了,也有人接替父亲的活。孩子们不甘寂寞,有这么好的机会,自然得玩个尽兴。他们围在旁边闹着,帮着倒忙,有时偷几根刚出锅的粉丝放进嘴里嚼着。于是,喊声,笑声,打粉团的“嘭嘭”声,组成了一首快乐的歌,合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往往这时,已经离过年不远了。

红薯粉丝好吃又好收,还常常被当做礼物送给人。就是现在,我还常常收到别人送来的红薯粉丝,可吃起来总是觉得没有童年时吃过的那么地道。

童年时那些关于红薯的事,太多了......

几十年过去了,红薯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每次回老家,再也看不到满山的红薯,取而代之的是野草。一些幸存的老人告诉我,被抛弃的东西不只是红薯,还有很多,比喻过年时的龙灯、狮子、车马灯......

有些时光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但我们却总想抓住记忆里的某些东西不放。虽然我对红薯的记忆有快乐也有心痛,可我却总是不能忘记,就像不能忘记父母和奶奶。父母一生清苦,勤劳,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若说贡献,就是把我们兄妹五人都养育成人。父母甘于清贫,随遇而安,淡泊从容,知足常乐,——我相信,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而他们的人生竟和红薯有惊人相似的特点——身姿低伏在地上,果实深埋在地下。

转眼又是 秋天,风凉凉的。我慵懒地坐在阳台上,看着阳光下那些绿色的树,青青的草;似乎能嗅到它们淡淡的忧伤,和对生命无限的眷念。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推了一辆小车来到楼下的马路上;小车上有一个小火炉,炉上烤着一堆红薯。几个小孩马上把小车围住了,你争我夺买红薯吃。一股浓浓的烤红薯清香随着微风慢慢飘进我的鼻孔。多么熟悉的香味!母亲也来到了阳台上, 看到孩子们围着小贩的车抢着买烤红薯吃,忽然说:“你还记得不?你六岁那年,有一晚,家里烤了很多红薯当晚餐,你们都吃不下去。你父亲发火了,说谁没有吃完一个红薯就不准睡觉。你的弟妹们都狠着劲吃了,只有你,剩下半个再也不肯吃,后来你父亲还打了你......你恨你父亲不?”怎么能不记得?怎么会记恨?我亲爱的妈妈,还有死去的父亲!我对母亲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眼睛有点湿润。母亲转头望着远方,嘴里喃喃地说:“没想到现在的红薯成了稀罕之物,我们那时的红薯又大又圆,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听着母亲的话,我眼前又出现了童年时家乡的山坡上一层一层的红薯土,土里爬伏着的碧绿的红薯滕叶;还有红薯干,红薯片,还有欢声笑语,还有父母、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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